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教堂钟声悠扬，窗帘透着明亮的阳光。虽然前一晚我酒喝得很少，却有宿醉的感觉。赖在床上重新入睡，我梦见了马克。
等到我终于爬起来，厨房里充满了香草和柳橙的香味，露西在磨咖啡豆。
“你要把我宠坏了，以后我该怎么办呢？圣诞快乐。”我在她头上亲了一下，注意到料理台上有一包不常见的谷类早餐，“这是什么？”
“柴郡什锦果麦，特别招待。我把我自己买的带来了。这个配原味酸乳酪最好吃，不过你家没有原味酸乳酪，只好用脱脂牛奶加香蕉来代替了。另外，我们还有现榨的新鲜柳橙汁和无咖啡因的法式香草咖啡。我们该打个电话给我妈和外婆吧？”
我用厨房里的电话拨给母亲，露西则到书房听分机。我妹妹在我母亲家，没一会儿，我们四个都开始听电话，听我母亲滔滔不绝地抱怨天气有多糟：迈阿密正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从圣诞节前夕就开始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早上则有一阵又一阵的闪电照亮了天空。
“有雷雨的时候不该打电话。”我对她们说，“我们晚一点再打过去。”
“你太神经过敏了，凯。”多萝茜不客气地说，“不管是什么事情，你都从它怎么害死人的角度去看。”
“露西，告诉我你收到了什么礼物。”我母亲插进来。
“外婆，我们还没拆礼物。”
“哇，那一下可真近啊。”多萝茜在嘈杂的静电干扰声中喊道，“连灯光都闪了一下。”
“妈，我希望你没在电脑上开着一个文件。”露西说，“否则你刚才可能损失一笔工作成果。”
“多萝茜，你记得把奶油带来了吗？”母亲问道。
“该死，我就知道有什么……”
“我昨天晚上至少提醒过你三遍。”
“妈，我告诉过你，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打电话来说的事，我没办法记住。”
“你能想象吗？圣诞夜，你肯不肯跟我去参加弥撒呢？不肯？你待在家里写书，还忘记带奶油来！”
“我出去买。”
“你倒是说说看，圣诞节早上会有什么店开门？”
“肯定有。”
我抬起头，看见露西走进厨房。
“我真不敢相信。”她小声对我说，我母亲和妹妹仍然在争执不休。
挂上电话，露西和我走进客厅，一切又恢复到弗吉尼亚州的宁静冬日早晨，光秃秃的树木纹丝不动，阴影下的处处积雪洁白无瑕。我是不可能再回迈阿密住了。四季更迭就像月亮的盈亏，对我来说是一股能影响我、改变我观点的力量。我需要每一个分明的季节带来的新意，需要季节转换之际的微妙变化——经历寒冷的短暂白昼才更能感受春日早晨的美。
露西从外婆那里得到的礼物是一张五十元的支票，多萝茜送的也是钱。我相当惭愧地看着露西拆开我送的那个封套，又拿出另外一张支票来。
“送钱好像很没诚意。”我抱歉地说。
“对我来说不会，我就想要钱。你相当于帮我的电脑添购了内存。”她递给我一个沉重的小礼物，用红银相间的包装纸包着，我打开盒子，剥开一层层薄薄的衬纸，脸上的表情让她忍不住欣喜之意。
“你可以用它来记录出庭的日程。”她说，“和你那件机车夹克很配。”
“露西，这真是太漂亮了。”我摸着记事本黑色的小羊皮封套，手指抚过打开的乳白色内页。我想到她来的那个星期天，我让她开我的车去健身俱乐部，她在外面待到很晚。这个小滑头一定是去买礼物了。
“这边还有一个礼物，只是通讯簿部分和明年日历的补充页。”她把另一份更小的礼物放在我的膝上，这时电话响了。
马里诺祝我圣诞快乐，说他要过来把“礼物”送给我。
“叫露西最好穿暖和一点，不要穿紧身的东西。”他烦躁地说。
“你在说什么？”我感到莫名其妙。
“不要穿紧身牛仔裤，否则她没办法把弹匣放进口袋或拿出来。你说她想学射击，第一堂课就在今天午饭前。要是她没办法上，那是她自己的问题。我们几点吃饭？”
“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我还以为你另外有事。”
“是啊，唔，现在没事了。我大概二十分钟后到。跟那个小鬼说外面冷得要死。你要不要一起来？”
“不了，我要待在家里做饭。”
马里诺来我家的时候，脾气没好到哪里去，他大费周章地检查我那把橡胶握柄的点三八鲁格左轮枪。他压下拴扣，推开弹仓慢慢地转，朝每个弹膛里瞧。他拉下扳机朝枪管里看，然后试扣扳机。露西一言不发，好奇地看着他，他则对我用的溶剂造成堆积的残余物大发议论，表示我的鲁格可能有“突起”，需要铲平，然后开着他的福特车把露西载走了。
他们几个小时后回来了，脸冻得红扑扑的，露西骄傲地展示她扣扳机的指头上磨出的血泡。
“她表现得怎么样？”我边问边在围裙上擦手。
“还不坏。”马里诺说着望向我身后，“我闻到炸鸡的味道。”
“才不是。”我接过他们的外套，“你闻到的是肉酱面的味道。”
“我表现得不只是‘还不坏’，”露西说，“我只有两次没射中靶子。”
“拿空枪继续练习，到你不会猛扣扳机，记住要让扳机慢慢向后。”
“我身上的烟灰比爬过烟囱的圣诞老公公还多。”露西兴高采烈地说，“我要去洗个澡。”
在厨房里，我帮马里诺倒咖啡，他则研究着料理台上摆满的玛萨拉干酪、刚磨碎的帕美森干酪、烟熏五香火腿、白松露、嫩煎过的火鸡肉片，还有其他各种即将成为午饭的东西。我们走进客厅，屋里炉火熊熊。
“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好了。”我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
“一堂课不够，也许她回佛罗里达之前，我还可以再给她上两次课。”
“谢谢你，马里诺，我希望你没有为改变计划作太大的牺牲。”
“小事一桩。”他傲慢地说。
“显然你不打算去喜来登吃饭了。”我试探道，“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来啊。”
“她有事。”
“她总有个名字吧？”
“坦妲。”
“这名字真有意思。”
马里诺的脸变成猪肝色。
“坦妲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道。
“你想听老实话的话，她根本不值一提。”他突然站起来，穿过走廊向浴室走去。
关于马里诺的私人事务，除非他自己想谈，我一向很谨慎，不多过问，但这次实在忍不住。
“你跟坦妲是怎么认识的？”他回来的时候，我问。
“在官方组织的联谊舞会上。”
“这样很好啊，出去玩玩，多认识些新朋友。”
“烂透了，如果你真想知道。我三十多年没交过半个女朋友了，就像有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另一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我试着控制住笑容，马里诺显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不像以前那么单纯。”
“单纯？”
“对，就像桃丽斯，我们两个的关系就不复杂。结果三十年后她突然要分手，我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我去这个舞会是因为几个同事说服了我。我没招惹任何人，坦妲就坐到我这一桌了。两瓶啤酒下肚，她就问我要电话号码，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把号码给她了吗？”
“我说：‘嘿，如果你想聚聚，就把你的号码给我，我来打电话。’她问我是从哪个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然后约我一起去打保龄球，就这样开始了。事情的结束则是她告诉我的，她两个星期前从后面撞上了别人的车，被控驾驶不慎，想让我帮她摆平。”
“真遗憾。”我从圣诞树下拿来他的礼物，“不知道这能不能帮你改善社交生活。”
他拆开礼物，是一副圣诞红的吊裤带和一条搭配的领带。
“很棒，医生，老天。”他站起身很不高兴地嘟哝着，“该死的利尿剂。”说着又上厕所去了。几分钟后，他回到壁炉旁。
“你上次做健康检查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
“结果呢？”
“你说昵！”
“你有高血压。”
“可不是嘛。”
“你的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我问。
“说是高压一百五，低压一百一，还有该死的前列腺肥大，得吃这些利尿剂。我老得跑厕所，总觉得想小便，可是有一半的时间都尿不出来。他说如果情况没改善，就给我割一刀。”
所谓的割一刀就是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不是什么大手术，不过也没什么好玩的。我很担心马里诺的血压，他是中风和心脏病的绝佳候选人。
“而且，我的脚踝肿胀。”他继续说，“脚痛，头也他妈的痛。我得戒烟、戒咖啡，减肥四十磅，还得减轻工作压力。”
“没错，这些你都得做。”我坚定地说，“看起来你一样也没做。”
“就是啊，这是要我改变我的整个人生，你还说我呢。”
“我又没有高血压，而且我戒烟已经整整两个月又五天了。更何况，要是我减肥四十磅的话，人就减没了。”
他狠狠瞪着炉火。
“这样吧，”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进行啊，都少喝咖啡，定时做运动。”
“我看见你在跳有氧舞蹈了。”他没好气地说。
“我打网球就好了，有氧舞蹈让你去跳。”
“要是有谁敢在我附近摆弄韵律裤，他就死定了。”
“你很不合作啊，马里诺。”
他不耐烦地换了个话题：“你手上有没有你提到的那份传真？”
我走进书房拿出公文包，啪地打开，把范德通过图像强化找出的那封信递给他。
“这东西在我们从珍妮弗·戴顿床上找到的那张纸上，对吧？”他问。
“对。”
“我还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在床上放张白纸，还用块水晶压住。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干吗？”
“不知道。”我说，“她答录机上的内容昵？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还在查，有一大堆人得排查。”他从衬衫口袋拿出一包万宝路，大叹一口气。“该死。”他把那包烟往茶几上一拍，“从现在开始，我每点一根烟，你就要唠叨一次了，对吧？”
“不会，我只会瞪着看，但一个字都不会说。”
“你还记不记得两个月以前，你在电视上接受访问？”
“记不清楚。”
“珍妮弗·戴顿把那节目录了下来，就在录像机里，我们拿来一放就看见你。”
“什么？”我愕然道。
“当然，那集节目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一堆关于考古挖东西的屁话，还有一部在这附近拍的好莱坞片子。”
“她录我干什么呢？”
“这又是一个跟其他东西都联系不上的问题，除了从她家打出来的电话——那几个挂断的电话。看起来，戴顿被干掉之前想到了你。”
“你们还找到了什么线索？”
“我真得抽烟了，你要我去外面抽吗？”
“当然不用。”
“事情愈来愈古怪。”他说，“我们搜查她办公室的时候，找到一张离婚证书。看来她是一九六一年结的婚，两年后离了，改回她的本姓戴顿，之后从佛罗里达搬到里士满来。她的前夫叫威利·崔弗斯，是那种健康狂——你知道，追求全什么的健康。要命，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
“全体论医学？”
“就是这个。他还住在佛罗里达，麦尔斯堡海滩。要从他那里多问出几句话可真够难的，但我还是有一些发现。他说他和戴顿小姐分手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仍然继续见面。”
“他到这里来？”
“崔弗斯说她到佛罗里达去看他。他们聚在一起，照他的说法，是‘为了重温往日时光’。她上次去那里是十一月，感恩节前后。我也从他那里挤出了一点关于戴顿的哥哥和妹妹的事情。她妹妹比她小很多，已婚，住在西岸。哥哥是老大，五十四五岁，开杂货店的，前两年得了喉癌，把喉头给切了。”
“等一下。”我说。
“是啊，你知道那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过就会知道。打电话到你办公室的那个家伙不可能是约翰·戴顿，而是另外一个为了某种原因而对珍妮弗·戴顿的验尸结果感兴趣的人。他知道得够多，能把名字说对，也知道假装从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打电话来。但他不知道真正的约翰·戴顿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不知道他的声音应该像透过机器发出来的一样。”
“崔弗斯知道他前妻的死是他杀吗？”我问。
“我告诉他，法医还在检查。”
“她死的时候，他人在佛罗里达？”
“据说是。我倒很想知道她死的时候，你那位朋友尼古拉斯·古鲁曼在哪里。”
“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我说，“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找他？”
“我暂时不去找他。对付古鲁曼这种人只有一次机会。他多大？”
“六十多岁吧。”我说。
“个子大吗？”
“我从法学院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他。”我起身拨火，“那时古鲁曼挺苗条的，可以说瘦。他的身高算中等吧。”
马里诺什么也没说。
“珍妮弗·戴顿重一百八十磅。”我提醒他，“从现场情况看，凶手是先勒住她，再把她抱到车上。”
“好吧，也许古鲁曼是帮凶。你想听离谱的剧本吗？那就试试这个。古鲁曼是朗尼·华德尔的律师，那家伙活着的时候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或者该说他现在还是这样。在珍妮弗·戴顿家里发现了华德尔的指纹，也许古鲁曼的确去见了她，而且不是单独去的。”
我瞪着炉火看。
“对了，我没在珍妮弗·戴顿的屋子里看到可能是羽毛来源的东西。”他补充道，“你要我查的那羽毛。”
这时，他的寻呼机响起来。他把它从腰带上拿下来，眯眼看着窄窄的屏幕。“该死。”他抱怨着走到厨房去回电话。
“怎么回……什么？”我听到他说，“哦，老天啊，你确定？”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上去很紧张地说，“不用麻烦了。我就站在离她十五英尺的地方。”
马里诺闯过西卡瑞街和温莎道交叉口的红灯向东行驶。这辆白色福特汽车里小灯耀眼地闪烁，无线电中传来沙沙声，我眼前出现苏珊蜷缩在单人沙发里的模样，她把毛织品的睡袍紧紧裹在身上，抵御跟室内温度高低没有关系的一股寒意。我记得她脸上的表情像浮云一样变幻不定，眼神没有透露出任何秘密。
我在发抖，感觉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着像是要蹦出喉咙。警方发现苏珊的车停在草莓街旁的一条小巷子里，她坐在驾驶座上早已气绝身亡。目前并不知道她到那一带做什么，也不知道凶手的动机为何。
“你昨晚去跟她谈，她说了什么？”马里诺问。
我脑海里没有浮现出任何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她很紧张，有事让她烦心。”
“什么事？你能不能猜猜？”
“我不知道。”我用颤抖的双手拨弄着医务包，再次检查包里的东西：相机、手套，以及其他的必需品。我记得苏珊曾经说过，要是有人想绑架或强暴她，除非先把她杀了。
有很多个工作到很晚的下午，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清理，填表格。我们曾有过很多亲密而深入的交谈，谈身为女人的感受，谈所爱的男人，谈做母亲会是什么感觉。有一次我们谈到死亡，苏珊承认她很害怕死亡。
“我不是说地狱里的硫磺烈火什么的，像我父亲传教的那一套，我怕的不是这个。”她顽固地说，“我只是害怕就那样什么都没有了。”
“不会就那样什么都没有。”我说。
“你怎么知道？”
“有些东西消失了，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会知道。他们的能量离开了，但精神没有死，死的只是肉体。”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她又问。
马里诺放松离合器，转进草莓街。我瞥向这一侧的后视镜，看见后面有另一辆警车，车顶上的灯闪着红色和蓝色的光。我们经过几间餐厅和一家小杂货店，所有的商铺都没开门，路上仅有的几辆车停在一旁让我们通过。在草莓街咖啡馆附近，窄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巡逻车和便衣警探的车，一辆救护车挡住一条巷子的人口，两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稍后的地方。记者在黄色胶带围出的警戒线外扰攘地走来走去。马里诺停下车，车门一打开立刻就有相机凑上来。
我看着马里诺的脚步，紧跟在他后面。快门闪动，胶卷转动，麦克风高举。马里诺不停地大步向前，不回答任何问题，我把脸转开。我们绕过救护车，从黄色胶带底下钻过。那辆酒红色的旧丰田车头朝里，停在狭窄的巷子中央，圆石路面上的积雪残乱肮脏。两侧逼仄丑陋的砖墙挡住斜照的夕阳。警察在拍照、交谈、四处张望。屋顶和生锈的防火梯上有水缓缓滴落下来，垃圾味漂浮在潮湿躁动的空气中。
那个用手提无线电在讲话的拉丁相貌的年轻警官，好像最近我才见过。汤姆·路瑟罗边注视着我们边咕哝了些什么，结束通话。从我站的地方，只能看见左大腿和一条手臂。我狠狠打了个哆嗦，认出她的黑色羊毛外套、金色结婚戒指，还有黑色的塑料手表，挡风玻璃和仪表板之间夹着她的红色法医证件。
“牌照是杰森·斯多瑞的，我想那是她丈夫吧。”路瑟罗对马里诺说，“她的皮包里有证件，驾照上的姓名是苏珊·道森·斯多瑞，二十八岁，白人女性。”
“钱呢？”
“皮夹里有十一块钱，还有两张信用卡。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抢劫的迹象。你认得出她吗？”
马里诺俯向前看个清楚。他下颌的肌肉鼓起来。“嗯，我认得出她。车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打开了车门，仅此而已。”路瑟罗把无线电对讲机塞进口袋。
“引擎没发动，车门没锁？”
“对。我在电话上跟你说了，弗里兹巡逻的时候看到了这辆车。呃，当时差不多是下午三点，他注意到车窗上有法医的证件。”他瞥了我一眼，“如果你走到前面乘客席的那一侧朝里面看，会看见她右耳一带有血。这人干得干净利落。”
马里诺后退几步看着凌乱的积雪。“看起来我们在脚印上是没多大指望了。”
“一点没错。雪融得像冰淇淋一样，我们到的时候就这样了。”
“找到弹壳了吗？”
“没有。”
“通知家属了吗？”
“还没有，我想你们想先来处理这个案子。”路瑟罗说。
“他妈的，一定不能在通知家属之前让媒体知道她的身份和工作地点，老天。”马里诺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不想碰车里的任何东西。”我喃喃道，边打量环境边拿出照相机。我很警觉，思路也很清晰，但双手就是抖个不停。“让我看一下，然后把她抬上担架。”
“你们弄好了吗？可以让医生看了吗？”马里诺问。
“可以了。”
苏珊穿着遐色的牛仔裤和磨损的系带皮靴，黑色的羊毛外套一直扣到下巴。我注意到她领口露出的那条红丝巾，心里感到一阵揪痛。她戴着太阳镜靠在驾驶座上，就像在舒服地小睡，颈后的浅灰色椅套染成了红色。我走到车子的另一侧，看见路瑟罗提到的血迹。拍照的时候，我停下来靠近她的脸，闻到了一股男用古龙水的淡淡香味。我注意到她的安全带是解开的。
我没有碰她的头，直到救援小组来到，将尸体放在担架上抬进救护车。我爬进车里，花了好几分钟找子弹造成的伤口，在右太阳穴找到一个，在脖子后面的凹陷处、紧邻发线的地方又找到一个。我用戴了手套的手指耙梳她栗色的头发，没找到其他的血迹。
马里诺爬进救护车。“她被射了几枪？”
“我找到两个伤口。没有子弹射出来的弹孔，不过在她左太阳穴的骨头和皮肤之间，我摸到一颗子弹。”
他神色紧张地瞥了一眼手表。“道森家住得离这里不远，在葛兰布尼。”
“道森家？”我剥下手套。
“她父母，我得立刻去通知他们。不能等到哪个浑蛋把消息泄露出去，让他们在该死的收音机或者电视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叫警察开车送你回去。”
“不，”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应该去。”
我们开走的时候，街灯正逐渐亮起。马里诺拼命瞪着路看，脸涨得通红。
“该死！”他突然冒出一句，一拳捶在方向盘上，“该死的东西！竟然朝她的头开枪，朝一个孕妇开枪。”
我直直望向窗外，破碎的思绪里满是零落扭曲的影像。我清清喉咙：“找到她丈夫了吗？”
“他们家电话没人接。也许他在她父母家。天哪，我真恨这个工作。老天，我真不想这么做。他妈的圣诞快乐，我敲敲你家的门，你就完了，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会毁了你人生的事情。”
“你没有毁掉任何人的人生。”
“是啊。嗯，准备好吧，我马上就要这么做了。”
他转上艾伯马利街。大型垃圾桶已经推到街旁，旁边堆满了鼓胀着圣诞垃圾的袋子。家家户户的窗子透出温暖的光芒，有些还洒满了彩色的圣诞灯光。一位年轻的父亲拉着一个在人行道上左右摇摆的雪橇，他年幼的儿子坐在上面，我们经过时他们微笑着挥手。葛兰布尼这一带住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包括年轻的专业人士，有单身的、已婚的，也有同性恋。天气暖和的时候，人们坐在前廊上，偶尔在院子里做饭。他们会开派对，在街上彼此打招呼。
道森家朴素的房子是都铎式的，看上去饱经风霜、舒适安全，屋前的常青树修剪得很整齐。楼上楼下的窗子都亮着灯，人行道旁停着一辆旧厢型车。
来开门的女人的声音隔着门传出来：“谁呀？”
“道森太太吗？”
“什么事？”
“我是里士满警局的马里诺警探，得跟你谈谈。”他大声说，将警徽举到门上的窥孔前。
门锁咔嗒一声开了，我的脉搏也随之加速。我在医学界各种岗位服务的经历中，曾经碰到过病人痛苦地尖叫，哀求我不要让他们死。我虚伪地向他们保证“你会没事的”，然后看他们紧握着我的手死去。我曾经对病人焦急绝望的亲朋好友说过“很抱歉”，在那些窒闷窄小的房间里，连牧师也会感到迷失，但我从来不曾在圣诞节当天把死讯送到别人家门口。
我只看得出道森太太和她女儿的一个相像之处，就是她们下巴坚硬的曲线。道森太太身形非常单薄，一头花白的短发，体重绝对不超过一百磅，她让我想起受惊的鸟儿。马里诺介绍我身份的时候，她眼中充满了恐慌。
“发生了什么事？”她好不容易说出一句话。
“恐怕我有非常不好的消息要通知你，道森太太。”马里诺说，“是你的女儿苏珊，她遇害了。”
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一个小女孩出现在右边的走道上，她停下来，瞪大蓝眼睛看着我们。
“海莉，爷爷呢？”道森太太的声音颤抖着，面如死灰。
“在楼上。”海莉是个男孩一样的小女孩，穿着新的皮运动鞋和蓝牛仔裤。她的金发闪闪发亮，戴着眼镜矫正有点斜视的左眼。我猜她不超过八岁。
“去叫他到楼下来。”道森太太说，“你和查理待在楼上等我。”
小女孩在走道上迟疑着，把两只手指塞进嘴里，她警惕地盯着马里诺和我。
“海莉，乖，快去。”
海莉突然充满活力地跑开了。我们和苏珊的母亲一起坐在厨房里。她的背挺得直直的，没有哭，直到她丈夫几分钟后踏进厨房。
“哦，迈克。”她用虚弱的声音说，“哦，迈克。”她开始啜泣。他把她拉近，用手臂环住她。听完马里诺的解释，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巴紧紧闭着。
“是的，我知道草莓街在哪里。”苏珊的父亲说，“我不知道她去那里做什么。据我所知，她平常很少去那一区，今天也没有店开门。我不知道。”
“你知道她丈夫杰森·斯多瑞在哪里吗？”马里诺问。
“他在这里。”
“这里？”马里诺环顾四周。
“在楼上睡觉。杰森身体不舒服。”
“孩子是谁的？”
“汤姆和玛莉的。汤姆是我儿子，他们来一起过节，今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到潮水镇去看朋友，应该快回来了。”他握住妻子的手，“米丽，这些人有很多问题要问，你最好去把杰森找来。”
“这样吧，”马里诺说，“我希望和他单独谈一下，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道森太太点点头，脸埋在手掌中。
“你最好去看看查理和海莉。”她丈夫对她说，“看看能不能打电话找到你姐姐，也许她能过来。”
他淡蓝色的眼睛看着妻子和马里诺离开厨房。苏珊的父亲很高，骨架纤细，有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白发很少。他动作简洁，情绪内敛。苏珊长得像他，或许性情也像他。
“她的车很旧了，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我知道她不会和毒品或什么东西有牵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搜索。
“我们不知道这事为什么会发生，牧师先生。”
“她怀有身孕。”他的话卡在喉头，“怎么有人狠得下心！”
“我不知道，”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咳嗽。“她没有枪。”
一时间我没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明白过来，向他保证。“没有，警方没有找到枪，没有证据说她是自杀。”
“警方？你不是警察？”
“不是，我是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
他木然地盯着我。
“你女儿在我手下做事。”
“哦，对了，很抱歉。”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我艰难地说，“我自己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查明真相。”
“苏珊提过你，她一直想当医生。”他转开视线，眨眼忍住泪水。
“我昨晚见过她。时间很短，在她家。”我迟疑着，不想刺探他们生命中敏感的地方，“苏珊看起来有心事，而且最近在工作上的表现也很不像以前。”
他吞咽口水，手指紧紧抓住桌边，指节都发白了。
“我们需要祈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祈祷，斯卡佩塔医生？”他伸出一只手，“谢谢你。”
当他坚定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苏珊曾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她父亲的轻视，以及对他代表的事物的不信任。基本教义派信徒也会吓到我。我焦虑地闭着眼和迈克·道森牧师握着手，听他感谢天主，许下那些如今要实现也已太迟的允诺。我睁开眼把手抽回，一时间感到不安，害怕苏珊的父亲会察觉到我的怀疑，质疑我的信念。但我的灵魂能否得救并非他目前最关注的事。
楼上传来很响的说话声，模糊地在抗议着什么，我听不出来。一把椅子刮过地面。电话铃响个不停，说话声又传来了，变成愤怒而痛苦的叫喊。道森闭上眼睛，轻声咕哝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听到他说的好像是“待在你的房间里”。
“杰森一直都待在这里。”他说，我可以看见他太阳穴的血管在剧烈跳动，“我明白他可以自己交代行踪，但我只是先跟你说一声。”
“你提到他身体不太舒服。”
“他起床的时候觉得有感冒的迹象。午饭后苏珊替他量体温，劝他上床休息。他怎么也不可能伤害……”他又咳起来，“我知道警方必须问这些问题，必须考虑家庭情况，但这次的情形不是这样的。”
“牧师先生，苏珊今天是几点离开家的，她说要去哪里？”
“她是吃完饭在杰森睡了之后出门的，那时大概是一点半或两点。她说要去朋友家。”
“哪个朋友？”
他瞪向我身后某处。“一个高中同学，叫黛安·李。”
“黛安住在哪里？”
“北区，学校附近。”
“苏珊的车是在草莓街发现的，不是北区。”
“如果有人……她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如果我们能知道她是否去了黛安家、这次见面是谁的主意，会很有帮助。”我说。
他起身翻找厨房的抽屉，打开第三个才找到电话簿。他用发抖的手翻页，拨通号码，清了好几次喉咙才说要黛安听电话。
“你说什么？”他听了一会儿，“不，不。”他的声音颤抖着，“事情不太好。”
我静静坐着听他向对方解释，想象多年前他面对另一个女儿茱蒂的死时一定也在祈祷，在打电话。他坐回桌边，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苏珊下午没有去拜访朋友，之前也不曾跟人家约好，她朋友根本不在城里。
“她在北卡罗来纳跟婆家一起过节。”苏珊的父亲说，“已经去了好几天。苏珊为什么要说谎呢？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一向跟她说，无论如何都没必要说谎。”
“看来她似乎不想让人知道她去哪里见谁。我知道这样说会让人有不愉快的猜测，但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我温和地说。
他低头盯着手看。
“她和杰森相处得好吗？”
“我不知道。”他努力恢复冷静自持的态度，“老天，又来了。”他又一次令人费解地耳语道：“回你的房间去，拜托。”然后他抬起满是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她有个双胞胎妹妹茱蒂，在她们上高中的时候死了。”
“出车祸，苏珊曾跟我说过，真令人难过。”
“她始终没从那件事里恢复过来。她怪上帝，也怪我。”
“她倒没有给我这样的印象。”我说，“如果说她怪什么人，那似乎是一个叫朵琳的女孩。”
道森抽出一条手帕，安静地擤擤鼻子。“谁？”
“一个据称是女巫的高中同学。”
他摇头。
“据说她对茱蒂下了诅咒？”但再解释下去也是白费唇舌，我看得出道森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海莉走进厨房，我们都转过头去。她怀里抱着一个棒球手套，眼神充满恐惧。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亲爱的？”我问她，试着挤出一个微笑。
她走到我旁边，我可以闻到新的皮制品的味道。手套用一根绳子绑住，掌心夹着一个垒球，像是牡蛎壳里的一颗珍珠。
“苏珊姑姑给我的。”她小声说，“新的手套要先弄软一点才能用。我得把它压在床垫底下。苏珊姑姑说得放一个星期。”
她祖父伸手把她抱到膝上，紧拥着她，鼻子埋在她的发问。“甜心，你先回房间一下，让我办些事情好不好？一下就好了。”
她点头，眼睛仍然盯着我不放。
“奶奶和查理在做什么？”
“不知道。”她从他的膝头滑下来，迟疑地走开。
“你刚才也说过那句话。”我对他说。他一脸迷惑。
“你叫她回房间去。”我说，“刚才我听你说过那句话，低声说回你房间之类的。那是跟谁说话？”
他垂下眼睛。“那个孩子是‘自我’。自我的感受很强烈，会哭，控制不了情绪。有些时候最好叫自我回到房间里去，就像我叫海莉回房一样。回房去掌握住自己，这是我学到的一招。小时候学的，那时我必须学会。我哭的话，我父亲会有很不好的反应。”
“你可以哭，牧师先生。”
他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听见马里诺下楼的脚步声，随后他走进厨房，这时道森痛苦地、悄声地把那句话又说了一次。
马里诺迷惑地看着他。“我想，你儿子回来了。”
屋外黑暗的冬夜中响起关车门的声音，笑声从门廊传来。苏珊的父亲开始悲不可遏地哭泣。
圣诞大餐就此泡汤，我整个晚上都在屋里走来走去打电话，露西则关着门待在书房里。苏珊的命案让办公室陷入危机，我必须做好种种安排。案情必须先封锁，不能让认识她的人看见照片。警方必须搜查她的办公室和衣物柜，必须讯问我手下的工作人员。
“我没办法赶过去。”费尔丁在电话上告诉我。
“我明白。”我感到喉头一阵哽塞，“我并不预期、也不希望有谁过来。”
“那你昵？”
“我必须去。”
“老天，我真不能相信发生了这种事，实在不能相信。”
我在诺福克的副手莱特医生善意地答应，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到里士满来。因为是星期天，整栋大楼里除了带着Luma-Lite来帮忙的范德之外没有别人。就算可以控制情绪，我也拒绝为苏珊验尸，以免到时候辩方律师质疑我身为专家证人的客观性和判断力，因为我刚好是她的上司。如果因此而破坏了案子，那我就是在帮苏珊的倒忙。所以我坐在停尸间的桌旁，等待莱特完成工作。在使用不锈钢器具和开关水龙头的声音间隙，他不时把情况讲给我听，我则盯着空心砖砌成的墙壁。我没有碰任何文件，连替试管贴标签都没有，也不曾转过头去看一眼。
其间我问过他：“你有没有在她身上或衣服上闻到什么味道？古龙水之类的？”
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我听见他走了几步。“有，尤其是她外套的领口和围巾上。”
“你觉得闻起来像不像男用古龙水？”
“嗯，我想是。对，我觉得这应该是男用香水。也许她丈夫有用古龙水的习惯？”莱特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头发日渐稀疏，挺着个大肚子，说话有西弗吉尼亚的口音。他是一名优秀的刑事鉴定病理学家，完全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
“好问题。”我说，“我叫马里诺去查。但她丈夫昨天生病，吃完午饭就上床了。这并不表示他就没擦古龙水，也不表示她哥哥或者父亲没擦古龙水，在抱她的时候沾到她身上。”
“看起来像是小口径的枪，没有出口伤。”
我闭上眼睛听。
“她右太阳穴上的伤口是零点一九英寸，有半英寸的硝烟——痕迹不完整。有少许斑点和一些火药粉末，但大部分都消失在她的头发里了。颞肌里有些火药粉末，骨头和硬膜里没有什么东西。”
“弹道？”我问。
“子弹射进右前叶的后面，穿过前面，到底神经节，撞上左颞骨，停在皮肤底下的肌肉里。这是一颗普通的铅弹，呃，镀了铜，但没有加弹壳。”
“也没有碎裂？”我问。
“没有，然后是颈背的第二处伤口，黑色的，边缘有灼伤和擦伤，还有枪口的痕迹。周边有大约零点零六英寸的细小裂伤。枕骨里有大量火药粉末。”
“紧迫接触？”
“对。在我看来，像是这人拿枪管用力抵住她的脖子。子弹从枕骨大孔和颈椎的连接处进入，破坏了颈髓接合处，一路直上脑桥。”
“角度呢？”我问。
“上扬很多。如果她被射这一枪的时候是坐在车里，可能是趴倒向前的姿势，或是那人把她的头往下按。”
“她被发现的时候不是那样。”我说，“是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猜是那人把她放成那样的。”莱特说，“在开枪之后——我认为穿透脑桥的这一枪是后来才开的——她中第二枪的时候可能已经动弹不得，也许趴倒在方向盘上。”
我断断续续地应付一段时间，仿佛我们谈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但接着我就全身颤抖，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有两次我必须走到外面，站在寒冷的停车场上。当他解剖到她子宫里那个十周大的胎儿时一是个女孩——我躲回楼上的办公室。依照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未出生的孩子不算是一个人，因此不能说她被杀害，你是没办法杀死“非人”的。
“买一送一。”片刻之后，马里诺跟我通电话时恨恨地说。
“我知道。”我边说边从皮包里翻出一瓶阿司匹林。
“在法庭上，陪审团根本就不会知道她怀了孕，因为不准告诉他们。这人杀了一个孕妇，却与单单杀一个人没差别。”
“我知道。”我又说了一次，“莱特快弄完了。外部检验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什么痕迹，没有什么显得突兀的东西。你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苏珊绝对碰上了什么事情。”马里诺说。
“和她丈夫之间有问题？”
“照他说的，她是和你之间有问题。他说你做了一堆怪异的事，一天到晚打电话去骚扰她等等。还说她有时下班回家后像发疯了一样，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她吓得魂不附体。”
“苏珊和我之间没有问题。”我用一口冷咖啡送下三片阿司匹林。
“我只是把那家伙的话转述给你听。另外有件事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又碰上羽毛了。医生，我不是说这样这个案子一定跟戴顿的案子有关联，我也不见得这么认为。但去他的，也许这是一个戴羽绒手套或穿羽绒夹克的神经病。我不知道，反正很不寻常。我唯一碰到过的有羽毛的案子是一个瘪三打破窗子闯空门，玻璃碎片割破了他的羽绒夹克。”
我的头痛得很厉害，痛得想吐。
“我们在苏珊的车里找到了很小——细细的一小片白绒毛。”他继续说，“粘在乘客座位那一边的车门上。在内侧靠近车底、扶手下两英寸的地方。”
“可以把它送过来给我吗？”我问。
“行，你要做什么？”
“打电话给本顿。”
“我打过好多次了，该死，他大概和他太太出城了。”
“我得问他，小毛能不能帮我们的忙。”
“你说的是一个人还是衣物柔顺剂？”
“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研究毛发和纤维的小毛，最擅长羽毛分析。”
“他真的叫小毛？”马里诺难以置信。
“真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