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保险杠上贴着标语：蠢人才慢跑。

我穿着新款慢跑衫，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站在人行道上，心想：阿门，老兄，真的只有蠢人才会慢跑。我的啤酒肚像马臀一样在海洋公园的沙滩上一上一下地颠簸。大家都看着我——码头上的渔夫、小孩、一帮黑人乐手，就连提购物袋的女人也驻足观望。他们都看着我这个五十三岁，头发蓬松，胖胖的身体塞在印有白条纹的蓝色慢跑衫里的家伙，活像看一匹克莱兹代尔马。如此一场奇观。

凯莉，我想掐住你的脖子。

凯莉现在在哪儿？这个美好的七月的星期天早上，她可没有看起来像一个傻瓜，把自己塞在一件印有白条纹的蓝色慢跑衫里。“我可能晚一会儿到，”她在电话那头说，“你先去跑吧。”

结果，离约定时间已经过了四十五分钟，还不见她的身影。也许她早就想好了，绝不在众人面前扭腰摆臀。

尽管出来慢跑绝对是凯莉的主意——她最近刚迷上它。“你必须坚持减肥，”她说，“而慢跑很有效，你会发现其中的乐趣。”

好吧，我发现慢跑没有乐趣，是我做过的最无聊的一件事。蠢人才慢跑。

我一直盯着保险杠上的标语看。这是一辆一九七八年产的达特森，停在凡尼斯山脚下海洋公园的停车场里，而现在我正傻傻地站在它面前的人行道上。我不想折回另一侧的路上去，让那帮渔夫、黑人乐手和女人再看个够。我想把身上这件蓝色慢跑衫扔进垃圾桶，然后找个地方享受一杯冰啤，没凯莉的份儿……

一个穿风衣的秃头男人从海滩走来，经过我身旁，向那辆达特森走去。他停在保险杠前，一手搭在车上，眯起眼看着我。“我的车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只是在欣赏你的贴纸。”

“哦？”

“你从哪儿弄到的？”

“你为什么想知道？”

“我也想在我车上贴一张。”我说。

“怎么会？你不是个慢跑者吗？”

“不再是了，我发誓。”

秃头男人想了想。“我内弟是个慢跑者，”他说，“也是个十足的蠢人。所以我贴了这张贴纸，结果把他和我妻子都激怒了。”

“服了你。”

“我从‘码头’得到它的。他们可以为你在保险杠上贴任何东西，下流的内容除外。”

“慢跑又不是什么上流的事。”我说。

他点点头，朝我挤挤眼，钻进车里。我转过身看着刚才跑过的路，然后踏上另一条路，过一个上坡就是我停车的滚球场。我爱凯莉，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不过总有个底线。如果她要我减肥，我会立即节食，甚至戒喝啤酒。但这个样子穿着蓝色慢跑衫在海洋公园瞎跑，恐怕我要犯心脏病了。

滚球场客满，一如每个天气怡人的周末。打球的人大部分是北海滩来的意大利人，他们玩得非常认真，下赌注，争论战术，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一步。对于不怎么会玩的人来说，滚球就像草地保龄球或是推圆盘游戏。球场呈长方形，四周用木板围住。泥土地、木球，三人或者四人组成一队。一人将小球从场地的一端滚到另一端，接着每个球手轮流朝小球滚一个垒球大小的球，尽可能使它接近小球，但不可以碰到。可以直接对准小球滚过去，也可以选择沿着木墙侧滚过去。如果想把对手的球打出去，但是滚球的路线都被其他球占满了，甚至可以把球直接扔出去。懂得了滚球的规则你也许会觉得太简单了，然而对称和传统是它的魅力所在。小时候在诺埃谷时，我爸爸常带我玩滚球，那时起我就爱上这项运动了。现在我仍然会在周六或周日来到这里，花上几个小时看老意大利人玩球。有一两次他们缺人手，我就上场玩了两把。

我挑了张面朝球场的长凳坐下。凯莉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我——如果她来的话——因为从街上就能看到这里，而且凯莉知道我爱滚球。我的呼吸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仍然汗流浃背。我坐在太阳下晒着，一阵微风吹过海湾，有点凉。我的心脏骤停已经痊愈了，现在我希望肺炎也能治好。

几个认识的老人朝我点头打招呼。没有人评价我的慢跑衫或者挑起眉毛。多可爱的老意大利人啊，总是彬彬有礼，在公众场合永远不会让人尴尬。在他们看来，人们总能照顾好自己，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

凯莉来时我已坐了一刻钟，正沉浸在比赛里。我看见她穿过门走过来，胃里有种微微悸动的感觉。她穿得与我一模一样。凯莉三十八岁，供职于贝茨和卡朋特广告公司，父母以前是侦探小说家。六星期前的通俗小说大会上我遇见了凯莉和她父母，后来一起双重谋杀案几乎置我于死地。她喜欢私家侦探是因为她妈妈曾经写过一个系列侦探故事，而且她觉得我是个猫咪一样温柔的侦探。凯莉太迷人了，穿着和我一样傻的蓝色慢跑衫还是很迷人：赤褐色头发、性感红唇、会随心情而变色的浅绿色眼睛、苗条的身材，还有能融化巧克力的迷人微笑——我认识的一位在好莱坞工作的私人侦探曾这么说。

她就那样含笑坐到了我身旁，不过这次带着点儿责备的眼神。

“你，”她说，“就知道大屁股往这儿一坐。”

“我去慢跑了。”我说。

“是吗？”

“是呀，看我，全身都是汗。”

“嗯，跑步不错吧？”

“糟糕透了。我情愿节食。”

“得了，运动对你有好处。”

“还有像棵植物一样坐在太阳下。”我说，“你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在准备该死的报告。”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爸爸打电话来了。”

“又打来了？”

“嗯。”

“我猜又是些老生常谈？”

“是，也不是。他告诉我他要去纽约出差一阵子。”

“很好，他终于管不着你了。”

“他并没有妨碍我。”

“是吗？”

“是。”

“那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说不？”

“我没有。”

“至少你没说过同意。”

“我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

“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这会是个重大的决定……”

“当然。你的决定，不是你爸的。”

“听着，”她说，语调中的轻松显得有点儿勉强，“没有人能为我作决定，没有人能左右我的决定。我是个女人了，不需要对父母言听计从。”

“他再过分关心你的话，等于让我去死。”

“哦，上帝！”她说，“他不是恨你，只是不了解你的工作。”

“哼，不了解。”

滚球场上传来一声大吼，其中一人给对方来了个漂亮的低手空中重击球。我的视线收回来时，凯莉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脸上多云转阴了，微抿的唇线显示她正在生气。

我可能太着急了，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爱她，着了魔似的想要她。我第一次向她求婚的时候，我们坐在她钻石高地公寓的阳台上。当时那起双重谋杀案刚结束，我才认识她四天。她吃惊不小，先是欣喜，然后沉默。她说她喜欢我，说不定也爱我，但她还没有非常肯定；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和那个叫雷·丹斯顿的洛杉矶蠢律师——她还没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好吧，我说，那我们先住在一起，怎么样？也许吧，她说，给我时间考虑考虑。

所以我给了她时间，接下来的数周我都没提结婚或者同居的事。我们一起出去约会，睡在一起，在她的公寓和我的太平洋高地公寓里度过无数个宁静美妙的夜晚。当她的话语里出现了一丁点儿结婚的暗示时，我准备旧事重提。但正在那时她父亲打来电话，凯莉就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事实证明这是大错特错的，从此可怕的伊万就开始了他的远距离电话战，意欲劝说凯莉放弃我。最后，凯莉真的认为我们该放慢脚步，而且放得很慢很慢。

在伊万·韦德的眼里我简直一文不值。他觉得对凯莉来说我的年纪太大了；他觉得我是个又肥又邋遢的私人侦探，这点他在那次大会上当面就对我说了。伊万是个拘谨、保护欲过强、毫无幽默细胞的糟老头。他看到女儿经历了一次糟糕的婚姻，不想让她经受第二次，而他认定如果凯莉和我在一起的话那一定会再次发生。他不断地向凯莉灌输我的工作有多危险，我们的年龄差距有多大，以及其他只有耶稣才知道的言论。他越来越无法容忍我。如果他不趁早收手的话，我可要飞到洛杉矶当面和他理论了。凯莉可能不喜欢那样，但那似乎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曾让凯莉和他讲道理，但无济于事。我甚至打电话给凯莉的母亲西比尔，她很支持我——也许因为那次双重谋杀案里我为她掩盖了一些事实，也许她就是喜欢我——但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西比尔是个女强人，然而一旦碰上了可怕的伊万，她似乎就甘于追随他了。

凯莉双手交叠在膝盖上，我握住了她细长的手指。“嘿，”我说，“对不起，我不该用这么重的语气。”

“没关系。”她说。但她没有笑。

“我只想说我爱你。”

“我知道。”

“快些作决定，好吗？”

“好的。尽快。”

我凝视着她。脱口而出两个字：“疯狂”。

“什么疯狂？”

“我。我觉得在你身边我就像个孩子。”

“有时候你就是个孩子。一个老大不小的、倔犟的私家侦探。呵呵。”

“呵呵。”我点头。

她帮我整理了一下慢跑衫有些湿了的领子，这回我笑了。“邋遢，坚持不懈的大孩子，”她说，“走吧，咱们去慢跑。”

“哦，我已经跑够了。”

“你没有，你需要运动。”

“运动还有别的方式啊。”

“比如？”

我告诉她比如什么。

她说：“现在都还没到中午呢。”

“所以呢？”

“周五晚上你没要够吗？”

“够啦。可现在已经是周日了。”

“我们晚点儿再做，你这个色鬼。现在我想去慢跑，然后去你公寓洗个澡，吃顿午饭。”

“先慢跑？”

“先慢跑。走吧。”

蠢人才慢跑，我默念着这句话。但我还是让她拉着我跑出了滚球场，向海滩而去。然后，上帝呀，在渔夫、游客和黑人乐手紧盯的视线中，我又开始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地跑步了。

折磨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没得心脏病，但开车从凡尼斯去我公寓的一路上肌肉无比酸痛。凯莉驱车跟在我后面。趁她先洗澡的当口，我狂饮了两听舒立滋——让减肥下地狱去，明天再开始吧。随后我冲了个澡，让热水按摩酸痛的肌肉。之后我们吃了午饭，然后上床。

第一次，我们做得不尽兴。

凯莉也感觉到了。事后我们什么也没说。我叫她出去吃晚餐，她拒绝了，说要准备公司报告。

她五点三十分离开。她一走，公寓就空空荡荡了，我的心也变得空空荡荡了。整个晚上我都在读她母亲的一部以萨缪尔·莱瑟曼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登在一九四六年卷的《十美分侦探故事》上——我收藏在客厅书架上的六千五百本流行杂志之一。我看得也不怎么尽兴。十一点我躺上床，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不停地想着一件事。

我要失去凯莉了。慢跑、节食、构想、爱——都不能改变什么。可怕的伊万将大获全胜。该死，我快要失去凯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