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恍惚惚地开车回家。我做着必要的事情——选正确的路，遇红灯停，打转向灯——但都是在机械地做，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

没有转接。那就意味着马特不在莫斯科，他在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在红笔标出的那个区域，和尤里在一起。但是为什么呢？

可是他为什么要骗我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阵恐惧袭来，席卷我的全身。

回到家，妈妈在厨房的烤炉边上，马特平时就站在那里。她戴着围裙，我已经买了好几年的一条围裙，平时都放在抽屉里，从来没人碰过。厨房里弥漫的味道把我带回了童年——肉饼，从我小时候起她就一直在做的那一种肉饼。还有土豆泥——都是亲手做的，里面加了很多黄油。这些食物不是我买的那种预先煮熟只用微波炉一热就能吃的食物。到处都是熟悉的味道，令人倍感舒心。

我向她打了招呼，向孩子打了招呼。脸上挤出笑容，适当的时候点头，适当的时候问适当的问题。在学校怎么样？双胞胎今天还好吧？我人在那里，心却早就飞到了别处。我满脑子都想着红笔圈出来的那个区域——马特就在其中的某个地方。

晚饭时爸爸坐在马特的椅子上。他坐在那里有些古怪，似乎他不应该坐在那儿。妈妈挤在埃拉旁边，桌旁人太多，但还是勉强挤下了。

我脑中浮现出马特的样子：五花大绑，枪顶头上，逼他讲电话——告诉我他在莫斯科。应该这样想对吧？这也是唯一合理的画面，他撒谎只有这种可能。我低头看着肉饼，却没有了胃口。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惊慌失措呢？我难道不应该很慌乱吗？

妈妈问孩子们一天过得怎么样，努力引导对话，不让饭桌冷场。爸爸把肉饼切成小块，分给双胞胎，刚切好一点儿，他们就用小手抓进了嘴里。

埃拉回答着她的问题，喋喋不休。但是卢克却很安静，他低头看着盘子，手里的叉子拨弄着盘里的食物，不聊天，也不吃饭。我希望能带走他的苦痛，我希望能把他的父亲带回来，让一切都回归正常，带回他的笑容。

埃拉讲起操场上发生的一件事，标签游戏。我看着她，在恰当的地方说一些恰当的话，一些敷衍之词，好让她以为我在听，好让她继续讲下去，但是我的眼神却不停地飘向卢克。有那么一刻，我抬头发现妈妈在看着我，脸上写满了担忧。是为卢克担忧，还是为我担忧，我也不清楚。四目相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我知道她也想带走我的痛苦，就像我对卢克一样。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已经睡下，我来到卢克的房间，坐在他的床头，注意到他的旧毛绒熊塞在身旁的被窝里。毛绒熊已经烂了，耳朵和头的连接处撕破了，填充物从里面冒出来。他过去常常抱着这个毛绒熊在屋子里四处走，还带去学校，午睡时抱着，晚上也要它陪着睡觉。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它了。

“亲爱的，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说道，尽力保持着恰当的语气——轻软、温柔。

他把毛绒熊抱得更紧了，黑暗中他睁着眼，棕色的大眼睛，明亮而聪慧，和马特的那么像。

“我知道爸爸离开后你很难过。”我说，我感觉自己说得很勉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怎能让他感觉好受些呢。但我肯定不能告诉卢克真相。

“爸爸离开不是因为你或弟弟妹妹。”我刚开口就后悔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可父母一方离开的时候不都是这么对孩子讲的吗？好让孩子放心不是他们的错。

他闭上眼，一滴眼泪流了出来。他的下巴颤抖着，极力想要忍住泪水。我抚摸着他的脸颊，多希望能将他的痛苦转移到我身上。

“你是怕这个吗？”我说，“担心是自己让爸爸离开的吗？你完全不用——”

他使劲儿摇了摇头，抽噎了起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亲爱的？只是有些伤心吗？”

他微微张开嘴，下巴抖得更厉害了。“我想要他回来。”他低声说着，泪流不止。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的心都要碎了。

“他说过要保护我。”他的声音很轻，我都怀疑自己听的对不对。

“保护你？”

“不受那个男人伤害。”

这些话使我一下就惊呆了。恐惧袭来，我吓得全身冰冷。“什么男人？”

“来我们学校的那个男人。”

“有个男人去了你们学校？”我的耳边嗡嗡直响，血气往上直涌。“他和你说过话吗？”

他点了点头。

“他说了什么？”

他快速地眨着眼睛，眼神有些游离，好像在回忆什么。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然后他摇了摇头。

“那个男人说了什么，亲爱的？”

“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说‘向你妈妈问好’。”他抽噎了一声，“真是奇怪，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怪。”

俄罗斯口音。毫无疑问。“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宝贝？”

他看起来有些焦虑、害怕，像做错了事一样。“我告诉过爸爸。”

那一刻我的心跳都要停了。“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你什么时候告诉爸爸的？”

他想了一会儿。“他离开的前一天。”

双胞胎出生后五个月，马特和我才有机会一起出门，就我们两个人。我父母从夏洛茨维尔赶来过周末，我们的作息终于正常了。双胞胎在婴儿床里睡，晚上能睡很长时间，直到后半夜才醒来一次。晚上我的父母应该能看得住他们。

马特说他安排好了，我也乐于放松，期待一个惊喜。我以为他会预订那家新开的意大利饭馆，我一直都想去试试，但那里太安静，不适合带孩子。

他不告诉我要去哪儿，只让我跟着。我原本感觉这样很有魅力、很有趣，能给我留一些遐想空间。但是等到了我才意识到：他知道如果提前告诉我，我会拒绝。

“靶场？”我盯着一座巨大而丑陋的仓库前挂着的大牌子，泥土地的停车场停满了皮卡车。他开着卡罗拉，颠簸地开进一个空车位，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你所谓的惊喜？”

我讨厌枪。他知道我讨厌枪。我的生活一直伴随着枪。爸爸是一名警官，每天都要配枪——小时候我每天都会担心他被子弹击中。他退休之后，仍然习惯带枪。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痛点。我不想家里有枪，他却离不开枪。于是我们只能互相妥协。他来我这里住的时候可以带枪，但是必须是没有上膛的枪，而且要一直锁在旅行用枪支保险箱里。

“你需要练习。”马特说。

“不，我不需要。”我老早就擅长射击。进中情局的最初几年，我想样样在行，准备接受任何任务。但是我故意让持枪证过期，我很愿意做办公室工作，离家也近。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碰过枪了。

他停好车，转头看向我。“你需要。”

我心底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当时我最讨厌的莫过于射击。我可不想这样度过我的夜晚。他也应该知道我的想法。“我不要，我不想。”

“这对我很重要。”他一脸恳求的表情。

我听到楼里回荡着射击的声音，听得我毛骨悚然。“为什么？”

“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我很困惑。“我是一名分析员。坐办公室的。”

“你需要准备好。”

那一刻我被彻底激怒了。“准备好什么？”

“俄罗斯人！”

他的情绪突然激动，使我沉默了。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听我说，你在俄罗斯部工作，对吧？”他的语气平和了一些，“如果某一天他们盯上了你怎么办？”

我看到他一脸的担忧。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我的工作会令他害怕，不知道他会为我的安全担忧。“不是这样的。他们不会——”

“或者孩子。”他打断我，“如果他们盯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我想争辩，告诉他这不会发生的，俄罗斯人不会“盯上”一名分析员的，不会的。所以他们肯定也不会盯上我们的孩子。他真的以为我会找一份陷孩子于危险的工作吗？但是他的神情却俘获了我，让我无法争辩。

“求你了，薇薇？”他说着，又露出恳求的神色。

这对他很重要。我思量着。这是他需要的。“好吧。”我说，“好吧。我会练习的。”

要说我最了解马特的地方，那就是他爱我们的孩子。

我从心底也相信他是爱我的，但我有些犹疑，毕竟我是他的目标。但是孩子呢？在我看来，他毫无疑问是爱他们的。他看他们、与他们交流时的神态——都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难以相信他会离开，留卢克一人从公交车站走回家，留其他三个孩子在日托中心等着。

这也是我不相信这一切的原因。因为，如果他知道有人把卢克牵扯进来，他不可能离开，留下我们独自面对。

他会追击那个接近我们儿子的人。

那天深夜，房子里安静下来之后，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偷偷瞥了一眼客厅角落里我父母睡觉的折叠沙发。爸爸轻声打着鼾，妈妈的胸部起起伏伏。我轻轻走到爸爸睡的一侧，床头柜上有一串钥匙，我拿起那串钥匙。

呼噜声依然响着，没有丝毫变弱。我瞥了妈妈一眼，看到她的胸部仍然有节奏地起起伏伏。我走到墙角，他们的行李旁，打开大行李箱，拿出几件叠好的衣服，仔细翻找着，终于看到了。那个旅行用枪支保险箱，埋在最下面。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找到一串钥匙里最小的一把，插进锁孔里，转动了一下，锁咔一声开了。我定身看向我的父母——依然睡着。然后我打开保险箱，拿出了枪，枪在我手里很轻，但同时又很重。我拿起杂志，一盒子弹。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地毯上，合上保险箱，锁了上去。我把保险箱放回行李箱最底下，在上面放好衣服。我们的约定是，爸爸在我家里不能动枪。他根本不会发现枪不见了。

我把钥匙放回到床头柜，小心翼翼地避免发出叮当的声响。把杂志和一盒子弹塞进浴袍口袋里，然后像来时一样轻手轻脚地离开房间，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把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