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监结束，我匆忙赶回旅馆，没有录音机的帮助，我只能凭回忆尽可能记录下他说的每一个字。我在黄色拍纸簿上写了一页又一页，直到手指酸痛，写完时天已经黑了。我退房付钱，搭末班车回纽约。

至于他那些话的真实性，谁知道呢？他漫游全国到处杀人，刀下亡魂超过控罪的极限，少说也背了几十桩命案，有可能吗？估计确实有。一个人要是因为偷一辆车而入罪，我们会认为那辆车只是他偷的许多车里的一辆，假如犯罪记录说五辆，我们会估计事实上有五十甚至上百辆。我们的惩戒观里有这个不成文的因素，认为一名职业罪犯在落网时，造成的损害肯定不止已知的那些。对连环杀手来说也许更是如此。职业偷车贼、银行劫匪、瘾君子、家暴男子，这些都有清晰的模式、动机和手法，决定了他们的落网只是迟早问题而已。但变态杀人狂，他杀人没有任何原因，至少没有我们能理解的原因，他任意选择受害者，或者交给命运去决定，他漫无目标地漫游全国，不管去哪儿都会在土里或水里留下几具尸体——事实上这种人能落网完全是我们走了狗屎运，除非他自己开口，否则谁也无法确定哪些罪行应该归在他的名下。

我想一想那些失踪人口的命运都后背发凉，光是美国一年就有几千人下落不明。丈夫或妻子再也受不了对方，吵完架气冲冲地夺门而出，或者只是出门买包香烟，结果一去不回。抛弃家庭的父母，失职的父亲，把婴儿扔在医院或教堂门口的母亲。几十年如一日通勤上下班的疲惫工人，某一天没有从应该的地方开下公路，继续前进直到汽油耗尽。欠债的人躲避坏名声。心碎的爱人希望忘记和被忘记，在人群中浮浮沉沉。瘾君子、酒鬼、赌徒和性倒错者，躲避他们自己。离家出走的孩童，浩浩荡荡，像朝圣似的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向何处去，消失在我们的城市中，我们的夜晚里。我们以为他们受各自的心魔驱赶，自己选择失踪。但假如存在另一种恶魔让他们失踪呢？假如他们不是消失而是被找到了呢？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满嘴胡话。我尽可能查证他提到地点和具体经过的案件，有时候确实对得上报纸和公开记录里的描述：孟菲斯有一对男女死于入户破坏。一个女孩失踪，有雀斑和一双绿眼睛。可是，克雷也同样能够轻而易举找到这些消息，编造进自己的故事。他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也许他在盗用别人的犯罪，拿来充实自己的档案，确保自己能青史留名，跟我们再开最后一个玩笑，留下一份其实还是假线索、红鲱鱼的供词。也许只是在耍弄我而已。

还有他的哲学思考（你愿意这么说也行）、理论体系和自我分析。还有他对艺术、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一方面，他有的是时间打磨自己的观点，推导出那些自我中心加自私自利的可疑理念。但另一方面，天知道那些东西究竟是他杀人时的所想所感，还是企图在事后给狂人的无意义破坏添加智性和美学的外皮。要记住，尽管他声称自己博学多闻、艺术感性非凡，但他只是进了监狱才开始阅读、思考和学习。第一次激情犯罪时，他还是州政府监护下的一个半文盲，连高中都没怎么念完。经受过残忍杀戮的洗礼，他准备好了成为（甚至可以说是被培养成）性犯罪者和杀人狂。他就像温室育出的稀有品种：美国变态狂。

我想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他的另一段论述，他与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所谓共同性，他的罪行与艺术及文学（包括我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相通性。无论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有个微小但基本的区别始终存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这就是他的盲点。

他承认他是邪恶的，又立刻运用他强大的理智去推翻判定他邪恶的道德体系，但他没有对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有过半点疑问。他看不到的死角是疯狂也可能有理性、有组织、有体系，甚至有才华。疯狂可以完全自圆其说，比方说偏执狂，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系统，不承认外部的真实性和客观真理：谁质疑我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看法。同样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聪明，我不怀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灵存在破绽，在根基上就不对劲，因此他无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么卑微）：真的写出点什么东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产了几封信而已。以艺术家而言，他创作了几张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陈。

倒不是说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是疯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许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疯子。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个疯疯癫癫的行当。但我认为写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于遗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没，将一切都记录在纸张上。是什么东西希望拯救万事万物，想带上无论好坏的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前进？除了爱，还能是什么？我们这些写类型小说的，还有我们的侦探和杀手，我们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许正因为这个，我们才会一次次返回同样的故事，就像孩童抱着他最喜欢的沾着糖水的书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终的圆满；给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间，每天早晨从闹鬼的树林里抱回一把新鲜的悲哀；创造出手拉手的连串小人，永无止境的分叉树木，供鬼魂居住的书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态体现的执着——系列小说。

列车回到纽约，我被这些念头弄得疲惫不堪。列车穿行于后巷和隧道之间，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向过去——童年时光。不是我的，而是克雷的。我半梦半醒地翻阅他讲述的杀戮起源。沙鼠，仓鼠，随便什么鼠。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就是说不上来。转轮在我脑袋里原地疯转。细小的骨头在我嘴里像脆饼般折断。我在佩恩车站醒来，头痛欲裂，汗津津的右手攥着左手。

我换乘地铁，回到地面过河时，天已经黑了，手机收到一条留言。珍妮。她和她丈夫讨论过。他们很愿意在下一期《破格子呢大衣》上刊登我那本书的节选，甚至当作一期犯罪专刊的中心文章，组织读书会、派对，宣传。虽说我已经有个不错的经纪人了，但他们跟他们的经纪人和编辑提了提，所有人都很想看看这本书。真是不难想象。

回到凄凉的公寓里孤零零地睡沙发，不对劲的念头令我越来越害怕，我看见莫里斯还在打扫店堂，跑过去敲敲他的窗户。他放我进门，但拒绝了我绝望的恳求，不肯陪我喝一杯。

“别在意，但跟你和那些异性恋喝酒对我影响不好。”他说，“再说我和盖瑞还有计划呢。不，你不能来。给你这个，希望你能开心。”

他拿给我一把漂亮的鸢尾。

“我的新作品。自己种的。就在我家后院。”他微笑着递给我。

“天才……”我嘟囔道。

“真的？”

“天才。”我抱住他，踮起脚，亲吻他的两边面颊。

“不客气。”他喊道。我跑出去，挥舞着紫色的花束。我沿着人行道跑回家，掏出电话打给汤斯。他已经下班了。

“急事，十万火急，真的。”

接线员不太情愿，但还是帮我转接电话，最后他终于拿起听筒。背景有电视的嗡嗡声，我听见吃饭的声音，刀叉接触碗碟，酒杯互相碰撞。

“是我，什么事？”

“汤斯，”我喊道，像是想不通过电话就让他听见我的声音，“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把头部埋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