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早上《编年史报》上都是有关地震的消息，在意料之中。我很少读那种报纸——每天我需要处理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但此刻我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因此我边喝咖啡边浏览各种新闻，等凯莉穿好衣服。

地震造成的损失比最初估算的要严重，幸而没有人员伤亡。摩根山上的一些移动房屋倒塌了，圣雷蒙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支架被毁。海岸边，尤其在西马林地区，地上裂开了好几条口子，乌莱马一位农场主的养牛场里裂开了一道长五十码宽三英尺的裂缝。农场主称他的一头母牛被裂缝吞掉了，尽管那裂缝并不深，但没有照片证明这件事。“要我说，”报上引用他的原话，“那头牛现在已经在中国了。”

我笑了起来，然后我读给凯莉听，她也笑了。糟糕事件中的一丝轻松。

离开寓所前，我把要与埃伯哈特和温黛吃晚餐的事告诉了凯莉。

她盯着我有十五秒左右，没说一个字。我肯定她会口出怨言，但凯莉总会不按常理出牌。她只叹了口气问：“几点？”

“我还不知道。和埃伯说定后再告诉你。”

“天知道我为你做了多少事。”

“来吧，宝贝，没那么糟糕。”

“你上次也这么说。”

“上次真的那么可怕？”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真的那么可怕？”

“好吧，我承认它确实击垮了几个人。”

她瞪了我一眼，拍拍我的手臂说：“你和你的双关语。”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一场可能的灾难过去了。

我跟着她的野马车从双子峰下来，然后绕过富兰克林，到了我位于太平洋高地的公寓。上周末，凯莉强迫我和她一起打扫这屋子，现在里面很整洁，家具下面没有老鼠窝，书架上的六千五百本书堆满了整整两面墙，上面没有一点儿灰尘。但是我并不觉得有多舒服。天知道，一个懒人窝里应该有灰尘，要不就是一摞脏盘子。反正太干净了我会不自在。

我走到墙角的书桌那儿，在其中一个抽屉里翻找着，直到找到一沓旧圣诞贺卡。丹瑟尔的自然在最后一张。我抄下了他在红杉城的住址——我不得不根据他写的字来推测街道名称的正确拼写，丹瑟尔可从没得过书法大奖。我在卧室书橱里的一堆精装和简装书中继续翻找。以前我把它们堆在壁橱、书架和楼梯上，但是有天我开门的时候那些书全倒在我身上了，就像法贝尔·麦克吉里一样；我骂骂咧咧地跑出去买了现在这个书橱。有时我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吸取一个教训，随后发现——该死的，确实早就应该改正。

我只有两本哈蒙·克雷恩的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阿克斯标记》和《仁慈的阿克斯》。很久以前我读过这两本书，现在似乎有必要重新看一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怀揣那两本书，我走回漂亮整洁的卧室，但是立即又走出来了。在那儿觉得孤独，凯莉驱走了我的所有老朋友，包括灰头土脸的小老鼠。

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埃伯哈特不在。他很少在九点半之前现身，有时甚至十点还没来。我打开他桌后的窗，让室内的烟味散去，然后把咖啡壶加满放到电炉上。早晨的例行公事。我边做事边查看答录机，不出所料，一条新信息都没有。

我坐下来拨通了圣马泰奥镇信息中心，看看罗素·丹瑟尔的电话号码有没有收录在通讯簿上。该死的，没有。现在我不得不一路开车去红杉城，那很可能徒劳无功。丹瑟尔搬来搬去，总赶在他的债主和国税局到达之前。现在他可能在加州的某个地方，比如戒酒所，或者监狱。对于丹瑟尔，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有另一条线索要先查：史蒂芬·波特，阿曼达·克雷恩的朋友。昨天我从电话簿里抄下了这个号码。此刻拨过去，有人接了。接电话的是一个沙哑的男声，不时咳嗽着，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是亚当·波特的兄弟史蒂芬·波特。他表示乐意和我谈谈，十一点之前或者三点以后都行，因为他很忙，十一点到三点之间他有课，还不包括午餐时间。咳，咳（听来更像虚弱的轻笑声或是鼻音）。我说我可以立刻过去，他同意了，并给了我地址。说着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几乎震破我的耳膜，我立即挂断了电话。

刚放下听筒电话又响了。是迈克尔·克斯卡顿，抑制不住渴望和好奇，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调查进行得如何？找到了什么线索吗？和谁谈过了？打算再去找谁谈？我向他做了个简洁的口头报告，承诺一有可靠消息就与他联系，现在我有个约会，因此要挂电话了。但我感觉不久之后还会接到他的电话。他就是那种顾客，麻烦得不可思议。

我正要离开，埃伯哈特飘然而至。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微笑，说话都带着雀跃的语调。“咖啡，”他闻闻说，“伙计，我能来点儿吗？”

“美好的一夜，嗯？”

“当然。”他得意地对我笑着说。

“你不只昨晚在上床，”我说，“今早也在干吧。至多一个小时前，是吧？你匆忙穿上衣服，好及时赶到办公室。”

他直直地瞪着我。“你他妈的是怎么推论出这些的，歇洛克？”

“你的裤子拉链还开着。”我说。

02

北海滩过去是个安静的社区，居民大部分是意大利人。你可以在那儿尝到肉酱乳酪面、基安蒂红葡萄酒，玩室外地滚球戏，谈论《甜蜜人生》和《离开意大利》——普契尼和威尔第创作的歌剧，一群穿着冈多拉服饰的大胡子服务员唱咏叹调。不再是了。北海滩仍然住着意大利人，你仍然可以找到肉酱乳酪面和基安蒂红葡萄酒，听到那些谈论，不是滚球戏就是唱歌的服务生；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几乎不存在了，那种活力和老旧氛围早已成了记忆。

中国人要负一部分责任。当中国城一路向西扩大它的领域，中国人就大面积地买下了北海滩的地产。另一个罪魁祸首是披头族或者说波希米亚风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格兰特大道活跃起来。六十年代他们变身为嬉皮士，引进毒品，继而组成了现在的大狂欢：飙车摩托手、老嬉皮士、可卡因、大麻、百老汇贫民区的皮条客和小偷，各种垃圾齐聚一堂。那些不穿上装也不穿下装的“硅胶”夜总会，在六十年代末因为卡罗尔·多达闻名遐迩，也对这里的气氛变化负有责任：它们在北海滩的娱乐中加入了猥亵，让这里的精神渐渐荒芜。

一部分街区——尤其是科伊特塔的周围克雷恩曾住过的地方——仍然令人愉悦。在那些小意大利餐馆依然能闻到昔日的气息，虽然它们大部分已经随风而逝。现在的北海滩索然无味，暴力、混乱、嘈杂——就像没有香料和大蒜又放了一周之久的通心粉。这是另一件重要的已经逝去的东西：二十五年前若你沿着北海滩走一千码，一定能闻到浓郁的蒜香。而现在，你闻到的是煎蛋卷和垃圾的酸臭。

史蒂芬·波特的工作室在巴列霍街，离格兰特大道半个街区。那是幢老建筑，狭窄的入口处有一块“禁止停车”的标志。并列的三个门铃上方有块手写的牌子：1A——史蒂芬·波特，雕刻家。下一行写着：欢迎来上课。

我按了门铃，很快门锁被打开了。我走进一条漆黑的门廊，右手边有一个楼梯，一只猫蹲在第一级上看着我。我向它打招呼：“你好，猫咪。”它说：“喵。”很有礼貌，然后它开始舔肩部的毛。走廊在楼梯后面，一直延伸到房子里面；走廊尽头，一个男人从开着的门中伸出头来。“在这儿。”他说。

我走过去。“波特先生？”

“是的。你是那个打来电话的人？那个侦探？”

我说是的，他点点头，让我进去时不停地咳嗽喘气。他大约六十岁，头发稀少，有一双女人似的手，上面沾着点点干了的黏土，绿色工作服和他精致的红色蝴蝶领结上也沾了一些。

这是一间宽敞的单人房，日光灯照得房内如室外那般明亮。一边的架子上堆放着许多已完成的雕刻品，大部分是奇异的爬行动物和鸟类。架子后面被窗帘遮住了，可能是波特住的地方吧。其余地方凌乱地放着好几张沾满黏土的桌子，上面有三个带脚踏板的转盘、装有混合黏土的罐子和一些木质架子，用来放待干的新成品。楼梯上铺着帆布，上面都沾着干掉的黏土。那些帆布并没能防止黏土沾到地板上：垫在下面的原木也布满了斑点。

“很抱歉这儿没有椅子，”波特说，“我们可以到后面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在这儿吧。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那好吧。”他说，突然转过脸去一阵咳嗽，伴随呼哧呼哧的喘息。他缓过气来后说：“肺气肿。”随即从口袋中掏出骆驼牌香烟点了起来。

我盯着他看。“既然你得了肺气肿，”我说，“为什么不戒烟？”

“太晚了，”他平静地说，“我的肺已经没用了。我大概只能再活一到两年。”

这话让我一激灵。几年前，我一天要抽两包烟，结果得了肺癌，度过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担心自己可能一两年内就会死去。后来肿瘤转为良性的，但我从此再也不抽烟了。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改变和自己的约定，现在我可以完全不需要药物而健康地活着了。

我说：“我很遗憾，波特先生。”我的确是那样想的。

他耸耸肩。“这是家族遗传，肺和身体都很虚，”他说，“我兄弟亚当就死于肺癌，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是真的。当时他只有五十四岁。”波特抽了口烟，咳嗽了一下，带点气喘，“你对哈蒙·克雷恩很感兴趣。我可以知道原因吗？”

“他儿子雇用我调查他为什么朝自己开枪。”

“他儿子？我不知道哈蒙有儿子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进一步向他解释了迈克尔·克斯卡顿和他雇用我的目的。

波特说：“我明白了。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亚当知道的比我多。”

“但你曾经和他很熟悉，对吗？”

“哦，是的。那时我很年轻，很佩服他的成功。每次亚当要和克雷恩见面时，我总吵着要他也带上我。”

“克雷恩对此怎么看？”

“他并不介意。至少到他死之前几星期为止。之后他就不愿和任何人接触了。”

“你知道是什么使他消沉吗？”

“不太清楚，但是很明显那发生在他从托马利湾回来之后。”

“哦？他在托马利湾做什么？”

“他有个隐居地，是间小木屋。当城里的工作遇到麻烦时他会躲到那儿去。”

“一个人去？”

“对。他喜欢独居。”

“通常住多久？”

“我不是很确定。一周左右吧。地震后他就回来了。”

“地震？”

波特点点头。“如果不是昨晚那场地震，我可能记不起来了。震中在北部某个地区，托马利湾受到一点影响。哈蒙很怕地震。他曾说这是他讨厌住在旧金山的唯一原因。亚当觉得那次地震可能使哈蒙沮丧消沉，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也不相信。克雷恩说过他在托马利湾的经历吗？”

“据我所知没有。”

“和他妻子也没有？地震发生后他没有和她交流过？我是说通电话。”

“他只是打个电话简短地告诉她没事。就这些。他回来以后再没提过。”

“克雷恩太太对他的托马利湾之行有什么看法？她不担心他那样单独前往？”

“不担心。阿曼达总是非常……怎么说呢，冷漠。无论哈蒙对她多么好。”波特停顿了一下，咳嗽一阵，在一块中间挖空的黏土上弹了弹烟灰，“你已经和阿曼达谈过了？”

“昨天，只谈了几分钟。”

“关于哈蒙的死？”

“不，她不愿谈这个。”

“其实没什么不好。她……呃，你知道，她精神不正常，在亚当和那个叫扬科斯基的律师找到尸体后，她脑子就不清楚了。”

“是的。她问到你了，波特先生。”

“是吗？”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温柔的微笑，“我猜她是在想为什么我这几个月没去看她。”

“是的。她说她希望再见到你。”

他叹口气，又一阵咳嗽。“唉，我还是去一次好了。我没去看她是因为他们让我沮丧。他们看她的眼神好像她是……”他摇头，“那次枪击案之前她是那么充满活力，那么迷人、有生气、快乐。”

我想，他也爱上她了。至少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晚上之前，她一定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我问：“克雷恩在托马利的隐居地——你能记起具体在哪里吗？”

“记不清了。我从没去过，但亚当曾应哈蒙的邀请去过一次。他好像跟我说过在东海岸，但我不能肯定。”

“克雷恩把那个地方买下了？”

“我想他是租的。”

“向谁租的？”

“实际上，是个托马利的意大利人。我是指托马利镇。哈蒙在一部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里用了那个意大利人的名字，角色是个恶棍。哈蒙喜欢这样做——他称它们是隐藏的笑话。他很幽默。”

“那个意大利人是房地产经纪人吗？”

“不是。是私人出租。”

“他叫什么？”

波特拼命回想，但最终还是摇摇头说：“我想不起来了。”

“那本书的名字呢？”

“也不记得了。我读了哈蒙所有出版的书，但离现在有好多年了。哈蒙死后我把他的书和亚当的书存放在一起。”波特又停顿了一下，没有咳嗽，“你知道，”他说，“我哥哥的东西里有一盒哈蒙的稿纸。”

“稿纸？”

“手稿，信件，等等。我不知道亚当怎么得到它们的——应该是从阿曼达那儿拿到的。如果你觉得它们有点用，我去找找，就在地下室。”

“非常感谢你，波特先生。所有东西都可能很有用。”

“我今晚就去找。”

“你能提供克雷恩其他朋友的名字吗？”

“其实他的朋友我并不认识，”他说，“他没有很多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和查资料。你和扬科斯基谈过了吗？”

“是的，但帮助不大。”

“意料之中。一个讨厌的家伙，真不知道哈蒙怎么会跟他接触的。”

“你哥哥怎么看扬科斯基？”

“和我一样，他觉得扬科斯基很傲慢。还有哈蒙死后他对待可怜的阿曼达的态度……”

“怎么样？”

“他想娶她。当然是在发现她有精神病之前。”

“知道后他就离开她了？”

“是的。”

似乎没什么要问的了，等波特又点上一支骆驼开始咳嗽，我感谢他的接待并准备离开。但他好像不打算让我走。他跟着我，皱着眉想些什么，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我们走到门口时他说：“有件事。我不知道现在适不适合提起，但是……这件事已经困扰我三十五年了。亚当也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事，波特先生？”

“哈蒙死时的环境。看起来不大对劲。”

“什么意思？”

“嗯……首先，很难相信哈蒙会自杀，尽管当时他很抑郁。但如果你了解哈蒙就会知道他很胆小，比谁都怕死。”

我皱眉道：“你是在暗示也许并非自杀？”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会是谁想要他死呢？”

“我和亚当都不知道。这也是警察不相信他杀的原因之一。”

“其他问题呢？”

“最主要是反锁的办公室门。他们说只有哈蒙能从里面把门锁上，但那扇门还是让我们很困惑。”

“为什么？”

“哈蒙从不锁门，连他家的大门也是。他很信任别人，总是乱放钥匙。另外，那晚他是一个人在房子里的。为什么一个人在自己家要把门反锁——就算他想自杀？”

我一句话也没说。

“明白了吗？”波特说，“这可能是起谋杀，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