I

我所，相信的我灵魂深处的那个呼声——由于这个呼声，我还相信我所相信的其他一切——并不命令我单纯泛泛地行动。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一般原理只有通过我对许多事实的自由观察与思考，才能形成，但决不在这些原理本身表现一种事实。我的良心的这种呼声只命令我在我生存的每个特殊环境中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避免什么；我只要留神听它，它总是在我生存的一切场合伴随着我，并且在我必须行动的地方，它决不拒绝给我以开导。

它直接建立起信念，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要我表示赞同；我是不可能同它抗争的。

听从这呼声，忠诚老实地、无拘无束地、无所畏惧地、不假思索地服从这呼声，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空洞游戏了。某种事情之所以必须做，纯粹是由于它必须做；这就是在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并且仅仅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为了认识它，我有知性，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

只有通过良心的这种命令，我的表象才具有真理性和实在性。我不能不注意它，不服从它，而不同时背弃我的使命。

所以，我不能拒绝对于良心的命令所引起的实在性的信仰，而不同时否认我的使命。我必须服从这呼声，这是绝对真实的，用不着进一步加以检验和论证，并且这是初始真理，是其他一切真理和确实性的基础；因此，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有由于这样一种服从的可能性而被假定为真实的与确实的东西，对我来说就都是真实的与确实的。

在空间里有一些现象飘浮在我面前，我把关于我自己的概念推广到这些现象上去，我设想它们是与我一样的生物。一种推勘到底的思辨的确已经向我教导说，或会向我教导说，这些在我之外的假想的理性生物都不过是我自己的表象活动的产物；我依照我的思维的需要加以指明的规律，不得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概念体现到我自己之外，并且依照同样的规律，这个概念只能被推广到一些特定的直观上去。但我的良心的呼声却这样向我喊道：“不管这些生物本身是什么，你都应该把它们当作自为存在的、自由的、独立的、完全不依赖于你的生物来对待。你可以象业已知道的那样设想，它们能完全不依赖于你，而完全由它们自己设定目的，你决不要妨碍实现这目的，相反地，应该竭尽你的一切所能，促其实现。你应该尊重它们的自由，以爱慕的心情掌握它们的目的，就象掌握你的目的一样。”——我应该这样行动；我的一切思维都应该被引向这一行动，只要我下定决心，听从我的良心的呼声，我的一切思维就都可能并且必然会被引向这一行动。因此，我将永远把那些生物视为自为存在的、不依赖于我的、能制定与实现目的的生物。从这个观点看，我不可能对它们有别的看法，而那种思辨则会象一场空梦，在我眼前烟消云散。我刚才说过，我把它们设想为与我一样的生物，但严格地说，它们最初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于我，并不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而是由于我的良心的呼声，良心的命令，它说：“在这里你要节制你的自由，在这里你要想象和尊重异己的目的”。——正是这个命令才被翻译为一种思想，认为在这里确实真有象我一样的生物，它自为地存在着。如果不这样看待它们，我就必定会在生命中否认我的良心的呼声，在思辨中漠视我的良心的呼声。

飘浮于我面前的还有另一些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与我一样的生物，而是一些无理性的东西。思辨不难证明，关于这类东西的表象是怎样仅仅从我的表象能力及其必然的行动方式产生的。但我也通过需求、欲望与享受来把握这些东西。某种东西成为我的食物与饮料，并非由于概念，而是由于饥渴及其满足。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威胁我的感性生活或唯独能维持这种生活的东西的实在性。良心既尊崇这些本能，同时又限制这些本能，因而便参与了维持这种感性生活的事情。“你应该维持、锻炼和加强你自己和你的体力，因为在理性的方案中是估计到这种力量的。而你所以能维持这种力量，仅仅是由于你合乎目的地按照这些东西固有的内在规律去享用它们罢了。在你之外还有许多与你一样的生物，它们的力量也象你的力量一样是被估计在内的，也只有用你那样的方式才能加以维持。你要允许它们享用它们那部分东西，就象你享用你那部分东西一样。你要尊重属于它们的东西，作为它们的所有；你要合乎目的地处理属于你的东西，作为你的所有。”——我应该这样行动，我应该顺应这样的行动而思维。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服从它们固有的自然规律的，这些自然规律虽然为我所认识，却是不依赖于我的；因此，我当然不得不认为它们有一种不依赖于我的存在。我不得不相信这些规律，我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规律，而那空洞的思辨则象旭日初升时的迷雾一样，将会消散。

总之，对我来说没有一种单纯的存在是与我无关的，是我单单为了直观而直观的；一切对我存在的东西，都是由于它与我有关才存在的。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却只有一种对我的关系是可能的，其他一切关系都只不过是这种关系——即我的使命在于合乎道德地行动——的变种而已。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职责的客体与范围，而决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没有我的世界的另一些属性；我的全部能力和一切有限能力都不足以把握另一个世界。一切对我存在的东西，都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使我感到它的存在和实在性，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我才能把握它，对于另一种存在我则没有任何宫能。

是否真的存在着象我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作出下列彻底的、无庸置疑的回答：我肯定真有这些特定的职责，它们对我表现为针对这样的客体的和在这样的客体之中的职责；我只能在我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想象它们，完成它们。即使对于那种从未考虑过自己固有的道德使命的人——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人——来说，或对于那种虽然考虑过这一使命，但并没有下丝毫决心要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去完成它的人来说，他的感性世界和他对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除了产生于他的道德世界的概念以外，也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产生出来。虽然他不通过思考自己的职责来把握这个感性世界。他却一定会通过要求自己的权利来把握这个世界。他也许从来都不要求自己做到的事情，他却一定要求别人对他做到；他要别人采取深思熟虑、合乎目的的态度，把他不当作没有理性的东西，而当作自由独立的生物来对待；这样，只要别人能满足这个要求，他当然也就不得不把别人设想为深思熟虑的、自由独立的和不依赖于单纯自然力量的。在使用与享受他周围的各个客体时，虽然除了享用它们之外，他根本不设定别的目的，他却至少也得要求占有这种享用，作为一种权利，而必须让别人不侵犯他对这种享用的占有；因此，他也是用一种道德概念把握没有理性的感性世界的。

凡是自觉地生存的人，没有一个会放弃这些尊重他的理性、独立与自存的要求；这些要求即使与承认他心灵中的道德规律无关，也至少在他心灵中与严肃认真、解除疑惑以及信仰实在有关。只有对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否认他固有的道德使命，否认你的存在和物体世界的存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单纯试验思辨有多大能力，你才可以用实际行动触犯他；你可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象他根本不存在或只是一块原料似地对待他——这样，他便会立刻忘却他那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对你十分恼火；他会严厉地责怪你这样对待他，说你既不应该也不可以这样反对他；这样，他就用实际行动向你承认，你当然能对他发生影响，他是现实存在的，你也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你对他发生影响的中介也是存在的，你至少对他负有职责。

因此，既不是各个在我们之外的假想的物——它们对于我们之确实存在和我们对于它们之确实存在，仅以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为限度——的作用，也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和思维所虚构的空洞映象——我们的想象力的产物确实会表现为这样的产物，表现为空洞的映象——而是对我们的自由和力量、对我们的实际行动以及对人类行动的一定规律的必然信仰，才建立起对于在我们之外存在的实在的一切意识，而这种意识本身也无非是信仰，因为这意识是建筑在信仰基础上的，但又是一种从上述必然信仰必然产生的信仰。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完全在行动着，我们应当以一定方式来行动；我们不得不认为这行动有一定范围，这范围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实际存在的世界；反过来说，这世界除了是那范围以外，绝对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也无论如何不会扩展到那范围之外去。是从行动的需要才产生出对于现实世界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地从对于世界的意识才产生出行动的需要。行动的需要是在先的，对于世界的意识则不是在先的，而是派生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才行动，而是因为我们注定要行动，我们才认识；实践理性是一切理性的根基。行动规律对于理性生物是直接确实的。理性生物的世界之所以确实，仅仅是由于行动规律是确实的。除非整个世界连同我们自己都陷入绝对虚无境地，我们便无法否认这些规律。我们只有靠我们的道德活动，才能使我们出乎这种虚无境地而挺立起来，面临这种虚无境地而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