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过杜卡勒街时，有那么一会儿，我很想请弟弟去饭店吃个饭，首先是因为跟他一起走路很开心，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其次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回家，告诉艾琳和尼古拉今早发生的事情。

但我突然发现自己深深眷恋着家，艾琳对于那个家来说只是个外人。节日的气氛让回忆汹涌而至。

但我不想沉浸在回忆里，我要好好地体验现在经历的事。吕西安上了电车之后，我又来到杜卡勒街，进了格勒布酒店。我一推开饭店的门，就被一阵热热的香气给包围了。

这以前是我祖父的房子。虽然在他死后换了两三个主人，但是这里的东西几乎没怎么变，气氛还是那么舒适，那么小资产阶级。

诸圣瞻礼节这天，店里面几乎没什么人。服务生、经理以及前台都不认识我，我坐到一个靠窗的角落。

也许是因为我没怎么见过什么世面，格勒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有一种古老的魅力，还是个生活的好地方。尽管城里还有三四家更现代更舒适的大酒店，其中一家是最近才建起来的，尽管还有其他更有名更华丽的饭店，但这么多年来格勒布还是有很多严肃而富裕的回头客，这些人是附近城市的有钱人：工业巨贾，城堡主以及大商人。工作日，这里人满为患，找不到一张空位，几乎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大家互相打着招呼，互相站起来握手。

天花板上看不到任何裸露的梁柱，红色方格子桌布和铜制餐具都挂在墙上。一进到这里，感觉就像是来到了一个外省公证人家，既明亮又整齐。

我点了牡蛎和一份排骨之后，走去打电话。

“艾琳吗？是我……是的，事情还好……终于结束了！尽量吧……”

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每次都能把我吓一跳，因为有点奇怪，比平时更尖锐更干巴巴。

“尼古拉已经到了吗？你还要等他一会儿？我打电话是跟你说我不回去吃午饭了……没，我没跟妈妈在一起……我刚送走吕西安……是的，我现在在市里，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她没有再问，只是跟我说尼克刚刚给她打过电话，准备吃完午饭之后把她带到帕兰德雷。

“那你好好玩……好的！如果你还没回来，我就自己先吃饭……我还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在家呢……”

帕兰德雷是马谢兰的一个城堡，距离市里五十公里，在于尼附近，城里的有钱人经常去那里打猎。尼古拉不打猎。但是，每个周末，他都会让司机开着那辆黑色劳斯莱斯把艾琳带到那里去。我有时候也会陪着他们一起去，在枪架上选一把猎枪，然后就去树林里散散步，完全不想打猎的事。因为我也不喜欢打猎。而且，乡村总是让我伤感，甚至不安。

然后我就回到大厅，想到吕西安，想到我差一点就请他吃饭。我如果真的请了，估计会把他吓一跳。

实际上，我弟弟这个人，除了出去旅游，很少去饭店吃饭。旅游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他一年只能带家人一起出去玩一两次。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这种节约的思想。我们不穷。我爸爸赚的钱养家绰绰有余。但是我们家总是会有一些不应该的消费以及不属于我们这个阶层该有的坏习惯。

吕西安一直停留在那个阶层，生活水平可能还下降了。

我吃着牡蛎，想着祖父于勒·于埃，他长得跟我大伯安托万一样，矮小、敦实。而我此时就是坐在这个几乎由他一手创立的店子里，这个酒店就是在他的手上繁荣扬名的。

我不记得现在的店主长什么样子了。他从来不会过来跟客人打招呼，更不会在他们吃完饭之后跟他们喝上两杯烧酒。

前台也不一点不像我祖母。她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衰老的模样。我妈妈小心地保存着一本家族相册，我曾在里面见过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挺着高高的胸脯，面容精致，眼睛炯炯有神。

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年轻时候的任何相片。也许将来可以在安托万大伯的相册里面找到？家里只有他，老大，才知道父母所有的事情。我爸爸还有二伯法比安很少谈论他们的父亲。至于最小的朱丽叶姑妈，她应该知道得比其他人更少。更何况，她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于埃家的人了。她已经是勒穆瓦纳太太了，而且自她丈夫死后，她就一直都是勒穆瓦纳太太。

我呢，我就只知道些大概的情况。我祖父出身在贝罗高原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是本地最干燥的一个地方，离市里有二十多公里的路。他还有些兄弟姐妹，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每次我经过那个村庄，都会在一个乡村宾馆上看到一块薄薄的铁片上写着菲利西安这个名字。

我祖父年轻的时候，曾在雷阿尔菜市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打过工，雷阿尔菜市场每天天一亮就挤满各种各样卖菜和卖肉的人。现在，那里的有些饭店可能依然存在，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个饭店里打工的。

他到巴黎时正值世博会，于是他找了博览会区的饭店，在里面打工。听家里人说，他几乎不怎么花钱，也不抽烟，所以回去时算是发了点小财。

他是在哪里遇到祖母安托瓦妮特·奥匹克的呢？她虽然也是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家里要有钱得多。

此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祖父母居然了解得这么少，我很后悔当时竟然没有问问大伯安托万，他应该是最清楚那些往事。

我大伯出生于一八八八年，那时他爸爸二十四岁，母亲二十一岁。因此他了解他们搬到格勒布酒店之前的生活。

我的祖父年纪轻轻怎么就买得起这个酒店了呢？难道他开始时只是代理人？当地的银行有没有给他贷过款呢？

我爸爸不是出生在那里，而是出生在克鲁街的一栋三层老房子里，但是他五岁时他们家就离开了那里。所以，他只记得杜卡勒街的这个酒店发生的事情。跟他们三兄弟每周能见到母亲三次以上，他们都觉得她非常温柔，值得尊敬。

没有人跟我明确地讲过，但我知道，于勒·于埃和妻子两个人中，肯定是妻子更有活力，更加强壮，也更加聪明。

生意一好起来，祖父就开始去享受自己的美好生活了，而我的祖母就什么都要管：清洗床单，管理员工，管理餐厅。

她是怎么挤出时间照顾四个孩子，叫他们一个个背课文的？她是如何做到既接待好酒店里不停来来往往的客人，又照顾好家人的？也许这些事实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安托万大伯会如此尊重和佩服母亲。

还有一点我也想不明白。祖父死后，这个家为什么又是怎么样突然就衰败了呢？那个时候，安托万已经有三十岁了，还在一个律师那里实习，而这个人同时还是个参议员。我爸爸比他小，才从前线打了四年的仗，因为中了毒气住过医院。不管是他还是刚从德国被放回来的法比安，都没有去打理家里的酒店。

那个时候，家里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好了。酒店和饭店里人来人往，宾客盈门。但是钱箱里没有任何流动资金。而且每天都会有债主上门要债，于是只能卖掉酒店。

总之，家里的四个孩子当中，就只有老大安托万在家里条件较好时顺利完成了昂贵的学业。而他也是所有男孩子中唯一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服过兵役的。

如果他真的跟母亲保证过，他死后所有的财产都给于埃家族的人，那么，我想，前面我提到的这些事就是这个承诺的原因。这就有点像，由于他享受过其他几个孩子没有的东西，所以他需要给他们每个人作出一点补偿——为他们，也为他们的下一代。这也是他虽然养尊处优，却总是和善地接待我们的原因。

他将法比安安排进市里的水利服务部门，没有专业知识的法比安很快就当上了办公室领导。他还帮助我父亲进入建筑行业。我前面提到过，是因为他我才得到了美术老师的职位。

奇怪的是，那天我在那个角落独自度过的那一个小时，居然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之一。我好像感觉到了一些无法言喻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以及不同人的命运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联。

我平常几乎不怎么喝酒，那天早上我在大伯家喝了一杯波尔多甜葡萄酒，然后在等牡蛎时又点了一杯。然后我在吃波尔多牛排时又喝了半瓶有点度数的勃艮第葡萄酒。我的眼皮就开始微微刺痛，看着周围的这些面孔感觉就像是在做梦。服务员向我推荐阿马尼亚克烧酒时我根本就没法拒绝，然后他就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感觉自己还在这里，但是又同时变成了其他人。我甚至还要了一支烟，我平时很少抽烟的。主要是因为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常客在吸烟，他那快活的样子让我想起大伯安托万。

我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喝着酒时，应该笑得非常满足吧。

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去了好多地方。在我家，我好像看到妻子和尼古拉单独在一起，她有点多疑，正准备发脾气，因为她总是觉得别人在戏弄她，认为她什么也不懂。他们俩吵架的方式很奇怪。他从来不说话。他看着她发怒，最后跺着脚，嘴上说难过，其实心里已经好了。

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吃完午饭了，她马上就会去邻居家，说说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

她出生在圣埃鲁瓦地区小维尔街的一个五金制品店里，那里现在是市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我父亲跟她结婚后，就将她带到圣巴尔贝地区，比圣埃鲁瓦更安静更小资产阶级，因为这里的房子都是新建的。

父亲死了，我弟弟跟我各自成家之后，她离开我们，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住到离小维尔街很近的地方，跟二十多年没见的那些人重新恢复联系。

她依然保留着跟于埃家族的联系，时不时去看看他们，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反倒是对我，也许是因为我妻子和尼古拉的关系，她看得最少。我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她突然跟艾琳面对面在一起会怎么样。

我呷了一口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又想到了二伯法比安，想到自己十七岁、二十岁、二十四岁时，想到一个人荡马路的那些日子，路两边的商店都关门了，我独自无聊地站在橱窗前。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朋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所以一个社团都没有参加。那天，在格勒布酒店，我想写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半醉了，一个句子突然冒了出来，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太野心勃勃了，因此最终一无所有！

当年有很多事情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还是能回忆起来一些的。这个城市，那些我曾经漫无目的地走过的街道，那些不变的面孔，那些在商店的玻璃橱窗上出现的名字，以及令人痛苦的空虚，那种想逃离、逃离到任何地方去的欲望，那些自己总是被什么东西追逐的梦。

我有一次梦见自己的脚被钉在地上，不能往前移动一步。

可以说，我的青春期，尤其是周末，我都在烦恼和沮丧着，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我想过要逃离这种让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的乡村生活。我想要爬上一个了不起的位置，爬得比我大伯安托万更高，但我又觉得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中产阶级。

到底该怎么办？该选择什么职业？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只是个平庸的学生。我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才能。其实在心底，我知道自己也许永远也逃避不了，即使到了三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我还会站在同样的道路上，停在同样的橱窗前，晚上走在同样的街道上，看着同样的窗户里散发出糖浆般的光线。

那么，做什么好呢？做什么才不至于荒废大好人生呢？

十七岁的某一天，我刚刚得知自己第二次会考未通过，我告诉父亲，我想进法国美术院当画家。这其实跟职业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念头，是我前天夜里，在沙尔特勒街遇到一群画室学生后才出现的。

我父亲并没有惊得跳起来。他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吃惊。他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病了。他的医生已经明确告诉他只有几年可活。这些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要是喜欢，就去学吧。但是你如果想将来找工作方便，我建议你去听听建筑学的课。”

我只读了两年建筑学，因为听不懂数学，我没通过毕业会考没就是因为数学。

我在读建筑学时认识了德内福尔，从那以后，我就是跟他一起荡马路，一起去现代咖啡馆坐上几个小时。德内福尔继续上他的建筑课。他很丑，比安托万大伯长得还丑，肥肥的，肤色很黄。他脾气也很差，说出来的话一般都尖酸刻薄。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我习惯了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自知之明，甚至还为此暗暗得意。

德内福尔则发誓要报复。报复什么呢？一切，包括生活。

他如今在巴西，他在那里建造我们只能在杂志图片上看到的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摩登大楼。他还记得我们当年在教堂街和沙尔特勒街上无聊的散步吗？他还记得如今依然在这里的我吗？

在那部被编辑轻蔑地退回来的作品中，我用了很长的篇幅回忆这段生活，以便更好地理解后面的生活。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一冲动就将它给烧了。如果有人觉得我是在感叹命运，那就错了。我只是个平庸的人，我知道，但我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庸人，毫不夸张地说，我还是有个比较满足的庸人。

我一出格勒布酒店，凛冽的北风迎面吹来，立刻感觉到一阵寒冷，看到一群人在墙角下倾着身子前进。我也是，手插在口袋里，弯着身子向前走，鼻子都快结冰了，然后我穿过植物园。当时我还微醺，突然发现自己的脚像小孩子一样被枯叶绊住了。

“布雷斯，走路时要抬脚。”妈妈以前这样跟我说。

在霞飞大道，一些窗户里已经有灯光，因为天越来越阴沉了。我很想知道在这个日子里大家都在家里干些什么呢。我总是对窗户非常感兴趣，尤其是晚上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窗户。

我不得不按门铃，因为我没带钥匙，保姆阿黛拉过来给我开门，手上还拿着湿盘子和抹布，因为她正忙着洗碗。

“太太走了没有？”

“大约二十分钟之前走的吧。”

“没什么大事吧？”

“吕西安先生刚刚给你打过电话。他让你一回来就给他回个电话。”

“他在家吗？”

“他没说。”

我将手套、大衣和帽子脱下放在前厅。我在经过餐厅时，闻到一点我妻子身上的香水味。然后我去起居室给我弟弟打电话。

“很高兴你回来了。保姆跟我说你在市里吃饭，但是她不知道在哪个饭店，我有些事一定要告诉你。”

我并没有跟他说我是一个人在格勒布吃饭的。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见到了大伯的秘书，让娜小姐。她非常冷静，对他的业务非常了解。幸好弗朗索瓦让我们找她。”

“为什么？”

“要不然我们很有可能就弄错了。”

“‘您已经通知公证人了吗？’她不安了片刻后问我。”

“‘还没有。’”

“‘房子贴了封条吗？’”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笔重要的遗产。没有人知道遗产分配情况，也许只有公证人才知道遗嘱里到底写着什么。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我回答道。

这件事让我突然开心起来。整个早上，我们在那栋房子里毫无头绪，还被弗朗索瓦给监视着。他怀疑我们，并阻止我们去我大伯办公室里找电话簿。

然后他谨慎地将我们推给秘书，让娜小姐，现在秘书将我们引向公证人。

我问：“我估计公证人的事务所今天没开门吧。”

“是的。但是让娜小姐给了我他在科尔贝斯耶尔的家里的电话，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了。他叫戈特拉……”

“我见过他在科尔伯特的事务所……”

“是的……他听我说了情况……我感觉他很冷淡、严谨……我问他有没有必要贴封条时，他干巴巴地说：”

“‘毫无疑问，当然要贴！只要遗嘱还没有被打开，那些财产就必须保护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分局局长竟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在什么东西上贴上封条呢？”我问道，“房子吗？”

“可能得在那些装有文件和贵重物品的房间门上贴上封条。”

“必须在什么时候贴上去？”

“今天下午四点。让娜小姐和我，要跟公证人，还有一个，如果我理解得没错，要么是警察局的人，要么是执达吏，我们约在圣母码头见个面。我想告诉你一声，再问你是不是也想去那里看看。”

“我去了有什么用呢？”

“我还联系了弗洛里奥。莫妮克跟我说他没回家吃饭，他一直都在医院，那边好像出了点麻烦……”

“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肯定是医院那边不能强行留住科莱特。我估计，她不想一个人待在那里。”

“换句话说，也就是她想把弗洛里奥留在她身边，陪着她？”

“可能。但是法医那边又要求弗洛里奥参加解剖，他必须三点到达停尸房……”

“真头疼啊！”我心情很好地说。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公证人到底知不知道遗嘱的内容？”

“我不知道，他很严肃。我估计他可能担心有些麻烦……还有……”

我弟弟停下了。

“还有什么？”

“没什么……妈妈在这儿……她不让我跟你说这些……”

我早就该想到的。吕西安现在已经正式负责我大伯的事，妈妈肯定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匆匆忙忙赶到他家去打听情况了。

“替我向她问声好。”

“她问你去墓地了没有。”

“我明天早上去。”

“那你今天下午四点去不去圣母码头？”

“不去了！到时候记得打个电话给我，说说事情的进展……”

我挂了电话。我没开灯，和衣躺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面对着苍白的窗外，很快就睡着了。

但我保留了点意识，知道自己在哪里，也知道时间，听得到阿黛拉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我在世界的中央，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的身体、呼吸和脉搏渐渐有节奏了。

好一会儿，我的眼前全是科莱特。这是我想象中的裸体的科莱特，我在昏昏欲睡中尽力想象着她身体的每一处细节。

我可以拥有她，任何男人都可以拥有她。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没有机会，其次是我不想惹麻烦。或许还因为家族观念，安托万是我大伯。

科莱特没有理智。无论哪个男人在她的眼前放一张色情图片，或者仅仅说些挑逗的话，让她听到皮带扣解开的声音，她就不行了。我跟一位医生朋友谈论过她的情况，当然不是跟弗洛里奥。那个朋友跟我说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他没能让我明白是，我大伯对他妻子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朋友最后说到：“她如果真的是您说的这种人，最让人担心的是，她将来恐怕会自杀。”

她前一天晚上的确准备自杀，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但结果死的是我的大伯安托万！

然后，我实在困得厉害，就睡熟了。我睁开眼睛时，窗外已经黑了，远处的公园里射过来星星点点的光。我浑身无力，睁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太懒，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最终还是按了会在厨房里响起来的电铃。

阿黛拉来之前，我打开沙发一角的一盏小灯，一束橘黄色的光柔柔地洒下来。阿黛拉明白了吗？她在房间里走了两三步，慢慢寻着我，然后说道：“啊！您刚才睡着了。”

“我睡了一小会儿。脱衣服。”

她机械地看着周围。

“现在吗？”

“是的。”

“就在这儿？”

这件事以前还从来没有在起居室里发生过。我经常去她的房间里找她。我妻子不在，她来我们房间整理时，我也经常会跟她做爱。她一点也不吃惊，也从来不说什么，只是盯着门听着声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有了四个情夫，她跟男人偷情就像吃饭一样自然。她既不会害臊更不会觉得恶心。对于她来说，男人只是男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因为我等不及了……”

她很快就解开白色的围裙，然后又麻利地将黑裙子脱到头上。

“要不要把窗帘拉上？”

“有必要么？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

我喜欢看见她赤裸着身体站在城市的光线里。我今天不是特别想做爱或者取乐，主要是想看见她在起居室里脱光。我在美术院授课，整天都可以看到很多模特，仍然对裸体和原始的欲望很着迷，因为我可以凭此反抗许多约束。

“太太不会回来吧？”

“晚饭之前不会回来。”

为什么要躲着艾琳呢？她根本就不会指责我。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的阿黛拉，家里有，外面也有。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隐瞒着，仿佛为此感到羞耻。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来不为我的性生活感到羞耻，更不会为我剩下的人生感到羞耻，但是我希望这些都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跟一个女孩做完爱之后就去忏悔，合适吗？

我看见她迟疑地站着，雪白而丰满，乳房很大，腹部以下是一大片神秘的黑色三角地带。

“我要做什么呢？”她问道。

“什么都不用做。不要那么急……”

她迟疑地笑了笑。

“我就这样站着吗？”

“你也可以坐下来。”

她很紧张地坐到沙发的边上。

“就这样吗？”

我在青春期曾不止一次梦到过这样的场景，那个时候这样的梦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人生极乐。我这是要在现实重现梦中的场景吗？

“您呢？”她问道，“您不脱衣服吗？”

不！我要是脱了衣服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能坐近一点吗？”

我什么也不干让她有点不安，于是她扑到我的身上。正在此时，门铃响了起来。

“太太回来啦！”阿黛拉跳起来，叫了一声，迅速冲向她的衣服。“我该怎么办呢？”

“不是她。她自己有钥匙。肯定是我弟弟。”

她光着身子，跑向厨房，然后朝着自己的房间冲过去，这时我才懒洋洋地过去开门。我果然没猜错。吕西安一进来就给闷热的房子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他看上去很好奇，因为门口居然没开灯，起居室只亮了一盏小灯。他看到我脸色微红后更好奇了。

“你刚才睡觉了？”他问道，站在陷下去的沙发前面。

“我跟你打完电话之后躺了一会儿，估计是睡着了。现在几点了？”

“五点半。你妻子不在家吗？”

“她出去了。”

他似乎很后悔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他能猜到她跟谁一起出去了。他肯定很同情我，同情里面还掺着一点不由自主的恶心。

他如果知道刚刚在这个房间里发生过什么，会怎么想呢？吕西安会跟妻子之外的女人上床吗？我估计他不会。可是，他并不爱妻子。至少一开始并不爱她。他跟她结婚只是为了有个家庭，为了传宗接代，为了按照圣经所言，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爱过并且始终爱着的，肯定是玛丽·于埃。这个女人婚前叫玛丽·塔布艾，后来嫁给爱德华。

“事情弄好了？”我打开天花板下的灯，问道。这样他就不会那么不自在了。

“是的。时间不是很长。在公证人的陪同下，让娜小姐去书房找到两个电话簿，我不知道她把哪一份给了公证人戈特拉先生。他们跟我在一起时表现得非常礼貌，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还有一个金发的小个子，他们没给我介绍。他找弗朗索瓦要了一根蜡烛。然后倒了点红蜡，将布条贴上，并盖上印章封住……”

“贴在那些门上？”

“先是封了大伯的书房和办公室。然后，弗朗索瓦小声地跟公证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就去三楼，封了床头油画下面的一个保险箱。接着又是在弗朗索瓦的要求下，封住了厨房里装着银餐具的一些橱柜，之后我们就去了一楼，封住了两个客厅。”

“公证人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他问科莱特婶婶的情况，听到我说弗洛里奥叫人把她送到圣约瑟夫医院去了，他很生气。他还想知道上午有哪些人来过，进过哪些房间……”

“他没提到爱德华吗？”

“提到了。他想要爱德华的联系方式。我跟他说爱德华已经在市里待几天了，还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这说明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跟之前和我通电话时一样，一直显得得忧心忡忡。他很少说话，回答问题时比弗洛里奥更加冷淡。我想他跟安托万的关系应该很好。”

“‘警察局有没有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领回遗体？’他问我。”

“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跟让娜小姐吩咐着些事情，声音很小，好像他说的事跟我毫不相关。他时不时地从口袋里拿出记事本看看，然后我听到他说要把葬礼定在周六。”

“‘我们葬礼当天下午公开遗嘱，’他说道，‘在我的事务所举行公证。’”

“我们四个走出来，他一手扶着车门把手，跟我说：”

“‘尚博维特小姐会跟您保持联系的。我想她应该有您的电话吧？’”

我弟弟看起来有点累，就像刚刚参加完一个折腾人的会议。我感觉他很失望，因为他们没怎么理会他的付出，而且好像还排斥他。

他往用铁丝修补过的烟斗里加烟丝，叹了口气。“但我还是问了他一个问题。车门关上之前，我问他是不是可以给大伯安排宗教葬礼。”

“‘这与我无关！’他冷冷地回道，‘您自己跟神甫商量着办吧。’”

“然后他就带着秘书小姐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