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周的时间，我一直躲着他们，或者说他们让我躲着。在英格兰这样的一个面积不大、村落密集的国家，我这业余罪犯如鱼得水。

深夜，我不开灯驶入一片人迹稀少的杂树林，把小车扔在了那儿。那里看似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拖着行李箱穿过英格兰广阔无垠的土地，穿过黑暗，穿过昏昏欲睡的牛群，经过寂静村庄的边缘，没有一盏灯来温暖那夜晚。

晚些时候我到了火车站，乘着火车到了伦敦，我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布鲁姆斯伯的有一家小公寓，在罗素广场北边。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掩饰自己的身份，没人在意你，更不用自称房东的妓女。

早餐是又冷又油腻的食物，用托盘盛着，放在门外；如果你要用午餐的话，就是麦芽酒、面包和切达干酪；可如果你是晚餐一族，就只得出去觅食了。如果你回来得太晚，罗素广场上面白脸幽灵会出来作祟，他们沿着本来是铁栏杆的地方爬行，似乎他们仅有的记忆从警察的灯笼处获得一些荫蔽。他们痛苦地叫着“听着，宝贝们”，让你想起他们干瘪收缩的嘴唇，由内及外缺刻状的下巴，巨大的毫无生机的双眼，于是整夜不得安宁。

在这个寓所里有个男人，弹奏巴赫的曲子，弹奏的时间有点儿长，声音有点儿大；但他是为自己的灵魂而演奏。

有一个孤独的老头，长着一张泰然精致的脸庞，脑子里却是下流的思想。寓所里还有两个年轻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人，把自己当成了演员。

我很快就对这些产生了厌倦，便买了个背包，继续徒步旅行到德文郡。我见报了，不意外，但不是很突出，没有引起轰动，没有模糊的护照复印件，要不我会像个牙疼的亚美尼亚籍地毯商，无足轻重。报纸上只有不起眼的一小段关于我失踪的信息，包括年龄、身高、体重、眼睛的颜色、美国国籍，还说我身上有警方需要的线索。也有一些关于爱德华·克兰德尔基本特征的描写，不超过三行。他对于他们来说不怎么重要，不过是一个碰巧死掉的富人。报纸上说我有美国口音，我对布鲁斯伯人试了试，他们压根儿就没听出来，更不要说这种乡下地方了。

他们在查格福德，在达特姆尔高原边上找到了我。我当时在喝茶，当然，是在一个小农舍里旁边的会客厅——假装从伦敦过来散心的一个作家。行为规规矩矩，不爱说话，非常喜欢猫。

他们有两只大肥猫，一只黑色，一只白色，它们和我一样，喜欢德文郡奶油，还和我一起喝茶。那是个沉闷的下午，跟监狱的院子一样死气沉沉。在这样的天气里执行绞刑再合适不过了，雾气低垂，团团笼罩荒原上的金雀花。

他们有两个人，一个是彻西德警官，当地人，虽然有个康沃尔郡的名字。另一个是伦敦警察厅的人，他才是敌人。那个本地警察只是坐在角落里，嗅着他的制服。

从伦敦来的那位应该50岁上下，身材不错，当他们走到那儿的时候，面色发红，说起话来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冷酷无情。他很温和安静，也很友好，把帽子放在长餐桌的另一头，就抱起那只黑猫。

“很高兴找到你，先生。我是来自伦敦警察厅的奈特检察官，你可真是没少让我们费周折。”

“喝茶吧，”说完我走过去拉铃，倚靠着墙，“跟杀人犯一起喝杯茶吧。”

奈特检察官笑了，而彻西德警官没有笑。在他脸上除了冷漠，你休想找到其他表情。

“很乐意——可是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谈论其他的，不必紧张——在这件事情上，还没人真正有麻烦。”

我当时的脸色肯定变得很白，奈特几乎跳了起来，拿起壁炉架上的帝王威士忌，在一个杯里倒了点儿，速度之快超乎我想象，他把酒杯抵在我嘴边，我只能吞了下去。

一只手开始在我身上摸索，这只手就像蜂鸟的喙一样灵活地探索，既敏捷又全面。

我冲他咧嘴一笑。“你会拿到的，”我说，“可是我不会在喝茶的时候也带着。”

当地警官坐在角落里喝茶，伦敦警察厅那个家伙坐在桌子旁，抚弄膝盖上的那只黑猫。级别高就是不一样！

我当天晚上和奈特一起返回伦敦。

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当然什么也没有。

他们知道自己被耍了，但如英国人一贯的样子，输了也摆出一副赢了的模样。表面上，问题是我为什么持有那支枪？因为她碰了那把枪，这让我很担心。哦，对了，我明白了。但情况本不会那么糟的，你知道的，法院的权力——在警方的要求下审讯被延期，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难道你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这样，并且很懊悔。

这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尽管他们眼中有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但我还看出了里面的信息。他们只是知道得有点迟，都是我的错。虽然有点迟，他们严峻敏锐的头脑还是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喝得烂醉，醉到得让别人在他手里放一把枪，指着一个自己看不到的地方，随着一声“乒”就开了枪。他任由别人按住他松弛的手，扣下了扳机，然后就那么他倒了下去，再也没能发出一点儿笑声。

在延期审讯中我看到了米利森特·克兰德尔，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她那天身穿一套黑色的衣服。我们谁也没有开口跟对方说话，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穿黑色雪纺睡裙的样子肯定特别销魂。她现在就可以那么穿，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她穿那种衣服都会令人销魂。

有一次，我在格林公园的附近的皮卡迪利大街，见到了雷肯汉姆夫人，她和一个男人牵着一条狗散步。她把他们打发走，自己停了下来。那条狗像是一种短尾巴牧羊犬，但比牧羊犬小得多。我们握了握手，她看起来真是迷人极了。

我们站在人行道中央，身边的英国人用他们那种独有的谨慎，在我们身边来来去去。她的眼睛像黑色大理石一样沉着宁静，且让人无法看透。

“非常感谢你能替我辩护。”我说。

“不用这样，亲爱的，我和伦敦警察厅的警务处助理处长关系很好，在那里没有什么问题是用酒解决不了的。”

“没有你的话，”我说，“他们可能就要把罪名压到我身上了。”“今晚，”她用匆忙的语气说，“恐怕我今晚有约，但是明天——我会在克拉里奇酒店。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明天，”我说，“哦，当然，（我明天就要离开英国了）你骑着罗密欧把他撞倒，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为什么？”

这时在格林公园的附近的皮卡迪利大街，谨慎的人群如潮水涌动。

“我有那样做吗？为什么，我是有多可恶。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她就像一只画眉，和格林公园一样镇定。

“当然，”我说，“他那样的男人都会犯那种错误。他们以为每个冲他们微笑的女人都会被掌握在手中。”我闻到了她身上撩拨人心的香水味，就像沙漠之风从千里之外带了过来。

“明天，”她说，“四点左右见。你连电话都不用打，真的。”

“好的，明天见。”我没有把实情告诉她。

我目送她消失在视野之外。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就像是一个纪念碑，或者是一位中国圣人，或者是一件真人大小的德累斯顿瓷器，站在来来去去的英国人之中。

在静默中，一阵冷风把几片落叶和碎纸片吹过了格林公园里无精打采的草坪，吹过修葺了的小路，几乎越过高高的边石进入到皮卡迪利大街。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目光没有刻意去追随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追随的。

（本文译者卞琛、蒲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