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星期六，下午1点。

森川来到代代木JHK广播中心的GT-510演播室。

在进口处，活动导演递给姓名牌后，向他指点了落座的位子。参加活动的共有30人，医患两方各占一半。听众座席共有三排，森川在安排医疗方落座的区域找了个中间位子坐下。

待出席人员全部到齐后，导演便宣布了几个注意事项，比如发言要举手，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发言时间控制在30秒至60秒之间，等等。他还提醒说，因为会后还要对内容进行编辑，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说错话或说漏话。这引起了现场一片笑声。

讨论会分两个环节，先是活动的嘉宾进行讨论，然后是台下的参加者发表意见。节目播放时间是一个星期后的3月2日晚上7点半。

导演说完后，接替上场的主持人便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打招呼，然后进行简单的彩排，最后以“这样的气氛正合适。诸位都很能进入角色的嘛”这一略带恭维的话结束退场。森川扫视了一下四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有这么一些人参加，看来自己不发言也过得去。

“现在请嘉宾入场。”

女导演助理话音刚落，四位嘉宾便鱼贯而入。他们分别是癌症医疗中心的主任、女评论家、护士协会理事、临床心理专业的大学教授。助理调整了一下台上的照明，在确认各项程序的准备工作都正确无误后，导演便高喊一声：“预备——开始！”

主持人宣布讨论会开始，对嘉宾一一作了介绍后，嘉宾们便从各自的角度介绍目前癌症医疗情况。

在随后的讨论中，森川渐渐感觉自己与这些嘉宾在认识上的差异。在这里，观念性的理想主义占了上风。比如，医生应与病人的心情和谐共鸣；即使到了晚期，癌症病人仍应维持自己的生活，等等，全是些华而不实的漂亮话。愈到后来愈将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癌症治疗的难处被不断放大，最后将难题逼入了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的死胡同。

嘉宾讨论环节之后，主持人便转向台下参与者。

“好，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台下听众们都有些什么看法。”

听众席上有五六个人举起手来。主持人让一个30多岁的瘦个女子先发言。

“我两年前被诊断患了肺癌。当时医生说过的话我至今忘不了。那时我是因为咳嗽、有痰去看病的，没想到医生一照X光就说十有八九是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听了医生的话，眼前顿感一片漆黑。”

这番冲击性的话引起了全场一阵骚动。人们讨论起该以何种方式将癌症病情告知病人。这一讨论快平息时，一位年轻的放射技师举起手。

“在日本，体检和诊病动不动就会用到X光机，由此引发的癌症病例正在不断增多。希望医生为病人开X光检查单时要慎之又慎。”

会场再次骚动起来。对此，嘉宾中的癌症医疗中心主任回应说：“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不做X光检查医生无法作出诊断，很难啊。”

森川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也说上几句，但他又拿不准该说什么好。

听众席上，一名中年女子诉说了她护理癌症晚期丈夫的经历。

“当医生说已无法治疗时，那种打击……”

这话顿时激活了森川脑海里的某个记忆片段。一名胃癌病人怒喊一声“这话等于是说你可以去等死了”后冲出了门诊部。病人紧绷着的脸、自己的困惑和辩白，还有无可奈何的委屈心理，就像电影里闪回的镜头，一一呈现在眼前。

那个时候，自己到底该说什么好呢？那个同样已无法治疗的肝癌病人，因为没有明确说明已失去治疗价值而被迫继续施以抗癌剂治疗，最后还不是只能住进监狱般的医院迎接死期？

中年女子的话说完后，主持人接着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也正因如此，近来informed consent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是在治疗现场，病人家属须在清楚了解手术风险的前提下签署知情同意书……”

informed consent，对这个煞有介事的英文术语，森川有种很深的被欺骗感。他鼓起连自己都想不到的勇气举起了手。

“啊，这位，三鹰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森川先生，请。”

听见指名，森川定了定有点急躁的心情后深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