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十五分，雨天。马丁·贝克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刷牙，将嘴里的残垢清洗干净。

他将他的衣领扣上，系好领带，无精打采地审视镜中的自己，然后耸了耸肩走进走廊。穿过客厅时，瞥了一眼昨夜熬到很晚做的模型船“丹麦号”，才走进厨房。

他的脚步又快又轻，既是因为习惯，也是怕吵醒睡梦中的小孩。

他在餐桌旁坐下。

“报纸送来了吗？”他问。

“六点前是不可能的。”他老婆回答说。

此时外面天色已亮，但一片乌云密布。厨房里的光线灰暗而阴沉，不过他老婆并没有开灯，还说这是节约能源。

贝克欲言又止，因为说了免不了又是一场纷争，这可不是吵架的好时机。于是他用手指轻敲桌面，看着空茶杯上的蓝玫瑰花纹，在杯沿处有个小缺口，往下延伸了一条棕色的裂缝。这茶杯和他们的婚姻年纪相当，已经超过十年了。她很少打破任何东西，即使有也一定可以修好；奇怪的是小孩也都如此。

这种习惯也会遗传吗？他不知道。

她从电炉上取下咖啡壶，将他的茶杯注满。贝克停止敲打桌面的动作。

“你不吃个三明治吗？”她问道。

他小心地啜饮一口咖啡，放松地靠坐在桌边。

“你真的该吃点东西。”她坚持说。

“你知道我早上根本吃不下。”

“无论如何，你应该要吃。”她说，“特别是要为你的胃着想。”

他用手摩擦脸颊，感觉到被刮胡刀遗漏的胡茬子，接着又喝了口咖啡。

“我可以帮你弄几片土司。”她建议说。

五分钟后他把茶杯放回碟子上，无声地将它移开后，抬头看着他老婆。

她的睡衣外裹着一件毛茸茸的红浴袍，坐在桌边将手肘放在桌面，两只手托住下巴。她有头淡黄色的秀发、光滑的肌肤、一双圆而微突的眼睛。通常她会画深她的眉毛，但夏天时它们显得很苍白，就像现在，几乎和她的发色一样谈。她比贝克大几岁，所以即使近年来她胖了不少，颈间的皮肤也已有下垂的迹象。

从十二年前她女儿出生后，她就放弃了建筑事务所的工作，自此，她再也没有工作的念头。她的儿子入学后，贝克曾建议她找份兼差，但她认为薪水一定很微薄，还不如当个家庭主妇，快乐又自在。

“哦！是的。”

贝克边想边起身，将蓝色的凳子轻轻放回桌下，然后站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蒙蒙细雨。

停车场和草坪下面，就是空旷平坦的公路，地铁站后面山坡上的公寓，多数都还暗着。低沉灰暗的天空下有几只海鸥在盘旋。除此之外，窗外了无生趣。

“你要上哪去？”她说。

“莫塔拉。”

“会去很久吗？”

“天知道。”

“为了那具女尸？”

“没错。”

“你认为到底要去多久？”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就报纸写的那些。”

“你非得搭这班火车吗？”

“其他人昨天就出发了，我可不能落单。”

“他们会跟以前一样载你去办案吧？”

贝克不耐烦地深吸一口气，瞪着外面，雨渐渐停了。

“你住哪儿呢？”

“城市饭店。”

“谁和你一块儿？”

“柯柏和米兰德，他们昨天出发。”

“开车吗？”

“是的。”

贝克听到后面传来她洗那个蓝玫瑰花纹杯的声音。

“这星期我要付电费，小的那个也要付骑车的费用。”

“你那儿没钱吗？”

“你知道我不想从银行里提钱。”

“我可不知道。”

他从内层口袋里拿出皮夹，打开来看一看，拿出一张五十克朗的纸币，瞄一下，却又放回皮夹，再把皮夹塞回口袋。

“我讨厌领钱。”她说，“从银行提钱会让我们的节约计划泡汤。”

他又把那张钞票拿出来折好，转身放在餐桌上。

“你的行李打包好了。”

“谢了。”

“多照顾你的喉咙，现在正是发病的季节，特别是晚上。”

“好的。”

“你要带着那把可怕的手枪吗？”

是的，不是；也许会，也许不——有什么差别吗？贝克自己想着。

“你在笑什么？”她问。

“没事。”

他走进客厅，把壁橱上锁着的抽屉打开，拿出那把手枪，放进他的皮箱，再把抽屉锁好。

那是一把普通的点七六华瑟式手枪，有瑞典的使用执照。其实大半时候用不着，而且贝克的准头很差。

他走回走廊穿上风衣，再把深色帽子夹在手中。

“你不向鲁尔夫和小子道别吗？”

“叫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小子’是很荒唐的。”

“我觉得好听嘛！”

“吵到他们不好，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件事。”

他戴上帽子。

“我走了，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再见，保重身体哦！”

他在月台上等地铁时想，他一点也不介意出差办案，只是他的模型船“丹麦号”才完成一半。

马丁·贝克并不是凶杀组的组长，也没有那个野心，有时候他怀疑自己能否当得上，尽管除非他死了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职位已非他莫属。他是国家警署的首席探长，也在凶杀组工作了八年，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内最能干的警探。

他已经当警察半辈子了，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雅各警局任职，六年后调到斯德哥尔摩，在不同巡区担任巡警官。之后他被保送国立警察学院，在那里他的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警探，那时他才二十八岁。

就在那年他父亲过世了，于是他搬离市中心租赁处，住回城南的老家，好照顾母亲。那年夏天他邂逅了他老婆。她和朋友在一个岛上租屋居住，而他恰好驾独木舟经过。他陷入了热恋。那年秋天，他们想要个孩子，于是在市政府公证结婚，并且搬回她城里的小公寓定居。

他们女儿出生后一年，那个他深深爱过、快乐活泼的女孩，差不多变了个人，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慢慢变成单调的公式。

马丁·贝克坐在车中向外看，窗外下着雨，景色一片迷蒙，他想着自己乏味的婚姻。当他警觉到这不过是自艾自怜时，赶紧从风衣日袋中掏出报纸，试着专注于社论版。

贝克看来很疲倦，黝黑的皮肤在灰色灯光下显得泛黄。他有瘦长的脸、宽大的前额和坚毅的下颚。短而直的鼻子下方，是两片薄而宽的嘴唇，嘴角两端相距很远，微笑时你可以看到他那健康洁白的牙齿。他的黑发尚未转灰，由平齐的发线向后直梳，柔和的蓝眼清澈冷静。他瘦但并不特别高，由背部看去相当平凡，也许有女人认为他帅，但多数会当他很普通。他的穿着朴实，不过似乎比一般人更为拘谨。

封闭的车箱空气令人窒息，贝克和以往一样感到不舒服。到中央车站时，他是提着皮箱第一个等在门边的。

他讨厌搭地铁，但是开车上街根本动弹不得，位于市中心的公寓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目前他别无选择。

往高登堡的车要在晚上七点半才开。贝克翻查着报纸，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件谋杀案的消息。最后他翻回文艺版，想读一篇灵魂学家鲁道夫·史丹的文章，然而没几分钟竟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刚好到了转站点豪斯堡。他口中又泛起那股铅味，尽管他喝了三杯水，那味道却还在。

到达莫塔拉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而雨早就停了。因为头一次来这儿，所以他到车站的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及一包烟，顺便问了到城市饭店的路怎么走。

旅馆就在离车站几条街的大广场边。走这一小段路程让他清醒了不少。上楼进房间后，他洗个手，打开行李，喝了一瓶服务生给的矿泉水，然后在窗边驻足，凝视着外面的广场好一会儿。广场中央有尊雕像，他猜可能是巴扎·冯·普拉登。之后他离开房间，前往当地警局；因为警局就在对街，他甚至没带风衣就出门了。

告诉了值班警员他的身份后，他很快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前面。门上贴着名牌，上面写着：艾帕格。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矮胖而略带秃头。他正在喝罐装咖啡，夹克则按在椅背上；烟灰缸的一角有根点着的烟，缸内已经满是烟蒂。

马丁·贝克习惯从门边轻声溜进室内，而这习惯让许多人不舒服。有人甚至形容，贝克能在溜进室内的同时迅速关上房门，而让人以为他还在外面敲门呢。

坐着的那个人显然是吓了一跳，他将咖啡罐推向一旁后站起来。

“我叫艾柏格。”他说，脸上有着期待的神情。

这表情贝克见过，也知道为什么。艾柏格是偏远地区的警察，在办案中陷入僵局；而他，可是斯德哥尔摩来的专家呢！接下来的接触，对彼此的合作将很重要。

“请问大名？”贝克问。

“我叫冈纳。”

“柯柏和米兰德在忙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一些我疏忽的事吧。”

“他们曾露出‘嗯！没问题了！’的表情吗？”

艾柏格搔了搔稀薄的黄头发，然后苦笑着回到座位上说：

“大概快了吧！”

贝克在他对面坐下，取出一包烟放在桌上。

“你看来很累。”贝克一字一字地说。

“我的假期简直是在地狱中度过的！”

艾柏格一口喝光咖啡，把罐子压扁，丢入垃圾桶。

他桌上杂乱的程度真是惊人。贝克想道：自己的桌面一向相当整洁。

“那么，”他问，“到底有何进展？”

“根本没有。”艾柏格回答。“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医生报告的那些。”

习惯性地，他作了口头的例行报告。

“是强奸后勒毙致死。犯人毫无人性，可能有不正常的性癖好。”

马丁·贝克发出微笑，艾柏格不解地盯着他。

“你说‘致死’，我自己有时也这么描述，我们写了太多的报告。”

“是啊，真烦！”

艾柏格叹息着，又开始搔头发。

“她是八天前被捞起来的，”他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任何资料。她是谁？犯罪现场在哪？谁涉嫌？我们一概不知，我们找不到一丝和她有关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