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呼吸。我已经抹掉了这些。我完全按照马特说的做，冒着风险，插入那个U盘。然而，我眼前还是出现了这些，就放在我的腿上，可以把我抓起来的证据。这是某个人带到我家里的。

我移开第二张纸，去看下一张和再下一张。计算机语言，一串我不能完全读懂的字符。我也不需要读懂，这是我的活动记录和搜索记录，是我看过马特照片的证据，也是我删除文件夹的证据。

我听到身后的门开了。“薇薇？”马特叫我。

我没有抬头，我抬不起头，就好像忽然间最后一点儿力气也耗尽了。我们都顿了一会儿，我能想象出他站在我身后，靠在门口，低头看着我，看着那几张纸，瞥见一些内容，他会像我一样震惊吗？

我感觉他靠近了一些，然后看到他也坐到了台阶上，坐在我身旁。我没有看他，我不能。

他伸手拿过那几张纸，我没有阻拦。他翻看着里面的内容，轻轻地弹敲着纸页，一句话也没有说，把纸塞回了信封。

我们又沉默了。我专注地呼吸着，看着呼出的每一口气变成白雾，再消散。我甚至都不知道该问他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脑中混乱的想法，使之形成清晰连贯的内容。于是，我等着他说话，等着他回答我没有说出口的问题。

“这是保险。”他终于开口说。

恐怕不是。不止保险那么简单，远不止那么简单。

“是警告，”他继续说，然后他的声音更轻了，“他们想确保你不说出去。”

我转身面对着他。天气寒冷，他面红耳赤，鼻子也红了，他没有穿外套。“这是勒索。”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一刻，他也凝视着我的双眼，我拼命想要读懂他的表情。担忧？我不知道。他扭头看向别处，说：“是的，是勒索。”

我低头看着街道，我们推着双胞胎的婴儿车走过的人行道，也是卢克学骑自行车的地方。“他们来过这里，”我说，“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他们一直都知道。”

这几个字如一记重拳，他们当然知道。突然间一切都不再安全。“孩子……”我勉强地说出，有些哽咽。

我用余光瞥见他正摇着头，很坚定地摇着头。“孩子不会有危险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声音就像在耳语。

“我为他们工作，在他们看来，这些孩子是……他们的。”

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让我放心，但却令我更加恐惧。我张开双臂抱住自己，转身背对着街道，有一辆轿车朝我们驶来，引擎轰鸣，车前灯摇晃着进入视野。是源家的车。他家的车库门开了，车子驶入私人车道，停入车位。引擎还没有关上，车库门就落下了。

“我今天做的……”我说着，却失声了。我又试着继续说道：“本应该抹掉这些的。”

“我知道。”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他们手里有这些？”

“我也不知道。”他的额头上是弯弯曲曲的皱纹，他的眉头打了结。“我发誓，薇薇。我不知道，他们一定是想办法登录到程序上了。或是某人能够拿到搜索记录。”

又有车灯闪过，一辆我不认识的车子。车子从我们身边经过，继续向前开去。我看着那辆车，直到尾灯也消失了。

“他们也不会用这些证据做什么。”他说，“这样会暴露我的身份。”

有个想法逐渐变得清晰，能让这一切都说得通，我试着厘清这个想法。

“他们不会随便丢掉二十二年……”他说。

我还在思考那个想法，将它组织成文字，五个字，五个字就能解释一切。我说出这五个字，慢慢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来。

“他们拥有我。”

我为什么会这么幼稚？我可是中情局分析员啊。我知道这些内鬼工作的运作方式，如此气势汹汹。他们会让你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拥有了你，勒索你做更多的事情，越来越多，根本无路可退。

“不是这样的。”他说。

“当然是这样的！”

“他们拥有我。你是我的妻子，他们不会这样对你的。”

“真的？”我直愣愣地看向信封，因为这信封可不像他说的那样。

他脸上闪过一丝表情——犹疑？——但很快就消失了。他转身背向我，面朝着街道，我们都安静下来。那五个字有压倒性的力量，在我脑中不停地回响，嘲弄着我，他们拥有我。

“他们会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我终于开口说。

他摇了摇头，但不太坚定，好像并非真心。或许因为他内心深处也明白，他们拥有我。

“只是时间问题。”我说，“他们会要求我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该怎么办？”

“我们会想到办法的。”他说，但是这种承诺听起来很空洞。“我们一起面对。”

我们会吗？我想。我看着一盏街灯闪烁了一下，然后灭掉了。

我们有过吗？

卢克出生的那一天，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准备，却对这小人儿产生了超越一切的全身心的爱，我渴求能够保护他，随时陪伴他。

他出生的第一个月令我狂喜，当然也很耗神，但是却很美好。第二个和第三个月却有些不同，每天醒来，知道自己离回去上班又近了一天，就要让某个不是他的父母、不可能像我一样爱他的人照管他，而且每天要离开他那么多个小时，要度过那么多漫漫长日。这都是为了什么？我不觉得自己能起到什么作用，再也不这样觉得了。

我希望自己还在非洲部工作，但是那个职位已经没有了，被别人占了，现在的职位也算是第二好的选择了。不是吗？回去上班的日子终于到来时，我已经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我们把卢克送到社区最好的日托中心，这是一家排队报名的人数最多，名声最佳的日托中心。我准备了一个小冷冻箱，里面装满了瓶装的母乳，认真地打上标签。还有铺婴儿床的床单、尿布和湿纸巾，所有必要的东西，我都打包准备好了。我也为自己挑了一套新衣服，丝质的衬衫和裤子，可以遮住因为生孩子长的几磅肉，我希望这样的装束能给自己多一些自信，度过这最难熬的一天。

结果看来，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再怎么准备我也克服不了把卢克交给一个陌生女人的情感障碍，我在门口转过身，发现卢克正看着我，有些警觉，有些困惑，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目光里充满了疑惑：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婴儿房的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上班的一路上都在哭，到办公室的时候眼睛都哭肿了。丝质衬衫上留下了泪痕，感觉就像丢掉了一条肋骨。那天早上有三个人来过，欢迎我回来，问起卢克的情况，每一次我都忍不住会哭起来。最后肯定是消息传了出去，因为那一天余下的时间同事都刻意躲开我，这也恰好如我所愿。

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卢克已经在婴儿床里睡着。他在日托中心里没有打盹，所以睡觉的时间就早了一些。我错过了，我一整天都没有陪他，这一天永远都回不去了。一周五天这样的日子，我怎么忍得了每天只能看到他一个小时？我又在马特的怀里崩溃了。“我做不下去了。”我哭着说。

他抱住我，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等着他同意，我等着他说听凭我自己选择，说如果我想在家陪卢克，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如果我想要找一份新工作，收入减少了我们也能过下去；我们会卖掉房子，搬出这片区域，我们可以不旅游，不存钱，也不出去吃饭。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紧张：“会好起来的，宝贝。”

我呆住了，抬头看向他。我想要他看着我的脸，看着我有多严肃。他了解我，他能理解。“马特，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我在他的眼中能看到和我一样的痛苦。我又靠到他肩膀上，感觉开始放松了下来。他能理解，我知道他会理解的。他又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起话，“坚持住，”他说，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穿了我，“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几天过去了，几周又过去了。我每天都去上班，如今这份工作就像一个谎言。唯一的宽慰就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从限制区域的电脑中追查出任何东西。除了那两天的工作成果之外，看来U盘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我留心所有传闻流言，阅读一切能拿到手的报告。而且除了那个信封之外，我从马特，他们俄罗斯人那边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中情局最初将关注点放在尤里身上，想要在莫斯科追踪到他。联邦调查局则埋头调查照片上五个人的身份——直到大概一周之前，一位分析员偶然在一个已知间谍招募人的电脑里发现了同样的五张照片，和详细信息。联邦调查局追踪到这五个人，审讯了他们，认定他们与尤里没有关系，很可能只是俄罗斯人想要招募的人。调查局很快就把尤里从日程中抛开——不过又是一个低级别的间谍招募人——不久之后中情局也一样。

我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对他的关注越少越好。另外，联邦调查局确定尤里没有参与潜伏间谍项目之后，奥马尔对我的怀疑也稍减，至少减少了一点儿。自那以后我和他聊过几次，对话也越来越友好，变得更正常。我发现他还是不能完全信任我，但已经有所好转。

还有彼得，彼得最近来得不多。伯特在一次早会上告诉我们说，凯瑟琳的身体情况恶化得很快，这已经是彼得缺席第三次早会了。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海伦哭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眼含泪水。几天之后，凯瑟琳去世了，彼得终于回来工作了，但是从那以后就如一具空壳，心碎潦倒，肯定不会去在意我。

马特和我的生活也如履薄冰。我怪他引出这样的事，不止因为他向我撒了这么多年的谎，把我牵连到这种事情里，而且还怪他去找尤里，告诉俄罗斯人所有事情，出卖了我。

家已经不安全了。我换了锁，加装了一个固定插销。我一直关着百叶窗，并且切断了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无线扬声器的电源，扔进一个箱子，放到了车库里。孩子、马特和我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关上手机，取掉电池，我要求马特也像我一样做。他看我就像个偏执狂，认为我疯掉了，好像这一切都无意义，但我不管。我不知道谁在监视我们，谁在监听我们，但是我要假想有人在做。

那个信封送到后不久的一天，我提前下班，去镇上另一头的商场手机店，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便用现金买了一部预付费一次性手机。之后，我一直将手机藏起来，我没有告诉马特，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是感觉自己应该有一部。

孩子是我唯一的救星。我发现自己经常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沉浸在每一个细小的时刻里。家务、煮饭、清洁——现在都无所谓了，我让马特收拾残局，维系生活。而我只是坐着，看着。这是他欠我的。

他也知道这些。他每个星期都给我送鲜花，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饭菜随时备好，衣服都洗干净叠好。照看闹得最凶的孩子，调停孩子的一切争吵，接送孩子，玩耍和课外活动的任务他也全包了下来，好像这样就能弥补近乎葬送我们的谎言，而那谎言依然有可能葬送我们。

那是一个星期五，距离我发现那张照片、距离我们的生活改变已经过去了五周。白天变长，气温升高，树木又绿了，草地绿油油的，春天终于来了。我也终于感觉我们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新季节，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提前几个小时下班，准备带孩子去集市。我们把车停在一大片草地上，穿橙色背心的志愿者引导长长的一排商务车和越野车入位。我们艰难地停好车，马特推着双座婴儿车穿过草地，我牵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的手。埃拉一路上蹦蹦跳跳，她太兴奋了，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们整晚都看着孩子们玩各种玩具：旋转茶杯、波浪滑梯、龙形状的迷你过山车。看着他们快乐的表情，那些价格昂贵的门票也都值了。我们用手机拍了照，六个人分了一块油炸蛋糕，溅了一身糖粉的双胞胎成了我们的笑料。

我们站到火车前，小火车绕着轨道跑。当晚最后一班车，四个孩子都上了车——卢克和凯莱布坐一个车厢，埃拉和蔡斯坐上另外一个，四个孩子都笑着。我感觉自己开心得心都要爆掉了。

马特要拉我的手，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的一个动作。几周来，我一直躲着不让他碰。但今天我没有。他的手指绕住我的手指，我感觉到他温暖、柔软的皮肤。但就在这时，现实又猛压下来。我想到俄罗斯人，想到那个谎言，想到U盘和随时会来的牢狱危险——过去几周塞满脑子的这些事情——但是过去这几个小时的幸福时光里，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本能地想要抽回手。但我没有，而是牢牢地抓住。

他向我笑了笑，把我拉到身边，一时间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像过去一样。我感觉潜意识里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或许是时候原谅了，是时候向前看，去拥抱生活，不再生活在恐惧中了。他或许是对的，那个信封不过是个警告。但我并不需要这个警告，因为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而现在我了解了事实，或许他们就不会再找我。我们可以找到抛开这一切的方法。

小火车在起点处停了下来，我走过去抱起凯莱布，另外三个孩子自己爬了出来，蔡斯东倒西歪地跟在两个年长的孩子后面。我们把双胞胎塞进折叠婴儿车里，穿过草地，走回车旁。埃拉紧紧地抓着一只气球，卢克戴着一顶塑料帽，最开始他还坚持自己长大了不适合这样的帽子，但最后还是要了。婴儿车在不平坦的路上颠簸着，双胞胎在婴儿车里却很安静。等我们来到商务车旁时，他们俩都睡着了。

我抱起蔡斯，马特抱起凯莱布，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抱到车上。我们微笑着示意埃拉和卢克安静，努力让他们从持久的兴奋中平静下来。我看着卢克系上安全带，又帮他检查了一下。“做得不错，小伙子。”我说，我瞥了另一侧的马特一眼，他正帮埃拉系安全带，小心地把气球塞进车里。而后我打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

我看见了它。

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黑色马克笔，我名字的大写字母，放在我的座位上，和上次在我的信箱里的那一封一样。

我当场僵住了。我凝视着，呆呆地凝视着，忽然感觉血气上涌，耳朵嗡嗡作响，别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孩子的声音消失了，除了耳鸣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动起来，我在脑中对自己说。拿起来。我确实动了起来，拿起信封，坐进车里。我隐约听到身后有些声音，马特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上了车，但是我没有转身。我正凝视着腿上的那个信封，眼角的余光瞥见他僵住了，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也看见了。

我迫使自己抬起头，和他眼神交流。我们眼神交流了很久，很多无言的思考。

后座上传来说话声，埃拉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动，卢克问发生了什么。

“好啦，好啦。”马特说，故作轻松的语气，但我能听出来有些异样。“就要发动啦，就要发动啦。”他转动钥匙发动了引擎，倒车出了车位。我又盯着那个信封，知道自己要打开它，看看里面是什么。

谁放在这里的？尤里？别的什么人？他们怎么进到我们锁住的车里的？他们一定是在跟踪我们，他们现在正看着我们吗？

我把信封翻过来，用手指划开密封条。我翻开信封，看到里面——一个U盘，褐色的，就像上次马特给我的那个一样，我带到办公室的那一个。我摇晃信封，倒出里面的东西，一小张纸随着U盘一起掉出来，一张纸条，同样的大写字母。

就像上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