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早晚给邢然宿舍打电话，要求她在“刀子”被捕之前，绝对不许晚上出门，也不能到没有人或者人少的地方去。我还跟邢然提过，国庆这几天暂时住到我家里，有我们一家三口照应着不会有事，但邢然拒绝了。不仅仅是因为尴尬，我能理解，更重要的是她害怕再将我的家人也牵连进来。

和严峻谈过后的第二天，我突然很想对1986年的命案和1994年那场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做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年代久远，网络上找不到相关的只字片语，但云岭财大图书馆每年都会将全国各地知名报纸杂志中涉及自身的报道、新闻收集规整起来，作为学院历史的一部分留存。我想，如果要找那些文献，目前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的地方了。

因为报纸保存不易，为了避免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料遭到破坏污染，校方专门制定了很严格的管理措施，想把留存报纸借出是不可能的，如有需要查阅必须走专门的流程。

当我昨晚打电话给负责图书馆日常管理的苏老师，借口写教案需要查阅学校存档的旧报纸时，他也并未显露出为难的样子，而是利用手中职权为我大开方便之门。

当我走进这间占地三百平方米，被涂着绿漆的金属书架挤满的房间时，苏老师再三嘱咐我要小心翻阅，老旧报纸很脆，容易破损，并且绝对禁止吸烟。直到我将身上的打火机和烟盒放在外面，这才定了他的心。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到1979年的时候大学教学秩序刚刚建立起来，我并不指望那个年代的高校行政工作能细致到报纸存档的地步。在这之前我问过苏老师，他抱怨学校这几年忙于工程建设，没人重视图书馆管理这块，所以目录索引什么的都找不全，很多尔两都得自己翻找查阅。

当我坐下时，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这满房子旧纸堆虽然说不上浩如烟海，但也足够让人喝一壶了。二百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整齐地排列着几十个绿漆金属书架，在每个档位里整齐码放着各种期刊、报纸、资料、教学档案等等。图书馆按年份把并类报刊分类规整，在这个大屋子只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其余的位置归放的是本校教师历年出版的各类专著，还有院方编撰的校史等等。

我主要翻看着两份本地最有分量的大报：《云岭晚报》、《云岭日报》。

两份报纸创刊部比较早，逼得我非得顺着年代一点点往下翻看，被沉积的土灰呛得呼吸不畅。我专心查找着1986年到1987年的报纸，在有如老人眼睛般昏黄的旧纸堆里寻找着对我有价值的任何字句。

事情比我预想的进展要快，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结束了预定的工作，但却没见到任何有价值的只字片语。任我对着枯槁的油墨纸张盯花了眼睛，仍是一无所获。最后，我在灰尘碎絮上下翻飞的阳光里伸了个懒腰，打算结束这件费心费力的无谓工作，忽然眼睛看到靠墙的角落里有个稍微小点儿的铁架子，架子靠中间的位置垒摞着厚厚一沓杂志，我随手翻了翻，多是—些财经类或者学术类的期刊，上面刊登有云岭财院历年曾经发表过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什么的。

我机械地翻看着这些打满了深深时代烙印的旧日报章，突然间眼前一亮。

这是1984年发表在本地人文类期刊《晨钟暮鼓》上的一篇纪实性文章，名字是《血祭：从蒙昧到开明》。该文详尽介绍了197年4月3日晚间，发生住云岭市的一场血案。

文章指出，截至1976年年初，那场持续了十年的、给全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未结束。这场运动颠覆了人们的信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拖垮了全国的经济，撕裂了社会的群体，给人民带来了巨人的灾难，在人间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十年中，国家处于革命口号震天，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凄惨的状况。无休无止的运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人们渴望经济快速发展，渴望安定幸福的生活。

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的整顿使生产秩序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状况逐步好转，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但随后不久发生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击碎了人们的希望。尤其是随即出现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矛头直指一生鞠躬尽瘁为人民，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中国—时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从3月下旬的北京开始，出现了群众自发性地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人们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带来了自己亲手扎制的花圈，拿来了亲自创作的怀念周总理丰功伟绩的诗词，寄托自己的哀思，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一时间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比肩接踵，花圈、悼念诗词摆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乃至整个广场。一部分诗词也表达了对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四人帮”的不满和愤怒之情。正义与邪恶、前进与倒退在那个多事的春天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运动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原到山区，从工厂到学校到处都展开了以悼念周总理，发泄对“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之情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使“四人帮”及其爪牙既害怕，又气急败坏。他们利用尚且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有利地位，蒙蔽了毛泽东主席，搞倒了邓小平，制造了镇压革命群众的臭名昭著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远离北京的云岭市也在开展着如火如荼的斗争。1976年3月29日，以云岭市棉纺二厂、机械制造一厂职工为主的自发的悼念人群在市政府广场张贴纪念周总理的大字报及诗词时，与云岭市的极左派分子发生了冲突，继而引发了激烈的殴斗。由于人多势众，悼念人群占了上风，造反派重伤十几人。以造反起家，担任云岭市“革委会”委员的云岭财大学生江振业当场死亡。

悼念人群以为自己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便放松了警惕，同时计划在清明节前举行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悼念活动。但没有人知道，一场血雨腥风正在不为人知地酝酿当中。

4月4日早晨，游行的人群在市中心的政府广场前开始聚集，到上午九点钟已经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游行持续了很久，直至夜幕降临仍有近百名群众不愿意散去。晚间八点多钟，游行队伍在通过云岭市红旗路时遭到了突然袭击。由于没有提前预警，队伍瞬间就被几百人的袭击者冲散。此后发生的便是场一边倒的屠杀，暴徒们手执刀斧棍棒，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实行了残忍而野蛮的攻击。这场袭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造成了二十八人死亡、几十人重伤的恶性事件。

我惊叹于作者对现场细节的把握，字里行间弥漫着历史的血污，以翔实的笔触将那场惨剧妮妮道来，仿佛亲身经历了那场野蛮的殴斗。

们最关键的是，文章是两人合写的，其中一个名字是：苏嘉麟。这让我吃惊不小，但另一个名字却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忽然手机铃声大作，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异常刺耳。

“刚才有个女孩到咱们家来，给你带了点儿东西。”母亲说。

我第一个反应是邢然，们母亲说那女孩高高瘦瘦，问她叫什么也不说，只知道是你的学生。

“她给我带的什么东西？”

“就一个纸盒子。”

“哦，我很快回去。”

刘畅到我家去送什么尔西呢？我左思右想自己没有借给她过什么，心里忽然忐忑不安起来。

回到家后，母亲把刘畅带来的纸盒交给了我，还一脸兴奋地说：“那女孩个子高高、白白净净的，长得还挺漂亮。快点儿看看给你送什么了？”

我扭过身子，把手里的纸盒挡住，有些无奈地说：“妈，那是我学生，您就别胡思乱想了。”

这个纸盒子大概二十公分长，十几公分宽，上面印着各种卡通人物，一看就是女孩子的物件。我不管不顾地撕开封装的胶带，连带着扯下了一个娃娃的脸蛋，留下一块白惨惨的纸底。

里面只有一把伞。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那天在图书馆外和刘畅同打的那把。刘畅给我这个干什么？

伞底压着一个信封，我从里面倒出了张字条，上面写着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老师，请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