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房间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高度近十二英尺，颜色十分单调——天花板呈污白色，而灰泥墙则似灰非黄。地上铺着灰白色大理石砖，窗框和门都是淡灰色。窗前挂着厚重的浅黄绸缎帘子，后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绵帘。白色的铁架床上是同色的床单和枕套，旁边有灰色的床头柜和浅棕色的木椅。家具上的漆都掉了，粗糙的墙面斑斑剥剥，天花板上的灰泥也多有剥落，有几处透着淡褐色的水渍。所有东西都很旧，却十分干净。桌上有个镍银制的花瓶，里头插了七朵淡红色玫瑰，外加两个玻璃杯、一只玻璃花瓶、一个里边放了两颗小药丸的透明广口瓶、一个小型的白色晶体管收音机、一颗吃了一半的苹果，以及一个装着淡黄液体的大玻璃瓶。下边架子上放了一沓杂志、四封信、一本线格纸、一枝有四种颜色墨水管的华特曼钢笔和一些散落的零钱——详细说，是八枚十欧尔、两枚二十五欧尔，以及六个一克朗的钱币。桌上有两个抽屉，上层放着三条用过的手帕、一块塑料盒装肥皂、牙膏、牙刷、一小瓶刮胡液、止咳片，以及一个放指甲剪、锉刀和剪刀的皮盒子。另一个抽屉里有皮夹、电动刮胡刀、一小包邮票、两只烟斗、烟草袋和一张印着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空白明信片。椅背上挂了几件衣服——一件灰色棉外套、相同质地和颜色的长裤和一件长及膝盖的白衬衫。椅座上放着内衣裤和袜子，床边有双拖鞋。

一件米色浴袍挂在门边的衣钩上。

房里只有一种颜色显得格外突兀——那片触目惊心的猩红。

死者侧躺在床与窗户之间，由于咽喉伤口极深，头部几乎呈九十度角向后仰。他左脸颊贴着地板，舌头从张大的嘴中伸出，破裂的双唇间斜伸出断掉的假牙。

死者往后仰时，大量鲜血从颈动脉中喷出，溅得床单上片片殷红，洒得床头柜上的花瓶血斑点点。

死者腹部的伤口将他的衬衫整个染湿，在尸体边汇聚成一大摊血泊。从伤口判断，应是有人一刀捅穿死者的肝胆脾胃和胰脏，大动脉也被刺穿了。

死者的血可以说是在几秒钟内流光的，他的皮肤青白得近乎透明，额头、胫骨和脚掌部分儿乎可以看透。

尸骸上那道十英寸长的切口大剌剌地张着，刺破的脏器从腹膜边挤压而出。

这人几乎被砍成两半。

即使勒恩这种经常与血腥暴力为伍的人，对眼前这种惊悚的画面还是难以消受。

不过马丁·贝克从踏进房门那一刻起，表情从头到尾就没变过。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就像跟女儿去餐馆吃喝、更衣、做帆船模型、就寝前看点儿书，然后突然十万火急地赶去帮人查案一样。最糟的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马丁·贝克绝不容许自己畏缩，他天不怕地不怕，却害怕自己的冷漠。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十分了，马丁·贝克在床边席地而坐，冷静地仔细检查尸体。

“没错，是尼曼。”他说。

“是啊，我猜也是。”

勒恩站起来在桌上的物件堆中东摸摸，西看看。他突然打个大呵欠，然后不好意思地遮住嘴。

马丁·贝克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时间表之类的记录吗？”

“有。”勒恩说。

他拿出一小本笔记，上面用蚂蚁一样小的字写了一些东西。勒恩戴上眼镜，然后絮絮叨叨地念道：

“有位助理护士在两点十分打开房门，她没听见或看见任何异常状况。护士是做例行查房，那时尼曼就已经死了。护士两点十一分打电话报警，欧丁广场附近的巡警两点十二分接获通报，三四分钟后就赶到了，他们在两点十七分向刑事组报案，我两点二十_二分抵达，二十九分打电话给你，你在两点四十四分赶到。”

勒恩看看自己的表。

“现在是两点五十二分，我到现场时，他大概已经死了快半小时。”

“是医生说的吗？”

“不是，是我自己按尸体温度跟血液凝结的情况推断的——”

勒恩停下来，好像觉得自己骤下结论有失武断。

马丁·贝克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揉着鼻梁，心中若有所思。

“那么一切应该发生得很快了？”他说。

勒恩没回答，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

过了一会儿后，勒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吧，并不是因为……”

他停下来，似乎有些心烦意乱。

“不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尼曼是刑事组长，而是因为……因为这个，”勒恩胡乱指着尸体说，“因为他死得很惨。”他又顿了一秒，然后提出新的见解。“我是说，下这种毒手的人一定是疯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

“是的，”他说，“看起来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