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部队能比英国特别空勤团更为隐蔽，如果有一支部队能使特空团相形见绌，那么它就是Det。

第十四独立情报连，也被称为第十四情报队，分遣队，或Det，是一支从全军选拔人员的部队，而且与全体男性的特空团不同，还有相当比例的女兵。

虽然在需要时也能高效率地参加战斗，但分遣队的主要任务是追查和确定坏人的巢穴，从而实施监视和监听。他们从来没被看见过，他们安放的监听器非常先进，极少会被发现。

分遣队较典型的行动是，尾随一个恐怖分子到他的老窝，半夜里悄悄地潜入进去，安置一只窃听器，持续几天或几星期窃听这些坏蛋的对话。用这种方法很可能获得恐怖分子的下次行动计划。

然后，身手敏捷、说话轻柔的特空团战士会安排一次伏击，在恐怖分子打响第一枪后把他们全部消灭。合法自卫。

截至一九九五年，分遣队的大多数行动都在北爱尔兰进行，他们获得的秘密情报，使爱尔兰共和军遭受了几次惨败。分遣队想出了个天才主意，潜入安放着恐怖分子棺材的停尸所，把一只窃听器塞入棺木里。

因为恐怖分子的头目知道他们已受到怀疑，极少开会讨论行动计划。但在葬礼时，他们会聚集起来，聚在棺材边，讨论行动计划。当然他们会用手遮住嘴巴，以免被架设在墓地上方山腰上的望远镜捕捉到他们的嘴唇运动，从而演绎出他们的讲话内容。棺材里的那只窃听器可以记录他们的谈话。这个方法使用了很多年。

后来，在前南斯拉夫，也是分遣队去对波黑的大屠杀凶手进行“近目标侦察”，再让特空团逮捕队去把他们抓起来送交海牙国际法庭。

史蒂夫·埃德蒙从多伦多艺术品收藏家鲁宾斯坦那里获悉，帮他追回被盗藏品的那家公司，叫哈泽德管理公司，是设在伦敦维多利亚区的一个非常隐蔽的机构。

哈泽德管理公司员工多数都是特种部队退役军人，他们主要专长于三种业务。赢利最多的业务是财产保护，顾名思义，就是为那些极为富有的人保护他们不想失去的珍贵财产。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定期限内的业务，不是永久性的。

其次是人员保护。这也是一定期限内的业务。其实在威尔特郡就有一所小小的专为富人培训私人保镖的学校，收费相当昂贵。但暂时性人员保护仍然有不少客户。

哈泽德管理公司内最小的部门叫做“追查和带回”。这就是鲁宾斯坦先生需要的，派人去追查他失窃的艺术品并进行谈判让艺术品归还。

接到女儿心慌意乱的电话后两天，史蒂夫·埃德蒙与哈泽德管理公司的负责人会面了，他解释了他的要求。

“去找到我的外孙。酬金不封顶。”他说。

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露出了微笑，即使军人也需要钱养家糊口。第二天他召唤来的那人叫菲尔·格雷西，是前伞兵团的一名上尉，也是分遣队的一名十年老兵。在公司内部，他被简称为“私家侦探”。

格雷西会见了加拿大富翁，他询问得非常详细。如果那个男孩仍然活着，他要知道他的个人习惯、品位、爱好甚至厌恶等一切详情。他拿了里基·科伦索的两张照片，并记下了外公的手机号码，点点头离开了。

私家侦探花了两天时间差不多一直在打电话。在彻底搞清楚他要去哪里、如何去、为什么要去和去找谁之前，他不想贸然出发。他花了几个钟头时间阅读材料：波黑内战、援助计划以及那里的非波黑军事存在。他在最后的那份资料里遇到了好运气。

联合国创立了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极为愚蠢地派部队到一个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区去维持和平，然后禁止他们开创和平，命令他们观望屠杀，不得去干预。这支军事力量被称为联合国维和部队。英国政府派去过一支强大的小分队，驻扎在维特茨，离特拉夫尼克只有十六公里。

一九九五年六月时，这个英国维和团最近换了一位新的指挥官，而前任指挥官两个月前才刚刚离任回国。私家侦探在皮尔布赖特的军人高尔夫球场里追查到了这位刚从维特茨回来的上校，了解到了许多情况。在与加拿大外公会谈后第三天，私家侦探飞赴巴尔干；不是直接进入波黑，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飞到了克罗地亚海岸的亚得里亚海旅游胜地斯普利特。他的身份掩护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这是一个很棒的掩护，因为无从考证。但他还是带着一封某家星期天大报的信，内容是委托他撰写有关救济效果的连续报道，以备万一。

他在斯普利特待了二十四个小时，这座城市是通向波黑中心地区的一个热闹的集散点，他买了一辆二手但结实的越野吉普车和一把手枪。手枪只是防备万一。从这里的海岸到特拉夫尼克是漫长的、艰苦的行车路途，但他确信他掌握的情况是准确的，他预计不会经过战争地区，他也确实没有。

波黑内战是一次奇特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战线，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激战。只有单一种族聚居的、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村民，几百个遭焚毁和遭种族“清洗”的村庄，以及游荡在其间的一股股武装。这些武装部队大多数属于周围居民的“国民”军，但也有几支雇佣军、土匪团伙和自称是爱国者的丧心病狂的准军事组织。最后一种是最糟糕的。

在特拉夫尼克，私家侦探遭遇了第一次挫折。约翰·斯莱德已经不在那里了。“关心老人”机构的一位热心人说，那个美国人已经加入了“喂养儿童”，一个更大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其总部设在萨格勒布。私家侦探在他的四轮驱动车内的睡袋里过了夜，于次日驱车北上，长途跋涉开赴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在那里，他在“喂养儿童”的仓库里找到了约翰·斯莱德。但斯莱德没能提供多少帮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去。”斯莱德说，“听着，朋友，‘面包和鱼’的行动已在上个月结束了，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带着我的一辆崭新的越野吉普车消失了。这可是我百分之五十的运输工具呀。”

“此外，他还带走了我三个当地助手的一个。查尔斯顿方面很不高兴。当和平最终到来时，他们不想继续救援了。我告诉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们回绝了我。我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还算是幸运的。”

“那个波黑人后来怎样了？”

“你说的是法蒂尔吧？不会是他干的。他是一个好青年，经常为自己家破人亡而伤心落泪。如果他有什么仇人，那只会是塞族人，而不是美国人。”

“那条钱包腰带有任何线索吗？”

“哦，那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我提醒过他，放在那或带在身上都太张扬了。可我认为法蒂尔不会因为那个去杀他。”

“当时你在哪里，约翰？”

“问题就在这里。假如当时我在场，这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我肯定会反对，不管他们是去干什么。可我在克罗地亚南部的一条山路上，试图把一辆发动机断了油的卡车拖到最近的城镇去。愚蠢的瑞典人啊，你能想象吗？汽车开到半路上油箱用空了却完全没注意到。”

“你发现了什么？”

“我回来时吗？看来他们肯定是进了那座院子，坐上那辆越野吉普车开走了。另外一个波黑人，易卜拉欣，看见了他们两个，但他们没说话。他们是在我回来前四天走的。后来我一直在拨他的手机，但没人接听。我恼火极了。我猜想他们是去参加派对。起先我主要是恼怒，而不是担忧。”

“知道他们是往什么方向去的吗？”

“嗯，易卜拉欣说他们朝北开的。那就是直接进入特拉夫尼克镇。从镇中心道路朝四面八方延伸。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你怎么想这件事，约翰？”

“哦，我猜他接到一个什么电话，或者更有可能是法蒂尔接到一个电话，并向里基求助。里基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如果他接到请求医疗急救的电话，他会马上驾车赶去提供帮助。他们可能冲动之下来不及留下信息就走了。”

“你见过那里的乡村吗，朋友？你驾车去过那里吗？到处是山峦、峡谷和溪流。我猜他们冲出悬崖跌入了峡谷。我认为到冬天树叶掉光时，会有人发现下面岩石丛中的汽车残骸。嗯，我要走了。祝你好运。他是一个好青年。”

私家侦探回到了特拉夫尼克，建立起一间小小的兼作居所的办公室，并招聘了一位很乐于受雇的当地人——易卜拉欣作他的向导和翻译。

他带着一部电话、几只备用电池和一台扰频设备，跟伦敦总部通话时候能够防止窃听。

他相信有四种可能性。其中最小的可能是，里基·科伦索决定偷走那辆越野吉普车，驾着它南下去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卖了它，抛弃以前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个流浪汉。他否定了这个可能性。这不是里基·科伦索的为人，而且如果他外公能买下一座工厂，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偷一辆吉普车呢？

第二个可能性是，法蒂尔·苏勒耶曼说服里基驾车去外面兜风，然后杀了这个美国人，以谋求那条钱包腰带和那辆汽车。有可能。但作为一个没有护照的波黑穆斯林，法蒂尔不能逃到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这两个对他来说都有敌意的国家，而且一辆崭新的越野吉普车在市场上是很容易发现的。

三是他们遇到了不认识的人，同样为谋财而被杀了。当时局势很乱，不少自由杀手在外游荡，随便杀人。有几个来自中东的狂热的穆斯林小组，来波黑帮助他们受迫害的穆斯林同胞。这伙人杀害了两个欧洲雇佣兵——本来这些人跟他们应该是同一阵营的——还有一个救援人员和一个不愿捐献汽油的穆斯林加油站老板。

但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约翰·斯莱德的说法。于是私家侦探带上易卜拉欣日复一日地沿着从特拉夫尼克出去的各条道路进入山区。私家侦探步行，波黑助手驾车缓慢地跟在后面，他仔细地察看了伸到下面山谷里去的每一个路边陡坡。

他正在做着他最拿手的事情。慢慢地、耐心地寻找，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轮胎的印迹、磨碎的路沿、滑行的痕迹、捣碎的植被和被轮子压平的青草。有三次，他用绳子一头栓住吉普车，拉住绳子下到深谷里去，那里的一丛植被也许遮掩着一辆坠毁了的越野车。但没有。

他坐在路边，用一架望远镜去扫视下面的山谷，搜寻那里是否有金属或玻璃的闪光。没有。到第十天结束的时候，他深信斯莱德搞错了。如果那种型号的越野吉普车在转弯时冲下路面，是会留下痕迹的，即使很不明显，即使过了四十天时间。而他肯定会发现这些痕迹。没有，特拉夫尼克周围的山谷里没有坠毁的车辆。

他发布了一条悬赏线索的启事，其酬金之高，令人垂涎欲滴。这条新闻在难民营里传播开了，那些怀着领奖希望的人纷纷前来报告情况。但他得到的最有用的消息是，那辆汽车在穿越城镇时被看见过。目的地不知道，行驶的线路也不知道。

两个星期之后，他结束搜寻行动，转移到英国维和部队的驻地维特茨。

他在一个主要接待英国媒体的招待所里找到一个空房间。招待所是由学校改建的，在一条被称作电视巷的小街上，就在英军院子的外面。在情况严峻时，这是一个安全的处所。

他了解大多数军人对新闻媒体的看法，因此他收回了“自由记者”的身份，以他前特种部队军人的身份，找机会与英军上校指挥官会面。

上校恰好有一个弟弟在伞兵部队。共同的背景，共同的兴趣。没有问题，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没错，他听说过那个失踪的美国小伙子。太不幸了。他的巡逻队一直在留心，但什么也没有发现。私家侦探提到，他的主顾愿意为部队的慈善基金捐献一大笔款项。于是上校安排了一次空中侦察，从炮兵抽调了一架轻型飞机。私家侦探登上飞机与飞行员坐在一起。他们在山峦和溪谷上空飞行了一个小时。什么情况也没发现。

“我认为你应该转向谋杀方面去调查。”吃晚饭时，上校提议说。

“穆斯林狂热分子？”

“有可能。你知道，这帮人是一群匪夷所思的暴徒。他们一看到你不是穆斯林，甚至虽然你是穆斯林、但还不够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就会立即杀了你。五月十五日……我们才刚到这里两个星期，还在熟悉地形。但我查阅过事件记录本，当时那个地区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你也可以去查一查ECMM的形势报告。大多数资料没什么用处，但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本，查查无妨。应该还有五月十五日的例行记载。”

ECMM是欧洲共同体监视委员会的缩写。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一直想渗入欧洲的一些事务，但影响力有限。波黑争端早前一直是联合国的事务，直至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时候由美国接手才得以解决。但布鲁塞尔也想发挥作用，所以组织了一批观察员去了解事态的发展。这就是ECMM的任务。第二天，私家侦探翻阅了一大叠报告。

欧盟观察员主要是从欧盟国家的部队里抽调出来的无所事事的现役军官。他们分散在波黑各个地区，都配有一个办公室、一套公寓、一辆汽车，还能领到一份生活津贴。有些形势报告读起来更像是一篇社会日记。私家侦探集中精力查阅五月十五日或者此后三天的记载。五月十六日班亚－卢卡的一份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班亚－卢卡是塞族人的一个大本营，位于特拉夫尼克北面和弗拉西奇山脉另一边。驻那里的欧盟军事观察员是一位丹麦少校，名叫拉塞·布耶利加德。他记录说，头天晚上，即五月十五日，他在波斯纳旅馆里喝酒时，听到两个穿着迷彩军服的塞族人一阵激烈的争吵。其中一人显然对另一个人愤怒至极，用塞尔维亚语对他尖叫辱骂，接着打了他好几个耳光，但受辱的那人不敢还手，清楚地表明打人者是上级军官。

事情结束后，少校想从酒吧老板那里了解情况。这个老板懂英语，而且丹麦人英语说得也很清楚，但老板耸耸肩粗鲁地走开了，根本不像他的为人。第二天上午，那些穿军服的人走了，丹麦少校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私家侦探认为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他打电话给在班亚－卢卡的欧盟观察员办公室，又换人了，这次是一名希腊军官。是的，那个丹麦人上星期已经回家了。私家侦探打电话到伦敦总部，让总部去询问丹麦国防部。三个小时后，伦敦回电了，幸好那人的姓氏不是很常见。布耶利加德少校在休假，他的私人电话号码显示是在欧登塞。

那天晚上私家侦探打电话找到了他，他刚刚带全家经过一天的水上游玩回到家里。布耶利加德少校尽可能提供了帮助。他还清楚地记得五月十五日晚上的事情。毕竟一个丹麦人在班亚－卢卡没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做，那是一个十分孤独和单调的任务。

那天，与每天晚上一样，少校在七点三十分去那家酒吧，喝一杯晚饭前的啤酒。大约一小时后，一小组穿着迷彩军服的塞族人走进了酒吧。少校认为他们不是南斯拉夫军队，因为他们没有部队的肩章。

他们似乎很自信，点了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加啤酒。这是最容易喝醉的组合。几巡酒过后，丹麦少校正要去餐厅，因为这里的噪音太大了，这时候另一个塞族人进了酒吧。他似乎是指挥官，因为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了。

他用塞尔维亚语对他们说话，肯定是命令他们跟他走。于是这些人开始把啤酒杯往后一推，把香烟和打火机放进军服口袋里。这时，其中一个人表示要买单。

指挥官怒不可遏。他开始朝那个下属尖叫。其余的人变得死一般静寂。其他顾客也一样，还有酒吧老板。谩骂仍在继续，还伴随着两记耳光。还是没人敢提出异议。最后，那个军官气急败坏地冲了出去，后面跟着其他人。没人支付账单。

丹麦少校曾试图询问酒吧老板。几个星期在这里喝酒，他已经与他混熟了。但那人脸色一片煞白。丹麦人以为，他也许是看到酒吧里的这种情景而在生气，但他看上去更像是恐惧。丹麦人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耸耸肩，高视阔步地走到酒吧内已是空荡荡的另一头，故意去看其他方向。

“那个指挥官也责骂了别的人吗？”私家侦探问道。

“没有，只是那个想付款的人。”来自丹麦的声音说。

“为什么只是他呢，少校？你在报告里没有提到理由。”

“哦，我没有说明吗？对不起。我认为是因为那人试图用一张百元美金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