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赶到，送我们所有人去医院。我的伤其实并不重，那一刀没有劈中重要部位，但失血害得我虚弱和昏昏沉沉。我吊了一夜各种点滴，警察、护士和调查局探员走进走出，从不敲门。

卡罗尔·弗洛斯基做了手术，第一粒子弹击碎她的股骨，嵌在大腿根。第二粒子弹穿过肩膀，切断了肌肉和神经。警察从我家的地板里挖出子弹。

达妮因为休克接受了短暂的治疗，然后被带去警局录口供。她询问过我的情况，但没有要求见我。

克莱尔也一样。她几乎没受伤，身上只多了几小块瘀青和颈部的刀口——其实非常浅，是我开公寓门时弗洛斯基吓了一跳，失手划破的。可是，从揭开封嘴的胶带开始，克莱尔连一个字也没说过。她看上去挺好，用点头和摇头回答问题，用吸管吸护士手里的果汁。护士推着我去缝针的路上，我在急诊室看见了她，我喊她的名字，她却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她在北卡罗来纳打高尔夫的父亲包飞机连夜赶了回来，母亲明天从香港回纽约。

汤斯带着包括特伦斯在内的一队探员来找我，逼着我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讲述经过。我提到玛丽·方丹的信件还在我家，两名探员跑出房间。他们似乎还拿不准我到底有没有罪，我不禁想起克莱尔的高价律师。估计他已经放弃了我的案件。再说我实在太晕眩和虚弱，没精神担心这些。我脑袋里基本上只有克莱尔，得知她父亲已经来接走了她，我终于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们用警车送我回家，邻居纷纷打开门，讶异地看着警察护送我穿过走廊回到公寓房间。家里一片狼藉，警察和探员造成的损坏远远超过弗洛斯基。汤斯很快驾到，看上去比我疲惫。其他人离开，我问他喝不喝咖啡，他说好，然后在厨台前坐下，喟然长叹。

“唉，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说。

“妈的。”我说。我企图单手煮咖啡，结果咖啡粉洒得满台子都是。汤斯起身帮忙，将咖啡粉扫进过滤器。我看见其中混了些陈年面包屑，但决定还是不说为妙。

“先听好消息。”我说。

“她承认杀了人。昨晚签了自白书。”

“坏消息呢？”

“她承认杀了人，”汤斯重复道，坐下看咖啡滴进咖啡壶，“所有案件。包括克雷要为之被处死刑的那些。”

“哦，我明白了。”我也坐下，“她怎么说？”

“她说她始终和儿子保持联络，从来没离开过儿子。说她在寄养家庭找到儿子，一直偷偷见他。他长大以后，母子重新团聚。唯一的问题是儿子开始拍摄女人。她不答应。她说她知道女人是什么货色，她自己当过妓女，说她一眼就能看穿那些姑娘。她们在诱惑她儿子，企图抢走他。因此他拍摄模特时，她会监视那些姑娘，事后一一残杀。达利安被捕以后，她去念了个法律学位，就是为了帮助儿子。这一点我核实过。审判期间他只有政府指定的公设辩护律师，五年后她才当上他的律师。把自己变成死刑专家，只是为了替儿子辩护。这个女人也确实了不起，虽说脑子用错了地方。”

“你相信她？以前那些女人也是她杀的？”

“当然不信。这是她救儿子的最后一招了。你相信吗？”

“不相信。”

“但问题是她不需要我们相信。她只需要一名法官认为她的供述足以怀疑原有判决，甚至能成为新的证据，据此签发令状，重启她儿子案件的庭审。然后呢？如果她在庭审时作证说那些女人都是她杀的，那么检察官可就有得忙了，必须同时证明克雷有罪而她无罪。陪审团到最后说不定就是无法达成一致，谁知道还会怎么样？当庭释放都有可能。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就是她的计划。”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瓶阿司匹林和一瓶胃药，摇出几粒，像吃薄荷糖似的慢慢吞下去。

“要水吗？”我问。

他摇摇头，吞了下去。“你认为她为什么想杀你？”他问。

“她知道我查到她了，或者很快就要查到了。克雷的寄养家庭屋后有一片树林，他在那儿拍什么艺术课的照片。我认出我在弗洛斯基的办公室见过那儿的照片。所有事情一下子就对上了。我知道了她是他的母亲。她肯定和杀人案有关系。”

汤斯精神了起来，说：“我派人去拿那张照片。”

“她肯定跟踪我去了那儿。特伦斯打电话提醒我，但我以为……”我犹豫了，“以为是另外一个人。总之，弗洛斯基看见我掌握了所有线索，知道我弄清真相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做掉我。她回到我家等我，却撞见了克莱尔。”

“有道理。”汤斯赞同道，“克莱尔不走运。弗洛斯基撬门进来时她正好在，所以她必须杀了克莱尔，把现场布置得和其他案件一样。但你提前回来了。”

“我叫了出租车。”我说，“我从不叫出租车。”我在心里怒骂自己。能救下克莱尔的性命，居然只是因为这么一个可怜的奇迹——在烂泥塘滑跤，吓唬自己，搭出租车——感觉像是被侮辱得更彻底了。可怜的克莱尔。

汤斯对厨台点点头，说：“咖啡好像好了。”

“哦，对。”我站起来，“加什么？牛奶？糖？”

“都要。”

我倒了两杯咖啡，取出牛奶和糖。汤斯加牛奶加糖，乐呵呵地喝了一大口。这是他第一次问我的看法，我意识到他就算还没有正眼看我，至少也不再鄙视我了。可是我比以前更鄙视自己了。汤斯站起身。

“休息一下，明天来我的办公室签你的证词。”

“我现在就可以去。”

“明天好了。上床睡一觉吧。谢谢你的咖啡。”

“好。”我说，坐在原处听着他离开，然后过去锁门，接受他的建议。我需要休息，但我没法上床睡。想到走进那个房间就足以让我再次看见克莱尔被堵住嘴捆在床上，咽喉淌下一缕鲜血。于是我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睡觉的，第二天、第三天和第四天也都一样。持续了很久。

我试着打给克莱尔，但手机和住宅电话都没人接，留言从来不回，短信和电子邮件也一样。我给达妮留言后倒是立刻就收到了回电。

我接起电话，听见她说：“嗨，一向可好？”

“还行吧，谢谢你。”

“说什么傻话。只是撞上了而已。”

“撞上了？你太强悍了。你在哪儿学的好枪法？”

她笑道：“在我姐姐死后学的。我做梦都想追查凶手，于是开始去靶场。我有一柜子枪械打算用在他身上，让他尝尝他对我姐姐做的事情。后来警察抓住克雷，但我的习惯留了下来。大概能让我感觉比较安全吧。有点发疯，这我知道。偏执狂。”

“呃，我没学过心理学，”我说，“但既然你的看法完全正确，那就恐怕不能算偏执狂和发疯。”我对她说了我发现的那封信，还有那封信如何指引我去找克雷的寄养家庭。

“对，信是我写的。”她说，“我开车经过那幢屋子。好多次。实话实说，他完全就是我学心理学的原因。我大概不希望你知道我有多么渴望复仇。哪怕他已经落网，但我心里还是在追杀他。我能说什么呢？我有很多包袱。只要他活着，我就不可能卸掉。”

我想到达妮抓住弗洛斯基导致的法律困境，但没有提起。也没提起我对她的那些阴暗疯狂的念头。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吧，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两次。所以甜点也包括在内。礼物不算豪华，我知道，但我这条命也值不了几个钱。乘以二也一样。”

她笑道：“我得想想。”

“要带枪来也行，但你要记住我只有一条胳膊，你那是占我的便宜。”

她又轻声笑笑，我隔着电话似乎都能看见她的笑容，但她说：“可是，我不确定我们应不应该见面。”

“哦，我明白了。”我听懂了她的意思，“为什么不呢？”

“只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变成一对普通男女，面对面坐着分食无淀粉巧克力蛋糕。不是你的错，你是好人。但就像我说的，我有许许多多包袱。”

“每个人都有包袱。至少咱俩的包袱能配对。”我说，这次她真的笑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能帮你减轻负担。”

“不。”她静静地说，“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人们必须背负自己的包袱。”

我说我明白，她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们又热情但尴尬得绝望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说再见。我知道她说得都对。我们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回头重新越过那条线。我的问题——或者换其他的名词也行：情感障碍、不信任、怀疑——比她知道的更加绊脚。尽管我在电话上那么说，但她仍旧有可能是个疯婆娘。可是，我忍不住觉得我搞砸了一段好情缘，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段情缘。

然后，反正我也睡不着，便坐起来继续写那本佐格小说。我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