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和第三天上班时，马特的话一直在我脑中回荡：这样我就能退休。

“薇薇，这之后我们就能彻底与他们了结了。”

每次我都会努力把这些话、这种想法从脑中赶走，这正是我想要的。但我怎么能去做他们要求的那些事情呢？——载入那个程序，让俄罗斯人了解我们的秘密，危害我们的特工。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所以我只能工作。在搜索栏里输入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搜寻这里面每个人的一切，搜寻着某种东西，证明其中某个人可能是间谍首脑，或将某些人从清单中排除来压缩清单。

但是一周过去了，几乎没有任何成效，只排除了少数几个名字，没有找出任何一个可能是间谍首脑的人。

毫无希望。

那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孩子们又睡了，马特在那里还没睡，他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播放着一个节目——某个家装节目。我刚走进屋，他就按下遥控器，电视画面消失了。

“嘿。”我走进屋里，在电视旁徘徊。

“嘿。”

“孩子们都还好吧？”

“还好。”他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儿。我不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他很反常。

“发生了什么？”我问。

“不要担心。”

我张开嘴准备说话，准备争辩，但还是忍住了，我闭上嘴。“好吧。”我要担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已经精疲力竭。

我们尴尬地互相看了几分钟，然后他站起了身，拿起桌上的婴儿监视器，向楼上走去。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转身看向我。“你还会考虑照他们说的做吗？”

“插入那个U盘？”

“对。”

我细细地观察了他，他明显不正常，有什么事困扰着他。“我不能做。我知道你认为我应该做，但我就是不能。”

他久久地看着我，额头上堆起了皱纹。“好。”他说出这个字的方式有些不同，像是认命了，像是了断，我的目光一直紧追着他，直到他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很久。

第二天上班时，依然和前一天一样毫无成果，但那天晚上我却没有加班。我很早就回家了，但走进家门的时候，房里却很安静。

已经快到晚餐时间了。卢克和埃拉应该在争吵，蔡斯和凯莱布应该在尖叫，或咚咚地敲打。马特应该在厨房做饭，在调停争吵，用我不知道的方法搞定一切。

然而，屋里一片安静。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有人吗？”我对着空荡荡的房子说。

“嘿，妈妈。”我听到有声音。我向屋子深处走去，看到卢克坐在厨房的饭桌前，作业摆在身前。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马特，也没有找到其他孩子。

“嘿，宝贝。爸爸去哪儿了？”

“他不在这儿。”卢克也没有抬头，眼睛盯着身前的试卷，攥着铅笔在试卷上写着。

此时，我的惊慌转为恐惧。“他到公共汽车站接你了吗？”

“没有。”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去接你吗？”

“是的。”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在包里翻找出手机，在快速拨号菜单里找到马特的号码。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瞥了一眼手表，学校还有十九分钟关门，孩子们还在那里吗？电话直接转入语音信箱。我挂断了电话。

“好的，宝贝。”我尽力克制着声音中的惊慌。“我们去学校接弟弟妹妹。”

在车里我又试着打马特的手机，还是转入了语音信箱。他去哪里了？我不断地超车，脚像焊在油门上了。孩子还在那里吗？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老天啊，他们可一定别乱跑。

我等不及要去那里探个究竟，又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另外一个快速拨号菜单里的号码，学校。电话刚响了一声，秘书就接起了电话。“我是薇薇安·米勒，”我说，“我打不通我丈夫的电话，想问问您他有没有接走我们的孩子。”我不断地默默祈祷着。老天啊，他们一定要在那里啊。

“我查查。”她说。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知道她在查看前台的登记簿，我们接送孩子都会在上面签字。“好像没有。”她说。

我闭上了眼，顿感宽慰，但又伴随着新的恐惧。“谢谢。”我对她说，“我在去您那儿的路上。”

孩子们还在那里，谢天谢地，孩子们还在那里，如果能亲眼看到他们，感觉会好千百倍。可是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呢？那里就要关门了。马特知道这些规定，而且他也应该知道我不会及时回家来接他们。

恐惧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全身。卢克独自一人在公交车站，独自一人在家，其他孩子被扔在学校。早就过了接孩子的时间。

马特走了。

天啊。马特走了。

“妈妈！”汽车后座传来卢克的声音，惊醒了我，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他睁大双眼看着我。“绿灯了！”

我朝他眨了眨眼，然后看向前方，绿灯变成了黄灯，后面的一辆车朝我按着喇叭。我踩了一脚油门，加速冲过红绿灯路口。

我回想起昨晚我们两个说的话。我说我还是不会做他们希望的事情。他说“好”的方式，他脸上的神态，他是不是终于意识到无法说服我载入那个程序，因此没有必要再逗留？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他会让孩子们自己照管自己，不顾他们会发生什么。这不像马特。

我们赶到学校，开过马路牙子。我把车停进一个车位，勉强停在两条停车线之间，刹车踩得太重，手提包从副驾驶位滑到了地上。我拔出钥匙，匆匆抱出卢克，冲向前门。我用余光扫了一眼时钟——晚了两分钟，二振还要罚款，每个孩子每分钟五美元——但是我不在乎。我刚进门就看到了他们三个，在前台旁，和主任一起等着。

我一下子安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之后会这样如释重负。我是觉得俄罗斯人可能伤害他们？我不会认为马特会带走他们或伤害他们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厘清此时脑中混乱的想法，但我并不在乎。

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在主任眼中是多么疯狂，全家人在大堂拥抱可能又要耗掉一分钟，又要十五美元。此时我只关心他们在这里，和我在一起。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让他们离开我。

我们立遗嘱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其实卢克出生之前我们就该立下遗嘱。但是直到有了两个孩子，我们才不紧不慢地来到华盛顿特区，来到白宫前街一座高楼里的律所，坐下来和律师谈这件事。

立遗嘱本身很简单，没用多少时间。我们指定我的父母为遗嘱执行人，一旦我们两人都遭遇不幸，将由他们处置我们的财产，同时还指定他们为孩子的监护人。这样的安排并不理想，但是我们两人都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足够信任的亲朋好友。

从律所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说起这件事，如果我们都遭遇不幸，他们要怎样照顾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解决卢克的坏脾气。”我笑着说，转头看向后座上熟睡的卢克。“我们俩至少还是要有个人一直伴在他身旁。”

马特一直看着路，没有回头。我看着他，嘴角的笑意渐渐散去。“你还好吗？”我问。

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

“马特？”

他匆匆瞥了我一眼。“嗯，嗯。还好。”

“你在想什么呢？”我追问道。他表现得有些奇怪。是因为遗嘱的事吗？还是因为我的父母成为了监护人？

他犹豫了一下。“只不过在想，如果我遇到不幸该怎么办？”

“啊？”

“比如，就我一个人出事。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会怎样？”

我轻声一笑，有些许不安。

他回头看向我，眼神很严肃。“我是认真的。”

我扭开头，看着风挡玻璃，看着车子从我们左侧超过，其实我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孩子们当然会有问题，从他们刚出生时起，需要观察他们在婴儿车里能否正常呼吸。后来，他们稍微长大一些，又要操心他们吃饭。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害怕自己会离他们而去。他们的生命如此纤柔，如此脆弱，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会失去马特。他是我的基石，一直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这时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到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我马特在车祸中丧生。或是站在一位外科医生面前，听他讲马特犯了心脏病，他们已经尽力了。我的生活将留下巨大的空洞，变得不完整。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天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可能撑不下去。”

这种想法与说法使我内心产生了动摇，感觉好像不再了解自己了。那个独自一人横跨四大洲旅行的女孩，那个研究生期间为了能住单间而做两份工作的女孩怎么了？就过了这么几年，我怎么就变得这么依赖别人？

“你必须撑下去，”他轻声说，“为了孩子。”

“是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扭头看向他，他直视着前方，下巴的肌肉抖动着。我的思绪被搅乱了，我闭上嘴，回头向风挡玻璃看去。

“如果我遭遇任何意外，薇薇，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照顾好孩子。”

我扫了他一眼，看到他额头上的皱纹，和一脸的焦虑。他不相信我没有他也能独自照顾孩子？他真的这么看轻我吗？“我当然会。”我为自己辩护道。

“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你要忘记我，坚持下去。”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为什么会想这些。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只想这次对话赶紧结束。

他看着我，令人不安地好长时间没有看路。“答应我，薇薇，答应我你会为孩子做一切事情。”

我抓住车门，紧紧地抓住。我为什么要答应他这些？我当然会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及一个普通人，远远不够好。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像蚊子一样。“我答应你。”

我载着四个孩子回到家，用微波炉加热了晚饭，把他们都安顿到饭桌前。他们都不停地问起他——爸爸去哪儿了？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实话。我不知道。希望很快就能回吧。

卢克几乎没有动晚餐，埃拉很安静。其实我也不应该奇怪，马特是他们的依靠，只要他们需要就会出现。

我不一定会何时出现。他不是。

我给他们四个都洗了澡，穿上睡裤，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等他走进门，等着我的电话铃响。我不停地看手机，害怕来了短信却没听到提示音，尽管我已经检查过好几次铃声音量。我刷新了电子邮箱，尽管知道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给我写邮件了。

他肯定会用某种方法和我联系的，是吧？他不能就这样消失了。

我终于把他们都安顿上了床，然后独自一人下了楼。我洗了碗碟，擦干。屋里一片寂静，令人感觉孤单难耐的寂静。我捡起玩具，放回到玩具箱里。我感觉就像在时间中漂浮，就像在等待他走过房门，抱住我，为回家太晚道歉，就好像我意识到他可能不会再回来，可能已经走了，但是我无法消化这个事实，无法相信这件事会发生。

我回想起多年前那一次尴尬的车程，想起那一段对话。如果我遇到不幸该怎么办？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会怎样？这些话是警示吗？是他在警示我，有一天他可能会消失吗？

我摇了摇头。这讲不通，他不会这样离开，他不会就这样把孩子扔在那里。

直觉告诉我，他出事了。他遇到了危险。但是我又能怎么办？我不能去找当局，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也不能告诉别人，我甚至都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遇到麻烦。

恐惧和绝望在我心里搅作一团。

我想起赶往日托中心时的惊慌，因孩子而惊慌。如果我认为马特遇到了麻烦，出了事，难道不应该也为他惊慌吗？我现在不就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吗？

或许我错了，或许内心深处我认为是他自己离开的，或许我很高兴他这样做。

这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此明显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我走进卧室，来到衣帽间，从架子上拉下那个装着正装鞋的鞋盒。跪坐到地毯上。我几乎不敢打开它，害怕我所发现的，尽管我已经知道答案。

我打开鞋盒，看到了那双鞋，里面空空如也。

枪没有了。

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我依然盯着那空空的鞋洞，好像那支枪会再出现一样。他离开了。这几个字在我脑中不断回响，我伸出手指揉着太阳穴，好像这样就能挡住这些想法一样。他没有，他不会的，肯定还有别的解释。

最后，我伸手从后裤兜里抽出手机，在快速拨号菜单里翻出一个号码。

“妈妈？”我听到了电话另一头她的声音。

“宝贝，出什么事了？”

我什么都还没有说，她怎么就知道我出事了。我咽了一口唾沫。“你能和爸爸过来住一段时间吗？我需要帮手照看孩子。”

“当然可以。没事吧？”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宝贝，马特去哪儿了？”

我努力地整理思绪，努力地张开嘴。“走了。”

“多久？”

我哽咽了。“我不知道。”

“哦，宝贝。”我妈妈说，声音有些不忍，我再也忍不住了，默默地哭泣，在黑暗、孤独的房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