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扬科斯基家没人，只有那咆哮的畜生在看门。听到门铃它飞一般跑过来，就像我第一次来这儿时一样。此刻它猛撞门板，摇晃着愚蠢的脑袋大声吠叫。我走回台阶前，来到与街同高的车库门口，朝信箱缝里张望。里面是空的。

我不想空手而归，于是去找周围的邻居调查。也许我需要调查圣弗朗西斯伍德这块地区的每一幢房子，我有这样的耐心——但事实证明没有必要，我只找了一个人就达到了目的。她住在扬科斯基家斜对角，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头发染成红色，双颊嫣红，喜欢管别人的事情，还喜欢把这些事说出来。

“哦，不，我‘真不知道’今天扬科斯基先生去哪儿了。当然，也‘不完全是’。”她喜欢用夸张的语调说话，强调词用得很多，你必须抓住她的意思，“但他‘很可能’去了芬斯顿堡。”

“哦？”

“是的。我知道每个周末他都会去那儿。他喜欢看年轻人玩滑翔机。他们称之为‘滑翔翼’。那是非常危险的运动，你不觉得吗？滑翔翼？”

“是的，夫人。”

“扬科斯基先生还喜欢沿着悬崖峭壁走路。以他这个年龄段而言，他真是充满生气。我丈夫要是有他一半的活力就好了——”

“对不起，夫人，你能告诉我扬科斯基先生开的是什么车吗？”

“什么？车？哦，是卡迪拉克。没错，‘肯定’是卡迪拉克。”

“是黑色的吗？”

“哦，是的，和黑人的屁股一样黑。”她说，冲我坦诚地一笑。

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02

芬斯顿堡在这座城市的最西南边，天际大道下面，梅塞德湖上游——离圣弗朗西斯伍德十五分钟车程。那里有一块区域专门给滑翔翼爱好者们起落用，离悬崖很近。边上有一条一英里长的人行小径，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大海。其实下面还有金门国家游乐区，只是从那个角度看不见而已。

我到达时已经过了五点，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巨大的场地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车零零散散地停在那里。三个强壮的男孩在收滑翔机，把它装到一辆老式野马的车顶上。我一眼找到了黑色卡迪拉克，停在洗手间旁边——整个场地只有这一辆卡迪拉克。我把车停到它旁边，下车去看它的牌照。那是一块个人定制牌照，上面印着：托马斯·J.扬科斯基。没错，是扬科斯基的车。于是我走到驾驶座的一侧查看车身。

没有刮痕，没有凹陷，新上的油漆闪闪发亮。该死的，整部车都被重新油漆过了。

精明的浑蛋，托马斯·J.扬科斯基先生。那天他一定立刻就去把车重新油漆了。我早该想到他会这么做，迅速地掩盖掉任何犯罪迹象。他不会去找普通的汽车修理厂，那种店会保留记录以备警察调用。他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有足够的机会找到一个干这行的人，给汽车抛光，油漆，且收费合理。

他妈的，唯一能证明扬科斯基谋杀安吉洛·贝托鲁奇的物证现在也没有了。

我离开那辆卡迪拉克，走到通向悬崖的一条沥青主道上。人们叫这条路“日落小径”，真是相当贴切：这里是观赏日落的最佳地点。现在太阳正在下山，夕阳的余晖洒在小径上，将地平线染成了红色，又镀上一条金边。从这儿远眺大洋海滩到峭壁之家一带，风景美不胜收。然而，近海的几艘挖泥船和码头上那些处理下水道污物的管道破坏了这如画的景致。

沥青路旁边分出一条小岔道，不规则的沙石路旁长满了深红、棕色和绿色的植物，一直延伸到悬崖边。有几个人在那儿，其中一个支起画架，正在画夕阳写生，没有一个人同扬科斯基年龄相仿。我停留在日落小径上，因为我有恐高症，那边的断崖十分陡峭，离下面狭长的沙滩至少有二百英尺。

长椅排列成行，沿着小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我在离停机坪五分之一英里的一张长椅上找到了扬科斯基。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周围几百码内没有其他人。此时他正注视着投射在水面上的夕阳和潋滟的波光。风很大，气温开始下降，显然我穿得不够暖和，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拖出去”却穿得很厚实，包在一件厚呢短外套里，戴着手套和苏格兰式的帽子，看起来舒适惬意，如同在他后院和他谈话的那天。

直到我站到他面前，挡住他的视线说“你好，扬科斯基”，他才发现我。

他皱眉道：“又是你。我想我说过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是吗？不过你现在不得不与我有更多的瓜葛，律师。就从此刻开始。”

“我不会。”他说着站起身，推开我，沿着日落小径往回走。一开始我以为他会待在小径上，这样我能轻松地抓住他。但他突然改了方向，沿着那条沙石路朝悬崖边走去。我犹豫了——我有一点恐高——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跟了上去，避开硬灌木，越过小沙丘。

扬科斯基在离悬崖边几英尺的地方停下脚步。那里的地势略微突起，再往前就是一个急转直下的斜坡。我也停下来，退后几步，与他保持一定距离。不过我已经离悬崖边很近了，一低头就看见崖下海浪轻拍沙滩。我身上又起了鸡皮疙瘩，但我知道这次与风和气温没什么关系。

“扬科斯基。”

他转过身。“该死的，走开，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不。你得和我谈谈。”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是你杀了安吉洛·贝托鲁奇，”我说，“并且我知道原因。”

他有张扑克脸，多年法庭历练出来的，但他控制不了变僵硬的身体。戴着手套的手捏成拳头，又松开。他静静地望着我，冷酷的眼里没有一丝害怕，只有小心翼翼和动物般的狡诈。

我说：“怎么样？我们谈谈吗？”

“你说，”他说，“我听着。”

“当然，很好。我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一直追溯到哈蒙·克雷恩的故事。我把我的推理讲出来，你告诉我对不对。”

他撅起嘴不说话。在他身后，炽烈的阳光渐渐隐没在大海中，海面由银波粼粼变成了金光灿灿。

我说：“好。克雷恩偶尔喜欢离开城市，出去独处一两周；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他爱上了托马利湾的幽僻，因此在那里向安吉洛·贝托鲁奇租了一间小木屋。尽管贝托魯奇不太喜欢克雷恩，但看在钱的分上还是租给了他。而克雷恩真正喜欢的，是贝托鲁奇的妻子，凯特。

“我不知道他和凯特·贝托鲁奇何时认识，又怎么看上对方的。这无所谓。他们为什么走到一起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上床了，而贝托鲁奇知道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贝托鲁奇来到小木屋，大概是想当场捉奸。但那儿只有凯特一个人，克雷恩出去买东西了。他们发生了争吵；贝托鲁奇丧失了理智，一棍打死了她。然后他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克雷恩回来后发现了尸体，不知所措。他没有通知警察，反而清理现场，擦掉血迹，把凯特的尸体埋进地缝里——那是两天前发生地震后形成的。然后他收拾东西回到了旧金山。但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他；罪恶开始吞噬他。他得了妄想症：一直担心贝托鲁奇也会来杀他。他开始酗酒，没有勇气做任何事，包括面对贝托鲁奇。

“六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但克雷恩的精神状态却每况愈下。他想过自杀，但同样没有勇气。他几乎希望贝托鲁奇来帮助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停顿了一下。“我说得没错吧，扬科斯基？”

他沉默着，一动不动，黑黝黝的小眼睛从帽檐下盯着我——带着一丝仇恨。

“接下来到了十二月十日晚上，”我说，“克雷恩死的那天。但那并不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是自杀——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想明白。那间上锁的办公室骗了我们所有人，连警察检查过现场的门窗后都一致认为不可能有什么玄机，认定是自杀。然而，实际上是谋杀。”

扬科斯基说：“我想你认为是我杀了他。”

“不。我想是贝托鲁奇杀了他，正如克雷恩害怕的那样。而你把现场伪装成自杀的模样，为了贝托鲁奇。”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你爱上了阿曼达·克雷恩，不想让她知道克雷恩的丑事；你清楚她是个脆弱的女人，很担心她知道后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是你算错了，扬科斯基。你弄巧成拙。你万万没有想到克雷恩的自杀带给她的打击反而是致命的；她彻底崩溃了。而你，伟大的白马王子，却抛弃了她。事业蒸蒸日上的你不打算背这么一个包袱，一辈子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这句话从你这么龌龊的人嘴里吐出来，真可笑。”

他的手又握成了拳头，似乎将重心向前移动了一点，眼里的怒火像死亡一样冷酷黑暗。

“来吧，”我说，“试试看。但掉下去的一定是你而不是我。因为我比你重四十磅，又比你年轻十五岁。”

我们僵持了好一会儿；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沙坡、悬崖和下面的海滩。然后他全身一下子放松了。他喜欢活着，“拖出去”喜欢活着，他要紧紧抓住剩下的时间。我看着他重生，仿佛可以看到他脑中齿轮的咬合，听到微电脑急速运转的呼呼声。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说你知道那晚克雷恩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继续讲吧，我要听你说。”

我也稍稍放松了一下，但仍然保持谨慎，脚始终踩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说：“首先，克雷恩没有打电话叫你去他家，相反，是你主动去找他的。”

“是吗？为什么？”

“因为他寄给你一封信，说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拜托你照顾阿曼达；他可能知道或者猜出了你对她的感觉。信里也提到了自杀——他一定预感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走上那条路——还暗示那个见不得人的秘密，那个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他妻子的秘密。你不会白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你去克雷恩家就是要证实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你怎么知道这封所谓的信的？”

“克雷恩保留了一份复印件。我在他的一些稿件里找到的。”

“你说它是寄给我的？上面有我名字吗？”

我没有向他撒谎，如果他记性好的话，应该知道。我什么也没说，但我肯定那封信确确实实是寄给他的；当一切理清楚了之后，我也明白了“亲爱的L”的真正意思。“L”不是某个人姓名的首字母，而是扬科斯基职业的首字母。“亲爱的L”，其实是“亲爱的律师”。

扬科斯基说：“有没有我的名字都没有差别。即使存在这样一封信，里面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证我的内容，况且我从没收到过这封信。”

“让法律来说话吧。”

“法律，”他轻蔑地说，“别跟我谈法律，侦探。法律只是工具，谁深谙其道谁就能驾轻就熟地操纵。”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我们开始对峙——如同两只蓄势待发的老斗牛犬，其中一个的嘴上已经有了血的痕迹。风怒吼着，卷起的沙砾打得我脸生疼。太阳的四分之一已落到海平面之下去了，看起来就像着火了似的，靠近岸边的挖泥船此时就像被火焰吞噬了一般血红。

“你想继续听下去？”最后我先开口了，“只是要证明我确实知晓事情的始末？”

“继续说，我听着。”

“贝托鲁奇也挑了十二月十日晚上去拜访克雷恩。也许他事先已经观察过了，知道那天克雷恩单独在家。他去那儿可能想要杀克雷恩，也可能只想和他谈谈，问清楚克雷恩是如何处理凯特的尸体的。他身上还背着杀害凯特这桩命案，我想这是他犹豫了很久的原因之一。他既害怕又困惑，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鼓起勇气需要时间。

“于是，贝托鲁奇走进了克雷恩的房子。应该是直接进去的，我听说克雷恩从不锁前门。他发现克雷恩在办公室，像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想鼓起最后一丝勇气朝自己开枪；那把点二二式手枪就握在他手里。基于克雷恩当时已经完全醉了，而且渴望死亡，他可能请求贝托鲁奇朝他开枪，一了百了。也有可能是当贝托鲁奇看到枪时自己就那么做了。无论如何，贝托鲁奇已经侥幸逃脱了一次谋杀妻子的指控，而他想继续彻底洗脱罪名。于是他拿起那把手枪——对准克雷恩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

“这时，托马斯·J.扬科斯基，人民的公仆，进来了。贝托鲁奇可能也朝你开了枪——我真希望他这么做。但杀了克雷恩后他整个人已经呆滞了。你让他冷静，叙述事情的经过；你叫他相信你——这种事是你的拿手好戏。你告诉他你会帮助他，安慰他，然后送他回家。他走后，你就把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模样。”

“精彩极了，”他说，“我是怎么做的呢？”

“哦，你非常有头脑，不会做任何不切实际的事。你想出了一个既简单又聪明的办法骗过了每个人，直到现在——直到迈克尔·克斯卡顿今天早些时候在他办公室里被枪杀，与他父亲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你不会不知道吧？克斯卡顿死了。”

扬科斯基继续保持沉默。

“那晚当你与克雷恩尸体独处时，你首先去打了一份自杀声明。但你得确保声明看起来是克雷恩写的——克雷恩的风格，克雷恩的用词，而不是你的。你随身带了克雷恩写给你的信，于是你发现，只要摘录信里的一段，就能成就一份完美的自杀声明。因此你就那么做了：从那封信里摘录了一些句子，只是把时态改动了一下。

“这周早几天，我从旧报纸上看到了那份自杀声明。当我看到克雷恩写给你的那封信时我就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怪怪的，但直到今天早晨找到克斯卡顿，我才豁然开朗。我发现这封信与自杀声明惊人地相像，比如这句‘活着比死了更难受。’那晚克雷恩绝不可能抄袭自己曾写下的语句，无论他的意识清醒与否——不可能一字不差地使用他写给你的信里的语句。打这份申明的一定另有其人，而那个人就是你。”

“为什么一定是我？”

“因为只有一个办法能瞒天过海，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那个在阿曼达·克雷恩面前撞开办公室门的人——你，扬科斯基。不可能是亚当·波特；他哥哥说亚当身体很虚弱，而一个虚弱的人是不可能破门而入的，更何况有你这么健康年轻又强壮的人在身边。是你，那晚撞开了克雷恩办公室的门。不是一次——两次。

“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是‘两次’。打完自杀声明后你走到大厅，关上办公室门，用钥匙锁上，然后撞开门，好留下门是被撞开的证据。你再把钥匙从里面插在门锁上，再关上门。这样后来的人就不会发现门已经被撞开过了。

“然后你离开房子，确定自己没被发现，在外面某处等着，直到波特和阿曼达用完餐回来。那时你走出来假装你也是刚刚到达。当你们三个上楼来到克雷恩办公室前，你抓住门柄，假装门被锁上了。‘我们最好撞进去。’你这么说，然后用力撞门，同时暗中握紧门把，制造出响声，使门看起来很难撞开。接下来你一松手，门自然就打开了。波特和阿曼达太紧张了，以至于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其实周围有很多迹象表明门先前就被撞开过。你还让波特向警察证实，门是当着他的面被撞开的，并且钥匙是从房间里面插着的。”

扬科斯基仍然什么也没说。他再次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望向一艘沐浴在夕阳下的货船。风更冷了。远处响起了雾角，响亮而低沉地预告海上浓雾即将来袭。

我说：“你已经逃脱了三十五年，你和贝托鲁奇。这一系列事件几乎成了古代史，被人遗忘，你们两个也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但后来克斯卡顿出现了，我出现了。一开始你并不担心；你认为我不可能深入调查，发现真相。我敢打赌你去找过贝托鲁奇，第一是确定他是否还活着，第二是叫他警惕我。

“周三我去找贝托鲁奇时，他并不紧张；但同一天我找到了他妻子的尸骨。周四他从报纸或其他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一点，于是他紧张起来，打电话给你。你去了他那儿。想杀人灭口？当然不是。但你去了之后发生了争吵：他是个疯子般的糟老头，而你发起脾气来一样疯狂。他大概朝你挥舞猎枪，你一把夺过枪朝他射击。

“你后来才发现差点和你相撞的那辆车就是我的车。这给了你更急切的理由来修复自己的车。漂亮的修复；漂亮的油漆。警察会查出是谁为你的车子做了美容。”

“我怀疑这一点。”扬科斯基说。

“即使他们找不到，还有其他东西能证明你杀了贝托鲁奇。”

“我也怀疑这一点。”他说，“你说的所有事情怎么听都像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似乎完全放松了，恢复傲慢的姿态，眼中仍闪着怒火，但现在更多的是愉快。他摸出一支绿色粗雪茄，转身背朝风，用金色打火机点着。当他转过脸再次面对我时说：“你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你所说的话；你无法证明我和安吉洛·贝托鲁奇串通一气，掩盖一九四九年的谋杀案。寄给我的信恰巧与哈蒙·克雷恩的自杀声明非常相像，这也说明不了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你没有法律依据重审这个案子。你甚至都证明不了我见过贝托魯奇这个人，没有目击证人看到他死的那晚我在他家或者他家附近。总之，你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堆新颖奇特的推论。只能说这些是小说，而非事实。”

“但我还是会把这些告诉警察。”我说。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我警告你，侦探，我很乐意提起诉讼，告你骚扰和诽谤。”

“我也警告你，扬科斯基，这次你逃不掉了。想都别想。”

他叼着雪茄的嘴角现出一个笑容：“是吗？”他转过身，显示出他的不以为意，然后走了几步，背对着我，抽着烟注视夕阳。

我感到沮丧；我清楚他是对的，所以我恨他，从没有像这一刻这样恨过一个人。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使我有种冲动想走过去推他一把。只要轻轻一推，他就会滚落悬崖丧生。突然，我转身，走回沙砾路，沿着日落小径向停机坪走去。

我永远不会那么做——把他推下悬崖，冷血地杀害他。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他一样了，我的灵魂会被玷污。不，我不会那么做的。

但回家的路上，想到他信心满满地站在那儿，他妈的稳如磐石，我真希望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