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循线追查 第十一章 上海特快车

如今众人忆起往事经过,表面上像是有一连串事件压缩在这段时期里。杰里的人生走到此处正是圣诞节前后,期间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连续漫无边际地应酬,也在最后一刻包好一连串包裹,寄给猫咪,在夜半时分以红绿冬青图案的纸拙劣地包好。追查瑞卡度行踪的申请,经修正后已正式向表亲提出,而为了对马铁娄解释得更详尽,史迈利本人将申请函带到别馆。可惜的是,申请函卡在圣诞节,再加上即将沦陷的越南与柬埔寨,结果申请函一直到新年过后数日才走完美国相关部会,有海豚档案上的日期为证。的确,史迈利与马铁娄以及马铁娄的缉毒署友人那场关键的会议,一直到二月初才开会。事情耽搁了,让杰里的精神备受压力,圆场内部在理智上欣赏他,但在持续的危机气氛中,并没有人表示同情或采取行动。针对这一点,依个人立场而定,有人或许会再度怪罪史迈利,然而除了召回杰里之外,很难想像史迈利还能做出什么动作。尤其是库洛,他热情洋溢地继续报告杰里的意向。五楼夜以继日赶工,几乎没有人记得圣诞节,只有在二十五日正午举办个相当简陋的酒会,下午休息时康妮与妈妈们播放女王的演说,音量开得非常大,为的是让类似吉勒姆与默莉·米金的异端感到羞愧。这两人觉得女王演说爆笑,还在走廊上怪腔怪调学舌作乐。

正式将山姆·科林斯引进圆场微薄的支薪阶级,发生在元月中某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有轻松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轻松的一面是他遭到逮捕。星期一上午,他于十点整抵达,并未身穿晚礼服,而是整洁的灰色外套,纽扣孔别上玫瑰,在寒风中显得出奇年轻。但史迈利与吉勒姆出差,与表亲闭门研商,看门人与管理组人员皆未接获允许进入的指示,因此将他锁在地下室三个小时,害他直发抖,怒气冲天,直到史迈利回来,证实两人有约,他才恢复自由身。至于他的办公室,也闹了不少笑话。史迈利原本将他安排在四楼,在康妮与狄沙理斯隔壁,无奈山姆不喜欢,希望到五楼,他认为那里对于代理协调人的身份比较合适。可怜的看门人有如苦力,得把家具搬上搬下的。

黑暗面较难描述,但有些人试过。康妮说山姆冷感,形容词选得难听;对吉勒姆而言,山姆饥肠辘辘;对妈妈们而言,山姆鬼鬼祟祟;对掘穴人而言,山姆过于圆滑。对不明白背景的人,最奇怪的事莫过于他自给自足的程度。他不调阅档案,也不愿将责任左拢右揽过来,几乎不使用电话,只有偶尔赌马,或是关照俱乐部的经营状况。然而,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微笑。打字员宣称,他连睡觉都在办公室里,周末还亲手打扫清洗。史迈利与他面谈时大门深锁,谈话内容一点一滴传至团队耳里。

没错,那名女孩在万象的确与两个常去加德满都的嬉皮凑在一起。没错,他们甩掉她后,她确实请麦克尔沃帮她安插工作。没错,麦克尔沃把她介绍给山姆,认为光靠姿色她必有可供利用之处。上述一切,多半吻合女孩家书中的描述。山姆当时手上有两三件低级别的缉毒任务待办,除此之外,拜海顿之赐,他无事可做,所以心想干脆安排她去与飞行员鬼混,看看有何发展。他没向伦敦报告,因为当时伦敦样样封杀。他径自试用她,以自己的管理基金付她薪水。后来发展出瑞卡度。他也派她追寻一条老线索,到香港追查金块暴利集团的动静,直到后来他才了解这女孩只会闯祸。山姆说,瑞卡度将女孩从他手中接收过去,安排她到印支包机上班,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他还知道什么?”吉勒姆以愤慨的口吻质问,“那样太不够意思了吧?打乱了阶级顺序,还干涉到我们的行动。”

“他懂得她。”史迈利捺着性子说,然后继续研究杰里·威斯特贝的档案。近来杰里的档案成了他的主要读物。“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免不了稍微勒索他人啊,”他以令人抓狂的容忍态度说,“偶尔接受他人勒索,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而康妮却以罕见的粗俗口气引用显然是约翰逊总统对FBI局长胡佛的看法:“乔治宁愿拉山姆·科林斯进帐篷,对着外面小便,不愿他站在帐篷外面向内小便。”她大声说,像女学童痴笑着自己的斗胆直言。

更特别的是,一直到元月中,在狄沙理斯博士持续调查柯背景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查出某位希博特先生仍健在。此人代表浸信会至中国传教,柯申请就读伦敦的法律学院时,他是推荐人之一。

如此一来,事件脉络更加繁杂,记忆中难免遗漏,因此堆砌在杰里身上的压力更加沉重。

“他有可能受封骑士。”康妮·沙赫斯说。他们在电话中已谈过。

场面非常严肃。康妮剪短头发,头戴深棕色帽子,深棕色套装,手提内装无线电麦克风的深棕色手提包。小车道外停了一辆蓝色出租车,开着引擎与暖气,匈牙利街头艺术家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船形帽,佯装打盹儿,却暗中接收并记录对话,收录在座位底下的仪器里。康妮原本夸张的身形外表,此时显得端庄节制。她手握一本文具处的笔记簿,一支公家圆珠笔夹在她的风湿指间。至于冷淡的狄沙理斯,重点是让他的打扮稍微现代化。在他抗议声中,他穿上吉勒姆的条纹衬衫,配上相称的深色领带。结果令人微微称奇,竟然相当具有信服力。

“这事极为机密。”康妮对希博特先生说,音量大而清晰。这句话她在电话里也说过了。

“极度机密。”狄沙理斯喃喃地附和,双臂乱挥,最后一手肘别扭地落在凸起如瘤的膝盖上,另一只龟裂的手掌握住下巴,然后搔着下巴。

总督推荐过了,她说,现在由理事会决定是否通过推荐案,再向白金汉宫推荐。说到白金汉宫时,她朝狄沙理斯抛出压抑的一眼,而狄沙理斯立即微笑起来,爽朗却矜待,如同参加脱口秀的名人。他的灰发涂上发油,模样(如康妮事后的说法)宛如涂抹上肉汁、准备送入烤箱一般。

“所以希望您能了解,”康妮说,她的腔调标准如女主播,“为了防止崇高的传统蒙羞,必须进行甚为彻底的调查。”

“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应和,朝狄沙理斯的方向眨眨眼,“哇,不得了。白金汉宫,听到没,朵乐丝?”他年纪非常大。数据上注明八十一岁,然而五官却到了无法增添岁月痕迹的年龄层。他围着神职人员项圈,身穿棕黄色羊毛衫,手肘部位缝上真皮补丁,披着披肩。背景的灰色海洋在他的白发周围形成光圈。“德雷克·柯爵士,”他说,“说真的,这一点我倒没有料中。”他的英格兰北方口音之纯净,犹如顶上雪白的头发,都有可能是伪装。“德雷克爵士,”他重复,“哇,不得了。是不是,朵乐丝?”

女儿与他们坐在一起,三四十岁,金发,身穿黄色裙衫,施粉却未涂口红。自从少女时期过后,她的脸蛋似乎从未历经任何事,惟一稳步消逝的是希望。她开口讲话时会脸红,不过她鲜少发言。她准备了一些甜点,三明治做得薄如手帕,茶籽饼放在小布垫上。为滤出茶汁,她用一片胚布缝上珠子以增加重量。天花板垂挂着尖头星形羊皮纸灯罩。直立式钢琴靠着墙边,《慈光引领》的乐谱摆在架上。吉卜林的名诗《倘若》挂在空荡的壁炉之上。海景窗两旁的天鹅绒窗帘厚重,如同用来遮掩人生废弃不用的一部分。房子里没有书,连《圣经》也付之阙如。有一台非常大的彩色电视,还有一长串的圣诞卡,横向挂在绳子上,翅膀向下垂,犹如中弹飞禽即将落地的模样。这里找不到可以回忆中国海岸的事物,除非将冬海阴影算在内。这一天天气不好不坏,也没有风。在庭园里,仙人掌与灌木在寒气里乖乖等候。步道上的行人快步走过。

康妮说他们希望做笔记,因为根据圆场流传的说法是,偷到声音后,应该留下笔记,当做是预防万一,也可以当做掩护。

“噢,尽量去写吧。”希博特先生语带鼓励,“我们又不全是大象,对不对啊,朵乐丝?朵乐丝啊,记性可好着呢,跟她母亲一样好。”

“这样的话,我们想先了解的是……”康妮说。她同样保持谨慎的态度,以配合老人的步调。“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是我们访问所有关键证人的标准程序,希望了解您与柯先生结识多久,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

她其实是以略有差异的语言说,描述一下你与海豚案的关联。

老年人论及他人时,其实是在谈论自己,面对消失的镜子端详自己的影像。

“我一出生就注定为上帝服务,”希博特先生说,“我祖父,他是神职人员。我父亲,他也是,在英格兰西北的麦克莱斯菲尔有片好大的教区。我叔叔十二岁就死了,不过他还是宣誓入教,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二十岁就进传教训练学校。二十四岁,我坐船到上海,加入主生教会。船叫做帝国女王号。就我记得,服务生比乘客还多呢。真是的。”

他说,他的目标是在上海教书学语言几年,后来碰巧转到中国内陆教会,迁居内地。

“要是能在上海教书学中文就好了,我喜欢那种挑战。我一向喜欢中国人。主教的工作并不光鲜,不过照样完成任务。这些个罗马学校啊,比较像是你们那些修道院,以及和修道院相关的东西。”希博特先生说。

曾经信奉耶稣会的狄沙理斯,淡淡一笑。

“我们是从街头找来小朋友,”他说,“跟你讲啊,上海这地方鱼龙混杂,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们碰过各种人各种事。黑道、贪污、卖淫,多得是。我们也有政治、金钱、贪婪、各种惨事。凡人的生活,在那边全找得到,对不对啊,朵乐丝?她记不得了,真的。大战过后,我们也回去过,是不是?不过他们马上把我们赶出来。她那时不超过十一岁吧,是不是?后来那地方面目全非,不像上海了,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是不是啊,朵乐丝?”希博特先生说。他非常留心代表两人发言。“我们喜欢这边的空气。好喜欢。”

“非常喜欢。”朵乐丝说,然后清清嗓子,对着大拳头咳嗽。

“所以只要能找到人,一概拉进教会,”他继续说,“我们找到方小姐。记得黛西·方吗,朵乐丝?你当然记得——那个拿着铃铛的黛西。算了,她其实不记得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呀。黛西就像魔笛手一样,只不过她拿的是铃铛,而且她不是男人,而她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可惜后来堕落了。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人,直到日本鬼子来了。黛西她会上街,猛摇着铃铛,摇个不停。有时候老万查理会陪她去,有时候我会陪她去,我们会选择码头或是夜总会区,也许是去提防后面吧,那条街我们称作血巷,记得吗,朵乐丝?她其实不记得了。老黛西会摇着铃铛,叮当,叮当!”他回忆起来不禁大笑:他清楚看见黛西就在他面前,因为他在无意识间举起一手做出激烈摇铃的动作。狄沙理斯与康妮礼貌性地加入大笑的行列,然而朵乐丝只是皱眉。“霞飞路,那地方最糟糕了。在法国租界,没什么好惊讶的,罪恶之家就在那一带。那种地方其实到处都有,上海只是塞满了一大堆。他们叫做罪恶之城。那样叫就对了。后来有几个小孩子聚集过来,她会问:‘你们有谁没娘?’会有两三个举手。不是一次两三个,而是这里一个,那里又一个。有些小孩子会说谎,比方说是为了吃顿白米晚饭,结果吃了一巴掌后被扫地回家。不过我们总能找到几个真正没娘的小孩,是不是啊,朵乐丝?渐渐的,我们集合了一个班,最后有四十四个小朋友,对不对?有些住宿,不是全部。圣经班,教教读写算数,教一些地理历史。我们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了。”

狄沙理斯为了克制不耐烦的性情,凝神注视灰色大海,不愿移开视线,然而康妮则持续笑脸迎人,以示景仰,双眼寸步不离老人的脸。

“就是这样,黛西才遇上柯家兄弟。”他继续说,不顾跳跃式的逻辑。“在码头那边,对不对啊,朵乐丝,来寻找他们的母亲。他们是从汕头北上,兄弟俩。是哪一年来着?一九三六年吧。德雷克只有十岁或十一岁,他弟弟纳尔森八岁,两人瘦得像晒衣架,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吃一餐了。他们一夜之间变成白米基督徒,不骗你!那个时候的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我是说英文名字。他们是船民,潮州人。我们从来没找到他的母亲,是不是啊,朵乐丝?‘被枪射死,’他们说,‘被枪射死了。’有可能是日军,也有可能是国民军。我们一直都没有问出究竟。又何必问呢?她在上帝身边,那就好了。干脆什么都别问,继续过日子。小纳尔森的手臂血肉模糊,看了好吓人,骨头断了,穿透衣袖,大概也是被炮弹炸到的。德雷克一手握住纳尔森没受伤的手,起先说什么也不愿松手,甚至也不让他自己吃饭。我们以前常说,他们两人之间只用一只手,记得吗,朵乐丝?德雷克会坐在餐桌前,一手抓着弟弟,另一手拼命喂他吃饭。我们找来大夫,连大夫都没办法分离兄弟俩。我们只好忍耐了。‘从现在起,你叫做德雷克。’我说,‘你呢,叫做纳尔森,因为你俩都是勇敢的水手,怎样?’是你母亲的点子,对不对,朵乐丝?她一直都想生个男孩。”

朵乐丝望着父亲,本想说什么,最后却改变心意。

“他们以前常摸她的头发,”老人以略为神秘的语调说,“摸你母亲的头发,摇黛西的铃铛,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他们从来没看过金头发。喂,朵乐丝,添一点‘溲’吧?我的凉了,他们的肯定也凉了。溲是上海话的茶。”他解释,“广东人则说‘洽’。以前有些单字,现在我们还用,也不知道为什么。”

朵乐丝发出气急败坏的嘶声,跳出客厅,康妮抓住机会说话。

“是这样的,希博特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笔记里都没有弟弟这个人。”她以稍显责备的语气说,“您说是弟弟,小他两岁,还是三岁?”

“怎么会没有纳尔森?”老人讶然说,“他好疼弟弟的!德雷克一辈子都疼纳尔森。什么事都帮弟弟。没有纳尔森的记载,朵乐丝?”然而朵乐丝人在厨房,准备“溲”。

康妮参考笔记,露出严厉的微笑。

“恐怕要怪我们自己人喽,希博特先生。政府单位在兄弟姐妹栏留下空格。看样子没过多久,香港会出现一两张红脸,不骗您。纳尔森的出生年月日,您该不会还记得吧?记得的话可省下不少麻烦。”

“不记得了,怎么会记得!黛西·方会记得,当然,可惜她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黛西也会帮他们挑一个。”

狄沙理斯拉拉耳垂,低头下去。“他的中文名字,记得吗?”他以尖嗓子脱口说出,“如果要查的话,中文名字可能很有用。”

希博特先生摇摇头。“没有纳尔森的记载!保佑我的灵魂!想到德雷克时,怎么可能没想到他身边的小纳尔森?两人就跟面包和芝士一样,我们以前常说。孤儿嘛,那也难怪。”

从走道,他们听见电话铃响,令康妮与狄沙理斯暗暗称奇的是,他们竟清楚听见厨房里的朵乐丝冒出“该死,天杀的”,一面冲向电话。在渐次升高的茶水壶呜咽声之外,他们听见愤怒的打电话声的片段。“怎样?为什么不是?如果是该死的煞车,干吗说是离合器?不要,我们不买新车。去你的,我们要的是把老车修好。”然后重重骂一声“天呀”,挂掉电话,回到厨房面对尖叫的茶水壶。

“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康妮轻柔地提示,面带微笑,然而老人摇摇头。

“那可非问老黛西不可喽,”他说,“她老早上天堂去了,保佑她。”老人宣称不知道,狄沙理斯似乎正要质疑,但康妮以眼示意他闭嘴。让他讲下去,她暗中要求。逼急了,可能全盘皆输。

老人坐的椅子是旋转椅。无意识之间,他以顺时针旋转,现在面对大海说话。

“他们就像粉笔和芝士,”希博特先生说,“从没看过差别这么大的兄弟,也没看过信仰这么坚贞的兄弟,是事实。”

“差别在哪里?”康妮以诱导的口气问。

“小纳尔森啊,他最怕蟑螂了,别的不说。我们当时当然没有现代这种卫生设备,上厕所要到外面茅屋,哇,那些蟑螂啊,像子弹一样到处乱飞!纳尔森说什么也不肯靠近。他的手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吃饭快得像斗鸡,不过他宁愿一连憋上好几天,也不愿意去茅屋。你母亲千拜托万拜托,就希望他进去。黛西·方拿棍子伺候,我现在还看得到他的眼神,有时候会一直看着对方,完好的一手握拳,让对方觉得会被他变成石头,那个纳尔森啊,从出生那天就叛逆。后来有一天,我们望向窗外,看到他们两人,德雷克一手搂着小纳尔森的肩膀,带他走上小路,在他方便时在一旁陪他。船民的小孩,走路姿势不太一样,注意到了吗?”他问话的声音清亮,仿佛他们就在眼前。“O形腿,因为拥挤。”

房门哗然打开,朵乐丝以盘子端着刚泡好的茶进来,放下茶具时发出不少噪音。

“歌喉倒是一样好。”他说完再度沉默,凝望大海。

“唱赞美诗歌的歌喉吗?”康妮以爽朗的声音提示,朝擦亮的钢琴瞥一眼。钢琴上摆着无蜡烛的烛台。

“德雷克,他啊,只要你母亲坐在钢琴前面,他什么都会扯开喉咙唱。宗教颂歌。‘有座碧绿小山丘啊。’德雷克啊,愿意为你母亲割喉。可是小纳尔森呢,我从来没听见他唱一句。”

“后来听到了嘛。”朵乐丝提醒他,口气严厉,但他选择不去注意女儿。

“午餐晚餐时,他不肯说阿门,饭菜都撤走了,不肯说就是不肯说。他从一开始就爱跟上帝吵嘴。”他突然精神一振,大笑起来。“我老是讲啊,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其他人只是表示礼貌而已。没有跟上帝吵过嘴,就不是真正改信基督教的人。”

“可恶的修车行。”朵乐丝喃喃说,电话挂掉了仍火气十足,一面用力砍着茶籽饼。

“端去!你们司机还好吧?”希博特大喊,“要不要叫朵乐丝端去给他吃?一个人在外面,一定冷死了!带他进来,去啊!”在两人来得及响应前,希博特先生又开始谈论战争。不是德雷克的,也不是纳尔森的,而是他个人的战争,以残缺不全的图像记忆拼凑而成。“好笑的是,那时有很多人觉得日本鬼子来得正好。给那些中国国民军暴发户一点教训。也给共产党颜色瞧瞧。结果呢,好久以后情势才开始逆转。一直到开始轰炸之后。欧洲商店关门,大班也全家撤离,乡村俱乐部变成医院。可是还是有人嚷嚷‘别担心’。后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把我们全关起来,是不是啊,朵乐丝?结果害死你母亲。她的耐力不够,因为得过肺结核。尽管如此,柯家兄弟还是过得比多数人好。”

“噢。怎么说?”康妮询问,大感兴趣。

“他们拥有耶稣的知识,能引导他们,安抚他们,是不是啊?”

“当然了。”康妮说。

“自然是了,”狄沙理斯也应和,扣住十指互相拉动,“的确是的。”他说得虚情假意。

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说,教会也关门,黛西·方拿着铃铛带着小孩加入难民潮,有的坐推车,有的搭公交车或火车,不过多半是徒步,往上绕去,最后到重庆。蒋介石的国民军已经在重庆建立临时首都。

“不能让他讲太久,”朵乐丝一度警告,偏头偷偷告诉康妮,“他会疯癫起来。”

“噢,我能讲很久,亲爱的。”希博特先生以窝心一笑纠正她,“我一辈子,该看的都看过了。想做什么随我高兴。”

他们饮茶聊着庭园。定居此地后,庭园一直令他们伤脑筋。

“他们告诉我们,要种就种有银色叶子的那种,能抵抗盐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朵乐丝?好像种不活吧?”

希博特不知因何提起,妻子过世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等待与亡妻会合。他在英格兰北部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伦敦服务一阵,传播圣经福音。

“然后我们搬来南部,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这边的空气。”她说。

“是不是会开个宴会啊,在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问,“德雷克应该会把我们列入邀请名单吧。想想看哪,朵乐丝。你会喜欢的。皇家庭园宴会。礼帽。”

“可是您回到过上海,”康妮最后终于提醒他,一面翻动笔记来唤回他的思绪,“日本人战败,上海重新开张,您回上海。当然妻子没有跟您回去了,不过您还是回去了。”

“噢,是啊,我们是回去了。”

“所以您又见到柯氏兄弟了。大伙见了面,欢欢乐乐叙旧一阵,一定是。是不是这样啊,希博特先生?”

一时之间,他似乎没将问题听进去,但忽然间他慢半拍地笑了出来。“哎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小朋友啦。机灵得很哪!还在你面前猛追女孩子呢,朵乐丝。我老是说啊,德雷克本来会娶你的,亲爱的,如果你给他任何希望的话。”

“噢,别乱讲了,老爸。”朵乐丝喃喃地说,对着地板摆出苦瓜脸。

“纳尔森呢,他呀,血气方刚啊!”他以汤匙喝茶,小心翼翼,仿佛在喂小鸟。“‘夫人呢?’德雷克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想找你母亲。‘夫人呢?’他把英文全忘光了,纳尔森也一样。我后来不得不再帮他们上课。所以我告诉他。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看过够多人死掉了。但又不是说已经麻木了。‘夫人死了。’我说。其他没什么好说了。‘她死了,德雷克,她和上帝同在。’以前没看他哭过,以后也没有,不过他哭了,看了更让我疼爱。‘我失去了两个母亲,’他对我说,‘母亲死了,现在夫人也死了。’我们为她祷告。不然能怎样?小纳尔森呢,他不哭也不祷告。他不同。他从来没有像德雷克一样接受她。不是个人因素。她是敌人。我们全都是。”

“‘我们’指的是谁,希博特先生?”狄沙理斯以诱导的口气问。

“欧洲人、资本家、传教士:我们全是外地人,来那里不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就是为了他们的劳动力,或是他们的银矿。我们全部都是——”希博特先生重复,丝毫没有恨意,“剥削者。他认为我们全是。其实就某些方面来说也对。”

对话至此稍停,别扭了好一阵子,后来康妮才谨慎重开话匣。

“所以说,您重建教会,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是吧?那四年之间,您至少可以用父亲的角色照顾德雷克和纳尔森。是不是这样,希博特先生?”她问,圆珠笔停住不动。

“噢,我们是重新开张没错。一九四五年,我们满心欢喜,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战争结束了,日本鬼子被打败了,难民也可以回家了。马路上到处有人在拥抱。我们领到钱,应该是补偿金、补助金之类。黛西·方也回来,不过没待很久。头一两年,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其实就算当时,也不是真的好过。只要蒋介石治理得了,我们就能待下去——这个嘛,他向来就不太能治理,对吧?一九四七年,共产主义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就向下扎根了。国际殖民时代老早结束,租界也是,算是好事一桩。其他的东西,结束得比较慢。有些人瞎了眼,爱说什么老上海会永远不变,之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也说这样。他们说,上海腐化了满族人、军阀、国民党、日本人、英国人,现在上海即将腐化共产党。他们当然是料错了。朵乐丝和我,我们父女俩嘛,不屑贪污腐败那一套,对不对啊?没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你母亲也没法子解决。所以我们回国了。”

“柯氏兄弟呢?”康妮提醒他,朵乐丝则从褐色纸袋拖出编织品,弄出不少噪音。

老人迟疑着,这一次并非因年老迟钝。年老迟钝或许减缓了叙述的速度。但这次迟疑是因为无法肯定。“这个嘛,好,”他经过突兀的停顿后退让一步,“那两个啊,我告诉你,历经了罕见的奇遇。”

“奇遇,”朵乐丝以怒音附和,一面敲得钩针咯咯响,“说成暴动比较对吧。”

日光仍依恋着海面,室内的光线则逐渐暗淡,煤气灯如远方的马达般噗噗响。

老人说,德雷克与纳尔森在逃离上海时,几度被拆散,没找到对方之前,处心积虑去找。弟弟纳尔森终于抵达重庆,毫发无伤,熬过饥饿、操劳,以及水深火热的军机轰炸,数千人因此丧生。但哥哥德雷克奉召进入国民党军队服役,只不过蒋介石束手无策,一路撤退,希望共军与日军能互相残杀。

“到处跑啊跑,德雷克想到前线,又担心纳尔森,担心得要死。当然了,纳尔森啊,他在重庆努力翻书,苦读教条。他们那边甚至有《新中国日报》,他后来告诉我,甚至还刊登蒋介石的协议书。想想看!当时有几个人跟他的想法一致,在重庆集思广益为战后重建世界而努力,结果有一天,感谢上帝,战争总算结束。”

一九四五年,希博特先生说,两人因奇迹出现而重逢:“千分之一的几率,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返乡的路络绎不绝的是卡车、推车、军队、枪炮,全往海岸一股脑前进,德雷克则像疯子一样来回奔跑:‘有没有看到我弟弟?’”

此刻的戏剧效果忽然触动了他内心的传教士,因此嗓门拉高。

“有个脏兮兮的小孩,一手搭在德雷克的手肘上。‘喂,你,姓柯的。’就像他想借火抽烟似的。‘你弟弟在后面,第三辆卡车,想骗得客家共产党团团转。’转眼间,兄弟彼此紧紧拥抱,回上海前,德雷克不愿让弟弟离开视线范围,之后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来看您喽。”康妮以舒缓的语气暗示。

“德雷克回到上海后,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弟弟纳尔森非接受正规教育不可。全天下再重要的事,也抵不过弟弟就学。纳尔森非上学不行。”老人一手重击椅子扶手。“兄弟至少一人必须受教育。噢,意志坚定如山,德雷克啊!最后也办到了,”老人说,“德雷克达成心愿了。当时的他,已经很能奔走谈条件了。战争结束,德雷克回家时还不满十九岁。纳尔森快十七岁了,不分昼夜用功——当然是看书了。德雷克也很用功,不过他用的是身体。”

“他专动歪脑筋,”朵乐丝悄声说,“他加入帮派骗钱,在他没有乱摸我的时候。”

希博特先生是没听见她,或只是响应标准的反对意见,不得而知。

“好吧,朵乐丝,三合会这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他纠正女儿,“上海是个城邦城市。统治者是一群商业巨子、抢钱大王,还有更坏的人。当地没有工会,没有法治,人命不值钱,生活困苦,要是你看仔细点,现在的香港我怀疑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些所谓的英国绅士,相形之下让兰开夏郡的磨坊主人像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模范生。”提出轻度责难后,他继续面对康妮,继续叙述。康妮让他感到熟悉,是坐在前排的典型女士,肥胖、全神贯注、戴帽、倾全心注意老人的字字句句。

“他们会过来喝茶,五点,兄弟俩。我会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在桌子上摆吃的,准备好他们喜欢的柠檬水,说是汽水。德雷克从码头过来,纳尔森放下书本过来,吃东西时几乎不讲话,然后又回去上班念书,是不是啊,朵乐丝?他们会翻出某个传奇式学者,车胤。车胤小时候生活穷苦,不得不借萤火虫亮光识字写字。他们会一直说,纳尔森以后会效法他。‘车胤,再来块馒头吧,’我会说,‘再吃个馒头,才有力气念下去。’他们会笑一下,然后离开。‘拜拜,车胤,慢走哟。’偶尔纳尔森嘴巴没塞满东西,他会跟我讨论政治。哇,他的想法真多!老实讲,我们书读得不够多,教不了他那么多。金钱是万恶之根源,我可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呀!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宣扬这一点呢!博爱、义气、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剂,这个嘛,我可不赞同,不过在神职、教会高层的胡扯、天主教义、偶像崇拜方面,他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就我看来。他也讲了一些我们英国人的坏话,不过是我们活该,恕我直言。”

“骂归骂,还天天过来吃您的,不是吗?”朵乐丝又压低声音偏头说,“还扬弃个人的宗教背景,还捣毁教会。”

然而,老人只是捺着性子微笑。“朵乐丝,亲爱的,这话我以前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给你听。上帝显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好人准备到外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和博爱,他就不会在门外苦等太久。”

朵乐丝脸红了,低下头编织去。

“她说的当然没错。纳尔森确实捣毁教会。也扬弃了宗教。”一抹哀伤的云眼看即将袭上他的老脸,后来笑声忽然胜出。“结果呢,德雷克点醒了他!好好训了他一顿!了不起,了不起!德雷克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拿来卖,虽然朵乐丝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你也不能跟政治这东西上床!只能用来捣毁寺庙,滥杀无辜!’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而且骂得纳尔森一脸口水!德雷克在码头干活,的确是学到了一两招,没话说!”

“请您务必,”狄沙理斯在晦暗的光线中发出如蛇般的嘶声,“务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这是您的义务。”

“学生示威游行,”希博特先生继续说,“火把,宵禁开始后,一群人走上街头,大闹一场。一九四九年初,应该是春天,情势才刚火热起来。”与先前的漫谈比较起来,希博特先生的叙述法变得意外地简明扼要。“我们当时坐在壁炉前,是不是啊,朵乐丝?十四个人,朵乐丝,还是十五人?我们以前喜欢生火,即使天气热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麦克莱斯菲尔老家的感觉。那时我们听见外面有人敲敲打打,呼着口号。有铙钹,有哨子,有铜锣,有铃铛,有鼓,吵得令人心惊。我有预感,这种事可能正在酝酿中。我帮小纳尔森上英文课时,他不断警告我:‘你回家,希博特先生。你是好人。’他以前常说,保佑他,‘你是好人,但是水坝闸门一破,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淹死。’有必要时,纳尔森很会讲话。跟他的信念相辅相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感受。‘黛西,’我说,就是黛西·方,她跟我们坐在一起,摇着铃铛——‘黛西,你和朵乐丝去后院,看来有客人要上门了。’才说完,啪的一声,有人用石头扔破窗户。我们听到声响、叫嚣声,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分辨得出小纳尔森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是潮州出生的上海人,当然,不过他用上海话对青年喊话。‘谴责帝国主义走狗!’他大喊,‘打倒宗教土狼!’噢,他们真会乱编口号哪!中文听起来还可以,一换成英文就毫无意义。这时门被踢开,他们走进来。”

“他们打坏了十字架。”朵乐丝说,停下来盯着编织花样看。

这次是希博特而非女儿,以凡俗言语震惊听众。

“他们打坏的,可恶,还不只十字架呢,朵乐丝?”希博特快活地接着说,“他们打坏了所有东西。教堂座椅、圣桌、钢琴、椅子、电灯、诗歌集、《圣经》。噢,告诉你们,他们出手可凶得很哪!狠角色啊。‘随便你们,’我说,‘悉听尊便。凡人建造之物,必有毁坏之日,只是你们无法毁坏上帝的真言,整座教堂被你们拆掉做火柴棒,也毁不了上帝精神。’纳尔森他不愿正眼看我,可怜的小孩。他一看我,我会哭出来的。他们走了以后,我四处看了一下,看到老黛西·方站在门口,朵乐丝在她身后。黛西全看在眼里。乐在其中。我从她眼神里看得出来。她内心里其实跟他们是一伙人。她乐得很。‘黛西,’我说,‘收拾东西走吧。这一辈子,奉献自己或保留自己,随你高兴,不过千万别出借自己。那样的话,比当间谍还卑鄙。’”

康妮行注目礼表示赞同的同时,狄沙理斯冒出尖锐的一声喘息,带有受辱的味道。然而老人真的乐在其中。

“接着,我们坐下,我和朵乐丝,一起哭了,承认也没关系,我们有没有哭,朵乐丝?掉眼泪不丢脸,我从来也不觉得流泪不好意思。我们好想念你母亲,想得心痛。跪下来祷告。然后开始打扫。不知从哪里开始。然后德雷克走进来了!”他摇头表示惊异。“‘晚安,希博特先生。’他用低沉的嗓门说,夹杂一点我的英格兰北方腔调,每次他开口讲英文都让我们开怀大笑。在他身后,站的是小纳尔森,手里拿着扫把和簸箕。他一手仍然弯曲,我猜现在也一样,小时候被炸伤过。一手弯曲,还是拿着扫把扫地。这时德雷克开始臭骂他,口气跟挖土工一样难听!从没听过他讲那种脏话。他啊,就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跟挖土工人差不多吧?”他悠悠然对女儿微笑。“幸好他讲的是潮州话,是不是,朵乐丝?我自己只听懂一半,那就够了!炮火猛烈,好像我完全听不懂似的。”

他停嘴,闭上双眼半晌,不是在祷告,就是舌头累了。

“当然了,错并不在纳尔森。我们啊,早就知道了。他是队长。事关面子。他们开始游行,漫无目标,然后有人对他大喊:‘嘿!教会小子!你的心偏那边,挖出来给我们瞧瞧!’逼得他只好下手。不做不行。即使这样,德雷克仍对他破口大骂。兄弟俩清理完毕,我们上床睡觉,两兄弟睡在小教堂地板上,以防暴徒回来。早上我回教堂,发现没被毁坏的诗歌集整整齐齐叠好,《圣经》也一样。他们也自己修好了十字架。甚至把钢琴拼凑好,只不过没有调音,不用说。”

狄沙理斯挪身另换坐姿,提出一个问题。他与康妮一样,也翻开一本笔记簿,只是一字未记。

“那段时期,纳尔森是受哪方面训练?”他质问,特有的鼻音显得气愤,握笔准备记载。

希博特先生皱眉,露出疑惑的神情。“怎么了,当然是共产党了。”

朵乐丝低头钩毛线,低声说:“噢,老爸。”这时康妮连忙解释。

“纳尔森念的是哪一方面的书,希博特先生,在哪里念?”

“啊,原来如此。你指的原来是这个!”希博特先生恢复较自然的语调。

答案他完全清楚。否则上英文课时,除了纳尔森个人志向之外,他与纳尔森又能谈什么——共产党福音不算的话。纳尔森最热衷工程。他坚信能破除中国封建制度的东西是科技,而非圣经。

“造船、铺路、铺铁轨、盖工厂,那才是纳尔森的志向。他是拿着计算尺的天使加百利,是白领大学毕业生。在他心中,他就是这个模样。”

希博特先生说,在上海停留期间不够久,没能看见纳尔森顺遂心愿,因为纳尔森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毕业——

狄沙理斯的笔在笔记簿上疯狂划动。

“可是,那些年来,德雷克为了弟弟到处挣钱。”希博特先生说,希望盖过方才朵乐丝对三合会的指涉。“德雷克熬过来了,总算得到报偿,纳尔森也是。他看见纳尔森手上领到那张关键的证书,知道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可以收山了,按照他一开始的计划去做。”

狄沙理斯兴奋之余,态度转变得热切万分。他的丑脸显出片片血色,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毕业后呢?”他急着问,“毕业后他做什么?他后来怎么了?请继续讲,麻烦您再讲下去。”

希博特先生见到他如此热切,不禁欣喜,微微一笑。他说,这个嘛,根据德雷克的说法,纳尔森在一家最先进造船厂当制图员,绘制蓝图,参与造船工程,疯了似的向俄国技师学习。共产党战胜后,俄国的技师纷纷涌进中国。然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如果希博特先生没记错,纳尔森有幸得到前往俄国列宁格勒大学深造的机会,一直待到,待到大概50年代末。

“噢,他就像长了两条尾巴的小狗一样,我说的是德雷克,讲得眉飞色舞的!”希博特先生叙述的对象若是自己的儿子,神情也不会比现在更骄傲了。

狄沙理斯突然往前倾,甚至在康妮以眼神警告他之下,仍以笔指着老人。“列宁格勒之后呢,他们怎么重用他?”

“他嘛,当然是回到上海了,”希博特先生大笑一声,“而且受到提拔,因为拿到了学位,有头有脸了,造船专家,留学俄国,科技专家,管理阶级!噢,他爱死了那些俄国人!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有机器,有权力,有点子,有哲学。俄国啊,简直是他的乐土。他景仰俄国的模样,就像——”他的嗓音,以及他的热度,双双落难。“噢,真是的,”他喃喃地说,沉默下来,是这次对话第二度中断,“向俄国学习,总不会一直学习下去吧?在共产党的新仙境,俄国热又能流行多久?朵乐丝乖女儿,帮我拿条披肩来。”

“已经在你肩膀上了。”朵乐丝说。

有欠圆通的狄沙理斯对他说话毫不留情。除了答案之外,他一概不管,连打开放在膝盖上的笔记簿都可抛开。

“他回国了,”狄沙理斯尖嗓说,“很好。一路向上爬。他留学俄国,向俄国看齐。很好。接下来呢?”

希博特先生注视狄沙理斯良久。老人脸上毫无虚假,目光流露真情,如同慧黠的男童看人的眼神,了无老练世故的横阻。豁然明朗的是,希博特再也不信任狄沙理斯,而且真的不喜欢他。

“他死了,年轻人。”希博特最后终于说。他转动椅子,凝视海景。室内已半暗,光线多半来自煤气灯。灰色的海滩空无一人。旋转栅门上只停了一只海鸥,在夜空最后一丝光线中显得身影幽暗,体型庞大。

“您刚说他现在一手还是弯曲,”狄沙理斯直接反攻,“您刚才说,现在应该还弯曲的。您自己刚才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好了,我们已经叨扰希博特先生够久了。”康妮爽朗地说,同时向狄沙理斯狠瞪一眼,弯腰取来手提包。但狄沙理斯不肯罢休。

“我不相信他!”他以尖锐的嗓门大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说出日期啊!”

但老人只是拉紧肩上的披肩,两眼直盯海面。

“那时候,我们在德罕市,”朵乐丝说,边说边打毛线,只不过天色已暗得无法看清毛线,“德雷克坐着有司机开车的大轿车,过来看我们。他带着左右手过来,那个他叫做老刁的人。他们俩在上海搭档干坏事。想过来炫耀。送我白金打火机,捐一千英镑现金给我爸的教会,亮出镶框的女王勋章给我们看,还把我拉到角落,要我去香港当他小老婆,当着我爸的面呢。狗胆包天!他想叫老爸帮他签名,担保什么东西。说他要去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那把年纪了,怎么念!四十二岁!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他当然不是。跟往常一样,只是为了面子。老爸对他说,‘纳尔森最近怎么样?’结果——”

“请等一下。”狄沙理斯再度误判情势插嘴进来,“日期呢?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非要日期不可!”

“一九六七年。老爸快退休了,是不是啊,老爸?”

老人没有动静。

“好吧,一九六七年。几月?请详细一点!”

他差点说的是“详细一点,娘们”,让康妮极为紧张。然而当康妮再度试图克制他,他置之不理。

“四月,”朵乐丝想了一下,说,“我们刚帮老爸过完生日。所以他才带一千英镑过来捐给教会。他知道老爸不愿意收下来自己用,因为老爸不喜欢德雷克赚钱的手法。”

“好了。好。解释得很好。四月。所以说,纳尔森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之前死的。德雷克有没有详细解释当时状况?你记不记得?”

“没有。没有详细解释。我告诉过你了。老爸问了,他只是说‘死了’,好像死掉的是一条狗似的。谈什么手足之情。老爸不知所措。他听了差点心碎,德雷克却无动于衷。‘我没有弟弟。纳尔森死了。’亏老爸还替纳尔森祷告,是不是啊,老爸?”

这一次轮到老人开口。在暮色中,他的语气显著加强。

“我为纳尔森祷告过,现在还是为他祷告,”他口气直率,“他在世时,我祈祷希望他能为这世界服务上帝。我相信他有心成就一番大事业。德雷克呢,他到哪里都能应付。他骨头硬。我以前常这样想,主生教会门前的蜡烛不会白烧,如果纳尔森·柯能成功为中国打下正义公理社会的基础的话。纳尔森喜欢称之为共产主义,随他去。不过在漫长的三年里,你母亲和我为他灌注的是基督教的爱心。朵乐丝,我不愿你这么说,也不愿任何人说上帝的爱火能被熄灭,永远不再燃烧。政治没有办法熄火,刀剑也没办法熄火。”他长长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死了,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如同我为你母亲祷告一样,”他说,奇怪的是口气不再那么笃定,“如果那样说算是说教,我也无所谓。”

康妮其实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她知道极限所在,她眼光敏锐,很害怕狄沙理斯持续猛攻下去。然而嗅出线索的狄沙理斯全然不顾极限。

“所以说,是惨遭横祸喽,对不对?政治和刀剑,您刚才说的。哪门子政治?是德雷克告诉您的吗?您也知道,真正动刀剑杀人的事件相对罕见,我认为您有所隐瞒!”

狄沙理斯也站着,但他站在希博特先生身旁,向下对着老人的白头喋喋不休地问话,仿佛是在沙拉特表演短剧,模拟讯问手法。

“多谢你热情款待,”康妮对朵乐丝说,感情溢于言表,“真的,收获比我们想像的还丰富,相信对受封骑士有所帮助。”她说,话中充满了对狄沙理斯的暗示,“我们这就告辞了,真心感谢两位。”

然而这次拂逆她心意的是老人他自己。

“来年呢,他也失去了另一个纳尔森,愿上帝帮助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德雷克从此是个寂寞的人。他写过信给我们,对不对啊,朵乐丝?‘为我犬子纳尔森祷告,希博特先生。’他写道。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我搭飞机过去,帮他主待葬礼。我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讲,葬礼花那么多钱,我从来都不愿苟同。”

说到这里,狄沙理斯简直是直扑过去,让场面尴尬。他正对着老人弯腰下去,激动得以滚烫的小手一把抓住披肩。

“啊!看吧!他却没有请您为弟弟纳尔森祷告?回答啊。”

“对,”老人简单说,“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除非他不是真死,那还用说!在中国,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不对,不是每种死法都会要人小命!‘罢黜’,那样讲是不是更贴切?”

在煤气灯照亮的房间里,尖嗓说出的字句如恶灵般四处飘动。

“他们准备走了,朵乐丝,”老人对着大海平静地说,“向司机问候一声,好不好,亲爱的?刚才应该出去问候的,算了。”

他们站在廊厅,互相道别。老人留在椅子上,朵乐丝关上门。有时候,康妮的第六感灵敏得吓人。

“希博特小姐,丽泽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她问,一面扣上厚重的塑料大衣,“柯先生的档案里,有提到丽泽这个人。”

朵乐丝未施脂粉的脸庞皱眉怒视。

“那是我妈的名字,”她说,“她是德裔路德教派信徒。那只猪连她的名字都不放过啊?”

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车,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博士赶回去向乔治报告惊人的消息。路上,他们首先针对狄沙理斯不知自制一事吵嘴。托比·伊斯特哈斯特别感到震惊,康妮真的担心老人可能写信向柯报告。尽管如此,这一趟的发现很快压过了担忧,以凯旋的心情抵达秘密城市的大门。

安然进入城墙后,现在是狄沙理斯的光荣时刻。他再度召集黄祸家族,启动了各式各样的调查,众人连忙顶着各种假借口奔走于伦敦各地,足迹遍及剑桥。本质上,狄沙理斯是个独行侠。没人了解他,或许除了康妮之外吧,但如果连康妮都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与人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时常做出荒谬举动。但大家从来不怀疑他那种猎人般的意志力。

他翻阅上海交通大学的旧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大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狄沙理斯将目标集中在海洋系,课程包括管理与造船。他找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干部名单。受命接收需要科技专长的大企业的人当中,线索少得可怜,但他一一加以审视。这些大企业中,他特别注意的是江南船厂,其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清算,工程浩大。他找出了不下数千人的名单,再调阅其中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成归国重回船厂、职位晋升的人。列大的造船研究所三年毕业,依照狄沙理斯的计算,纳尔森应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就读列大,随后正式分派到上海市政部,负责海洋工程,因此有机会重回江南。他先认定纳尔森不但有未知的中文名字,同时也很有可能连姓也顺便更改,因此提醒研究助理,纳尔森的资历可能分成两半,上下各有不同姓名,应该注意两者吻合之处。他从交大与列大骗来毕业生名单,两者并排加以对照。中国观察家彼此和乐融融,因臭味相投,规章与国别都能抛诸脑后。狄沙理斯的人脉不仅限于剑桥,也遍及所有东方数据库,连罗马、东京、慕尼黑也有。他写信给所有人,将真正意图埋藏在不相干的问题里。事后发现,甚至连表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公开档案。他也调查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线索。他派遣掘穴人到浸信会,抱着一丝希望,但愿教会记下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归档。他也寻找上海造船业的中级官员去世的消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以上是他第一段辛苦的过程。第二段始于康妮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值六十年代中期,他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上海官员:因亲苏遭到官方斗争羞辱,或下放劳改,以重新发掘农民的美德。他也参考送往劳改的名单,但没有重大收获。他也查阅红卫兵的激昂演说,寻找是否谈及某位具有浸信会背景的下台官员,也与柯这个姓氏大玩猜字游戏。他隐约认为,纳尔森改姓的话,可能会采用与原姓具有某种渊源的姓,不是同音字就是谐音字。然而当他极力向康妮解释时,康妮不懂就是不懂。

康妮·沙赫斯追查的方向全然相异。她的兴趣围绕在卡拉调教出来的已知征才手,研究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大学针对外籍学生的活动。她也研究从未经证实的谣言。据谣言指出,卡拉年轻时曾任共产国际情报员,战后曾借调至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重建秘密单位。

在这一次新的掘穴过程中,葛若斯芬诺广场送来一颗小炸弹。希博特先生的情报仍热腾腾之际,研究两个家庭的人员仍忙成一团,这时彼得·吉勒姆带来急件,面呈史迈利。史迈利一如往常正在阅读数据,浑然忘我,吉勒姆进入办公室后,他才将档案塞入抽屉关上。

“是表亲,”吉勒姆轻声说,“跟瑞卡度有关,你最欣赏的飞行员。他们想请你尽快到别馆会见他们。我昨天就应该回电的。”

“他们想干吗?”

“想见你。不过用的是‘会见’一词。”

“是吗?真的吗?天呀。大概是德文的影响吧。或者是古英文的影响?会见。真是的?”说完拖着沉重的身子进入浴室刮胡子。

吉勒姆回自己办公室,发现山姆·科林斯坐在软椅上,抽着他的野蛮棕色香烟,脸上挂着一抹一洗即去的微笑。

“有事吗?”山姆问,问得非常随意。

“给我滚出去。”吉勒姆动了肝火。

一般而言,山姆四处串门子太过火,让吉勒姆不高兴,但这天他有坚决理由对他不信任。他前往内阁府递送圆场每月定额账户请拉康过目时,讶然发现山姆从他私人办公室冒出来,与拉康以及外交部的索尔·恩德比有说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