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百万富翁，已是六十有六的高龄，忽然立下了遗嘱，并且为了秘而不宣的理由而雇请了侦探，那么，他们的死亡概率一定是很髙的。

卡德摩斯·科尔先生死了。

埃勒里·奎因先生料到了卡德摩斯·科尔先生会死，而且不仅会死，进而言之，还将在某种可疑的不明不白的情形中死去。但他同时却未曾预见到，他自S竟险些比他这位客户先一步跨进了珍珠门。

这次沉重的打击于邢张支票兑现当天的下午降临了。

奎因先生拿起电话，给劳埃德·古森斯(那位律师)打过去，本想作一次于双方互有启发的交谈。古森斯的秘书告诉他，说这位律师为了一桩紧急事务已于昨夜动身去了伦敦，而恰当闻知此消息之际，一阵剧烈难忍之痛向奎因先生袭来。

他撂下电话，感到被刀刺中般的深深的疼痛。

“真是事事不顺哪。”说着，他无力地按铃叫来了彭妮小姐。

九十分钟之间，奎因先生毫无知觉地躺在手术台上，听凭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把他那截叛乱而破裂的阑尾切去了。手术之后，那位外科医生表情更加严峻——奎因先生患了腹膜炎。

整整一夜，奎因警官和博两人在埃勒里房间外面的走廊上踱来踱去，默然无语。他们能听见奎因高声的充满牢骚和抱怨的胡话。他仿佛面对某个看不见的对象在滔滔不绝地演讲，追究着各种秘密的答案。他的自言自语，总不断地提到“科尔”和“自来水笔”这样的字眼，并且伴随着不知说些什么的咕咕哝哝，还有呻吟，间或还发出狂放的大笑。

太阳升起来了。外科医生、住院内科医生和其他几个人都发现，奎因先生的情形好起来了。这位病人脑子里有某种意识，那外科医生解释道，这个意识使他不顾一切地抓住生命不放，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做，而这件要做的事情，关系到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名叫科尔的人。

“怎么会这样呢，”博哑着嗓子说，“一个科尔竟能让人着魔得死去活来吗？”

奎因先生只是苟延残喘于现世，同时，却在珍珠门的门槛上毫不当心地大摇大摆、进进出出。而当卡德摩斯·科尔的死讯传来，他立刻便不再徘徊，并且不屈不挠地马上就恢复了起来，连医生们见此都感到惊愕不止。

“博，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位病人恳求着，“你说呀！”

博开始讲述。就在科尔造访“埃勒里·奎因公司”的当天夜里，“阿耳戈号”快艇办好出港手续后离开了纽约港。

当时快艇上有船主科尔先生，他的朋友和伙伴埃德蒙·德卡洛斯，船长赫罗德·安格斯，还有十二名船员。

“再没有别人啦？”奎因先生急切地问。

“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人。”

六月十三日，“阿耳戈号”锚泊于西班牙港外的帕里亚湾，在补充了淡水和燃料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航行，进入加勒比海。

六月二十一日，在距离加利纳斯港西北100哩的海上，“阿耳戈号”还与一艘过路的旅游班轮通过话。安格斯船长与那艘班轮的船长依航海者们通常的礼节互致问候。

六月三十日，恰当子夜八击钟时分，正陷于一场暴风雨中的“阿耳戈号”，用无线电向任何有随航医官的舰船发出了通常的“SOS”紧急求救信号。发出的信号中说明，卡德摩斯·科尔心脏病急性发作，安格尔船长虽备有随船医疗设备，也能够做一些简单处理，但他感觉到他的主人病情严重，因此他需要专业医官马上给予指导。

正在西北方向大约200英里处的“白夫人号”立刻作出了响应。船上的主任医官通过无线电详细询问了病人的脉搏、呼吸、血压以及表面症状等等，他也收到了无线电发回的答复。

随后，“白夫人号”上的这位医生提出了注射毛地黄强心剂、做冰敷、并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的建议。安格斯船长每隔五分钟就通过无线电与他就病人的情况作一次交谈。与此同时，那艘旅游班轮正全速向“阿耳戈号”奔驶而来。

然而，那班轮还是太迟了。从第一次发出紧急求救信号，过了一小时五十分钟之后，安格斯船长与埃德蒙·德卡洛斯共同发出了一条无线电信息，通告说卡德摩斯·科尔已辞世而去，并对“白夫人号”的援助表示感谢，另外还宣布说，这位百万富翁临终前最后的遗愿是将他葬之于大海。

“够了，够了，”奎因先生高声叫着，“别再说啦！”

“行啦，别那么激动啦，”博安抚他说，“装在裹尸帆布罩里的科尔在加勒比海底都躺了一个星期了。”

“都整整一个星期啦！”埃勒里啃然叹道，“已经是七月了吗？”

“七月五号，星期三。”

“那我们必须得跟德卡洛斯、安格斯、那个无线电发报员、还有全体船员们谈一谈，他们现在在哪儿？”

“科尔死了以后，过了两天——那是上个星期天，‘阿耳戈号’到过古巴的圣地亚哥。到了星期一，安格斯船长和所有船员都被发给薪水然后解雇了。”

“德卡洛斯？”深深地沉默之后，埃勒里问道。

“是啊。德卡洛斯随后把‘阿耳戈号’存到了当地的一座干坞里，把科尔的一些私人物品装船运回美国，然后他自己搭上一架飞机。他应该今天夜里或者明天早晨到纽约。”

奎因先生陷入了沉默，一阵令人惊惧的沉默。过了片刻，他开口道：“唬唬唬唬……”

“什么？”

“心脏病发作，怎么那么巧，船刚好开到加勒比海正当间儿，还正好赶上一场暴风雨；没经过有资格的医生的检查，就认定人已经死了；也没做尸体解剖，就给海葬了；那么船长和船员们呢，还没来得及讯问就给遣散了！”

“你换一种方式想一想，我的‘智多星’，”博说道，“因为普通人都会这样想这件事的。科尔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吧？因为他已经六十六岁高龄了。他死在海上了吧？是啊，如果他不是死在海上，那才奇怪了呢，因为他这最后十八年都是在一艘快艇上度过的呀。为什么葬入深深的海底呢？对于一个热爱大海的人，当他弥留之际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很自然的嘛。”

“那么德卡洛斯在古巴解雇了安格斯船长和全体船员，这又作何解释？”奎因先生面无表情地问道。

“当然，他也不是不可以让他们驾驶‘阿耳戈号’北上回美国，但是，坐飞机总是快一些，而且，德卡洛斯想要尽快赶回纽约，这也是很自然的。不，朋友，这样的安排很自然、再简单不过了，一点也不——”

“不是那么回事，”埃勒里有点起急了，“科尔立下了遗嘱，雇用了我们，他行动神神秘秘，而且最后死了——对于这一切，博，有人会想到一个不那么好听的字眼，那就是……谋杀！”

“在法律上，还有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儿，”博淡然言道，“那就是‘犯罪事实’。你要能告诉我怎么样做就能够找出犯罪事实，我就服了你了。可是，假如我们想证明谋杀成立，我们就必须有一具尸体，我们拿得出来吗？尸体在哪儿啊？是啊，在加勒比海底，喂了鱼了。哦，不行，先生，我们所掌握的只是怀疑，在这一行里，人家不会给怀疑付费的。”

“那也无所谓，”奎因先生低声说道，“反正科尔已经给了我们一万五千美元，这就意味着，谁要是谋杀了科尔，他就不能不受到惩罚！”

“我们是有这笔钱，不过这是暂时的。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你，怕你眼下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想等你恢复了再说。埃勒里，咱们得把这笔钱还回到科尔的遗产里去。”

“什么！”奎因先生喊道，“为什么？”

“因为科尔雇的是你，而不管他想让你调查的是什么，以你目前的状况，你都不可能进行调查。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休假至少六星期。”

“别傻啦，”埃勒里断然道，“你是‘埃勒里·奎因公司’，我可不是。你得去调查。”

“不，我不能调查。”博一脸愁相。“科尔亲自雇的你，而且你也接受了。这就是个人服务契约。这种个人服务契约是不能再另行指派他人去做的。那一万五千元咱们不要啦，咱们也不想发不义之财。”

“你在说些什么呀。”奎因先生眉头紧整，努力思索着。少时，他高兴地做着怪相笑了起来，“博，科尔说他遗产的受托执行人是谁？”

“劳埃德·古森斯和这位德卡洛斯。”

“他们俩认识你吗？”

“不认识。彼此彼此，我也不认识他们。那又怎么样？”

“他们同样也不认识我。”埃勒里笑道，“你明白了吗？”

“好哇，你这个骗子！”博叫道，“说说怎么骗吧！”

“要是古森斯打电话找埃勒里·奎因，你就去接。”

“我冒充是你！反正古森斯也好，德卡洛斯也好，他们都分不清咱俩谁是谁。”博兴奋地扑过来握住埃勒里的手，“太好啦，你真是个天才！”

“轻一点儿——当心我的伤口。当然，我们这样做是共谋犯罪，你知道吗？”

“是吗？”博挠了挠了头，“让我想想。好吧，也许我们是在犯罪。不过，如果我知道了我们犯的是什么罪，说不准我会胆怯的。好啦，我不想说那么多废话了。再见，奎因先生！”鲁梅尔先生告辞道。

“快滚吧，‘奎因’先生！”奎因先生说。

第二天早上，劳埃德·古森斯打来了电话。

鲁梅尔先生冒名顶替奎因先生，乘地铁按电话中约定的时间来到市中心的公园街。

古森斯年约三十几，近四十岁，一身参赴聚会的装束，脸色灰暗倦怠，像是缺乏睡眠。博读过温契尔写的东西，知道古森斯经常周旋于公园大道与第五十二街之间各种社交活动之中，并且视场合的不同，有时带着、有时不带他那位也擅长于社交的太太。在与古森斯握手的一瞬间，博心中不禁一叹，忖道：富有的感觉一定是很舒服的。

“德卡洛斯刚刚从佛罗里达飞过来，”律师说着，晃着手里那支冒着烟的烟斗朝里面那间办公室指了指，“我想你知道他吧，奎因先生？”

“奎因先生”下意识地四处张望着找奎因先生，但随即意识到，他就是奎因先生，于是说道：“那位‘内务总管’，你说的是他吧？顺便问一句，古森斯，干吗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那么神秘呢？”

古森斯皱了皱眉：“神秘？”

“科尔也不告诉这是一件什么样的案子，这简直成了个秘密啦。”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律师说道，并显出不解的神情，“他寄了挂号信给我，信上说了要雇请你，也说明了跟你定的协议，一切都讲得很清楚，现在，白纸黑字，都写进他的遗嘱了。”

“你说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

古森斯笑笑，说道：“这自有它的道理。进来见见这位内阁大臣吧，我们一起把整个情况谈一谈。”

随后，博见到了德卡洛斯，并与他握了手。德卡洛斯身材适中，常年的海上生活、带着咸味的海风和酷烈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呈红棕色，他有一头波浪般卷曲的黑发，还蓄着一部海盗模样的胡须。银框眼镜后面，他那双大大的眼睛显得那么天真无邪，太过于天真了吧——博心里思忖道。

告别了那两位遗嘱执行人，博心神凝注地想了许多。

医院里，埃勒里正焦虑不安地等着他，他便把全部的经过，以及德卡洛斯的所有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埃勒里。

“他那模样像个海盗，也难怪，他是刚从加勒比海过来的嘛！”

“是啊，是啊。那么那件案子的情况呢？”

“哦，是啊，”博凝目眺望着窗外，“那件让咱们着了魔的神秘案子。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别听了受刺激。这件案子嘛，要么，科尔那老家伙是个古怪的疯子；要么，咱们就是碰上真正不好对付的难题了。”

“你讨厌的那个海盗，他说了遗嘱指派的任务是什么吗？”

“只要是能找到一对儿下落不明的遗产继承人。”

“噢，不，”埃勒里说，“这太过分了。怎么可能呢。遗嘱里怎么说的？你看了遗嘱吗？”

“是的，遗嘱上写的就稀奇古怪的。”博便把遗嘱的内容给埃勒里讲了一遍。

“可是，科尔怎么会连他的遗产继承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呢？”博讲完之后，埃勒里问道。

博耸了耸肩。于世纪之交、还在温莎的时候，科尔经历的那一次倒霉的婚姻，使他甚至对整个婚姻制度都产生了怨恨之情。他有个弟弟，名叫亨特利，他送他去纽约学习美术。1906年，亨特利·科尔在纽约悄悄娶了他的女模特娜丁·马洛伊为妻。1907年，他们的孩子玛戈出生了。而卡德摩斯听说他弟弟结婚了，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简直是忘恩负义之举。

卡德摩斯自此不再寄钱给亨特利，并且发誓再也不会理他这位兄弟了。亨特利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去了巴黎。在那儿，他画了两年画，却是毫无出息，他们生活得很贫困，仅仅靠着他妻子做模特儿的微薄收入度日。

“这个亨特利，”博解释说，“他就是太过骄傲了，所以才不去求助于他这位富有的哥哥。而他妻子就不同了，因为她的小女儿在忍受饥饿的折磨，于是她就给卡德摩斯写了封信，恳求他的帮助。卡德摩斯倒是回信了——我们也因此才知道巴黎的亨特利这条支脉的情况。卡德摩斯在回信中说他的兄弟这是自作自受，如此等等，反正说的都是一些伪善的陈词滥调叹。”

“不管怎么样吧，卡德摩斯是回绝了他的弟妹，让她死了这条心。显然，亨特利发现了这件事，因为就在刚刚收到卡德摩斯的回信之后，亨特利自杀了。而关于娜丁和小玛戈后来的情形，就再没有任何消息和记录了。因此，咱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位已经三十岁年纪的后人。”

“这样的话，如果能找到玛戈·科尔，而且按照遗嘱她也有资格继承遗产，那么她倒是个继承人。那还有一位呢？”

“是啊，卡德摩斯和亨特利还有个妹妹，叫蒙妮卡。从遗嘱字里行间的意思能想象到，当蒙妮卡听说了亨特利在巴黎自杀的消息，她认定这都是卡德摩斯一手造成的，她立刻决断要离开她这个冷漠无情的哥哥。于是，她离开了卡德摩斯，离开了温莎那座祖传的宅子，就此消失了。这是1909年亨特利死后不久的事情。

“至于她离开佛蒙特州之后的情况，我们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她一直时运不济，只是勉强支撑着过活。这样到了1911年，她在芝加哥认识了一个名叫肖恩的男人，这人好像是个会计什么的。肖恩娶了她。1918年，蒙妮卡生了个女儿，叫凯丽，而刚好在这前后，她丈夫得了脊髓脑膜炎，死在芝加哥一所医院里。

“她丈夫一分钱也没给她留下。走投无路之际，她给她哥哥卡德摩斯写信，解释发生的事情，并且请求他给予帮助。这就跟九年前亨特利妻子写信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好啦，结果蒙妮卡也收到了回信，而信中的答复，也跟亨特利妻子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既然她放弃了自己的权益，而选择了婚姻，那就美滋滋地快活去吧。这也是卡德摩斯最后一次知道的他妹妹和小凯丽的下落，蒙妮卡来信的邮戳上标明有‘芝加哥，1918年9月8日’的字样。”

“关于蒙妮卡就再没别的情况了，嗯？”奎因先生若有所思地问。

“一丁点儿也没有啦。当然，也许她已经死了。反正科尔已经把他巨大的遗产，像我刚才说的，留给了他的侄女和外甥女——玛戈·科尔和凯丽·肖恩……至于什么时候继承，以什么方式继承，而且是否能继承，这些就再说了。”

“那怪老头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呢？”奎因先生似心存期冀地问道。

“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古森斯也已经向精神病医生咨询过了。他们看过科尔的照片之后，都认为从医学的角度说，科尔的头脑是健康的，并不混乱。因此，依照法律，他有权利对他的遗产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就算在别人看来这种分配方式不合情理或者很古怪，也是一样。德卡洛斯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他对这些意见却不以为然。当然啦，他的态度理应如此，因为，科尔给他留下一百万美元的现金，还把塔里城那座大别墅里的一套房子给了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住在那儿。”

“科尔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你问过德卡洛斯吗？”

博点点头：“不过，他是个非常沉着冷静的家伙，从来是面无表情，不露声色，不管你怎么问，他就是那一套。说到他把所有船员统统解雇，连安格斯船长和无线电发报员也没留下，我还冲他发了通火哩。”

“这两个人很重要吗？”

“要证实科尔在遗嘱上的签名具有合法性，就只有安格斯、无线电发报员和德卡洛斯这三个证人。”

“那又怎么样？”

“遗嘱检验法庭对遗嘱进行检验的时候，要求必须提出能够对遗嘱上的签名的有效性加以证实的两名证人，并且要对这两名证人做一番审查，这两名证人必须人在本国境内、必须有资格、并且能够作证才行。要是任何一位证人缺席，遗嘱检验法庭就有权免除他的作证，而根据另一位证人的作证通过对遗嘱的检验。这样一来，如果安格斯船长和发报员缺席，我们就不得不完全依靠德卡洛斯的作证了。”

奎因先生皱着眉头：“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也是，我们倒还可以对签字本身做一番检验。遗嘱检验法庭肯定也要求对签字做出更好的证明，而不会只听信单独一个证人的证词。法官会要求验证立遗嘱人的笔迹、安格斯以及其他人的笔迹。科尔留下来的亲笔签名肯定成百上千，都可以拿来检验一下的。”

“可我还得到山里去！”奎因先生很不开心地嘟嚷着说，“唉，我这该死的阑尾！”

博找了两位私人侦探，告诉他们安格斯船长和“阿耳戈号”船员们的姓名和相貌特征，派他们去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开始进行谨慎小心的调查。他还找到法国的一家可靠的事务所，请他们开始寻找娜丁和玛戈·科尔的下落；并且，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报纸上，他也登了不少寻人启事；随后，他又去追踪凯丽·肖恩的线索。

奎因先生则怀着满腹恼恨和愤怒，老大不情愿地去了阿迪朗达克山。而尽管被“流放”至此僻寂之地，他仍旧可以从纽约报章的闲话专栏作者们和社会上热衷于别人隐私的人们那里，追寻和关注着走了鸿运的埃德蒙·德卡洛斯先生的行迹。作为科尔遗嘱的共同执行人和科尔遗产未来的共同受抚管人之一，尽管遗嘱仍有待检验，他却已然准允自己作为遗嘱受益人，住进了塔里城那座豪宅。

直到1937年初科尔去世之前，这处房地产一直是由一位看门人照管着，显然，科尔从没考虑过再多雇些人，所有门窗都用木板封着，整个宅子任其空闲荒置。如今，德卡洛斯一住进来，便雇了一些装饰工和仆人，一派富丽堂皇，由他一人独自安享，俨然他自己就是这庄园的主人。

他毫不踟蹰地立即投身于对享乐生活的狂热追逐。他那蓄着胡子、呲着吓人的牙齿、长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形象，隔三差五地不断有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一夜之间，他成了纽约最快活的人，合唱队各式各样寂寞女人的头号捐助人和大恩人，出手极慷慨、花钱如流水的人，而且还是声名狼藉的各种夜总会和赌场的常客。

“要照这样下去，”奎因先生厌恶地想道，“他得到的那一百万遗赠产，迟早会无可抵押的。”

埃德蒙·德卡洛斯的父亲是巴西人，母亲是英国人，他1889年在巴西内地一座咖啡种植园里出生。他现在该有五十岁了，正“流放”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奎因先生思忖着，不过，从照片上看，这个海盗要显得更年轻。

奎因先生突然作出决定：应该对德卡洛斯先生进行监视。

就在这同时，博也正四处奔波着，寻觅着那些经过了漫长岁月已变得模糊不清的事影人踪。

起初只知道蒙妮卡·科尔的丈夫肖恩是死在芝加哥一家医院里。就以这一线索作为起点，博循迹而去，先是在芝加哥找到了蒙妮卡曾经住过的一处公寓。然后，又找到了一所秘书学校，显然，在卡德摩斯·科尔拒不给予经济援助的情况下，那年轻的寡妇为了能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曾在这所学校学习一些实用的谋生技能。

然后是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最后再到了纽约，一路上找到了她们曾经租住过的寄宿房、小间公寓、一家通风良好的剧场旅馆，还有一所招收儿童的舞蹈和戏剧学校。

最后，博循踪找到了百老汇，怀着焦渴的希望频频出入于此地。终于，在一家戏剧事务所陈旧而卷曲的老档案里，找到了一个名叫凯丽·肖恩的相貌姣好的小女孩的一张旧照片。不过，这一路的线索至此便断掉了。

正当博在纽约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从劳埃德·古森斯那儿得知，遗嘱检验法庭对所提供的卡德摩斯·科尔遗嘱签字的证明材料感到满意。用来与遗嘱签名做比较的科尔的亲笔签名，真是太丰富了——有签在支票上的、法律文件上的，还有签在外国或美国银行的记录上的，而且都是近二十年前签署的。安格斯船长的签名，通过与“阿耳戈号”航海日志上的笔迹互相比较，也被证实了。这本航海日志特别引起鲁梅尔先生关注的一点是，它对科尔最后的病况和死亡的各方面细节，作了十分详尽、一丝不苟的记录，而这一记录，又与事后德卡洛斯所作的描述和解释几乎毫厘不差。

“差不多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古森斯对博说道，“所有作为遗产的财产，都随时可以兑现或进行分配了。几天之内，法院就会发出第四张传票。奎因，那两个小女孩你找得怎么样啦？”

博又有一点进展，一个新的线索引他向西寻觅而去，不过，找到辛辛那提，线索又中断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凯丽·肖恩这女孩儿对我发的那些寻人广告毫不理睬，”博在长途电话里抱怨地对埃勒里说，“除非她已经离开了美国，或者已经死了。就算是这样吧，在报纸上发了那么多广告，她即便人在非洲，或者就是死人，也该找回来啦。”

奎因先生思索着：“档案里很清楚地记录着，蒙妮卡·肖恩曾经让她女儿受过舞蹈和表演训练，对不对？那么，要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试一试——”

“听我说，你这聪明的家伙，”博高声嚷道，“纽约戏剧界的代理人和剧院经理们被我缠得够可以的啦，他们威胁说，要是我再敢去找他们，他们就把我抓起来。如果再让我找回去，那实在是太糟糕了，真的！”

“那么，”奎因先生婉转地问，“在美国，一位母亲有一个确实有天分、或者想象中有天分的孩子，这位母亲如果志在高远，她必然会把最终的目标定在哪儿呢？”

“哦，我真够傻的！”博仿佛顿开茅塞地叫道，“那么再见！”

十天后，埃勒里收到从好莱坞发来的一封电报：

“凯丽已 找到　亲你 惊叹号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