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卡车是灰色的，上面除了车牌以外没有任何的标记，那些开着卡车的男人穿的工作服颜色几乎和卡车一模一样。从他们的外表根本猜不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可能是任何一类的工人，也可能是市政府的员工，而事实上正是这样。

现在是傍晚接近六点钟，再过十五分钟如果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工作，回家逗逗孩子，然后坐在电视前休息。

马丁·贝克在图尔街要找的人都不在家，但是他找到了这两个人。他们正坐在他们的福斯货车旁边喝着瓶装啤酒。那辆车上传出阵阵消毒药水刺鼻的气味，但还是有另外一种味道是任何化学药品也无法掩盖的。车的后门开着，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两个人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把车子里的味道吹掉。

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这两个男人有一种特殊的功用。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清除那些自杀者或用其他方式离开这种生活、而换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去的人。

有少数人，例如消防员和警察，还有某些新闻记者或其他眼尖的人，对这种灰色的卡车相当熟悉。当他们看见它在街上奔驰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不对劲了。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它只是一种处理特殊状况的交通工具而已。但无论如何，实在没有理由让这些消沉的人们再受到更多的惊吓了。

像许多其他从事特定工作的人一样，这些人在工作来临时默默地守着本分，保持泰然；他们很少或从不曾在社会福利这部机器里过分夸大他们的角色。他们差不多只和自己人讨论。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大部分的人听到他们的话之后的反应是非常负面的，特别是在一些愉快的场合，例如和朋友在一起时，或者和妻子在咖啡桌前聊天时。

他们虽然每天都要和警察接触，但收到的总是一些平凡无奇的命令。因此一位刑事组长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甚至还约他们出来，的确让他们感到兴奋。

那两个人当中比较多话的那个用手背抹了抹嘴，然后说：

“没错，我记得那件事，在保斯街不是吗？”

“是啊。”

“那个名宇我不太记得了。你说是史多？”

“不是，是斯维瓦。”

“我没什么印象，我们通常是不管名字的。”

“我了解。”

“那也是一个星期日。星期日总是比较忙碌，你知道吗？”

“你记得我说的那个警察吗？肯尼思·卡斯穆？”

“不记得了，名字对我根本没有意义，但是我记得那个直瞪着看的警察。”

“在你去抬尸体的时候？”

那个人点点头。

“是的，我们认为他是里面比较难缠的。”

“哦，为什么？”

“警察有两类，你知道吗？一种是会吐的，另一种不会。那个家伙甚至连鼻子都不遮一下。”

“所以他一直都在那里？”

“当然，我刚才说过了，不是吗？他可以他妈的确定我们没有偷懒，就为这么回事。”

另一个人吃吃地笑着，然后喝了一口啤酒。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要问什么？”

“你抬起尸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底下有任何东西？任何物品？”

“会有什么东西吗？”

“像一把自动手枪，或是左轮。”

那个人突然大笑起来。

“枪或左轮，”他高声说，“这有什么差别？”

“左轮有一个可以转动的枪膛，而且是用机械装置带动的。”

“就像牛仔带的，哦？”

“没错，就像那种。这是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武器压在死者身体下面。”

“你听好，组长，这个家伙是个中年人。”

“中年人？”

“是啊，大约死了两个月。”

马丁·贝克点点头。

“我们把他抬到塑胶布上面，然后我把盖布的边封起来，亚那就清扫地板上的那些蛆。我们通常会把它们丢进一个装有杀虫剂的袋子里面，当场解决它们。”

“哦？”

“所以如果亚那用竿子清扫的时候，他一定会注意到，是吗？”

亚那点点头吃吃地笑着，最后一滴啤酒也流进了他的喉咙里。

“我当然会看到。”他咳了一下。

“所以……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何况那个巡逻警察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事实上我们把尸体放到锌盒里面离开之后，他还在那里，对吧，亚那？”

“我跟你打包票。”亚那说。

“你似乎相当自信。”

“真的吗？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在那个客户的身子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嗯，除了一块漂亮的cynomyiamortuo'rum（为拉丁文）。”

“那是什么？”

“尸虫。”

“你确定？”

“相当确定。”

“谢谢。”马丁·贝克说。

然后他就离开了。

那两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男人继续聊着。

“你把他给唬倒了。”亚那说。

“怎么说？”

“就是刚才讲的希腊文啊！他们这种大人物总是认为我们这群没有用的人，除了包一包腐烂的尸体之外什么都不会。”

前座的行动电话响了。亚那拿起电话，抱怨了一下，然后放下来。

“真该死。”他说，“又一个混帐把自己吊死了。”

“哦，这样。”他的同事说。

“老实说，我一直不了解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吊死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

“唉，算了吧，快走啦。”

就技术上来说，马丁·贝克至今才弄清楚有关保斯街上这个神秘死亡案件的一切细节，至少已经弄清楚警方采取了哪些调查工作。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拿到弹道调查报告，如果有的话。

虽然他花了不少功夫调查死者，但是有关斯维瓦这个人，他知道的还是很少。

星期三攻击莫斯壮和莫伦住所的那件事，马丁·贝克并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有关银行抢劫或那些特别小组有什么困难和难言之隐。他为这一点感到庆幸。星期二下午在查访斯维瓦的房子之后，他曾经到昆斯荷曼街的中央警察局，在那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有空招呼他。因此他就到国家警察局去。在那里他听到一个谣言，刚一听到他觉得很荒谬；但是在仔细地思考过后，他觉得很难过。

谣传说他要高升了。但是做什么？督察长，委员，区长？也许只是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有钱、朋友比较多吧？

然而这不是重点，大概这些假设都只是毫无根据的闲话。

他最近一次调升是在一九六七年，担任刑事组长；但是没有理由被调到更高的位子上。如果是在最初几年，毫无疑问地他可能在四或五年里再次调升。

每个人都知道，在官僚体系下，你必须彻底熟捻关于薪水和升官这类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抱着嫉妒的眼光盯着自己和别人的机会。

这种谣言是怎么开始的？在背后一定有些理由。但是是什么？就他的想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可能是他们要让他当不成国家刑事小组的头头；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把他丢进官僚体系之内，让他坐进楼上那些位子——毕竟这是最常见的用来除掉不顺眼或明显没有能力的官员的办法。然而这不大可能。没错，在国家警察局里他有些敌人，但是他对他们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大概就势必要让库尔保升官来接他的位子，而这是他们相当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第二种解释似乎就比较有可能了。但是不幸地，这种想法是会使所有人颜面尽失。十五个月前他经历了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的危机，也是瑞典近代历史中惟一一个老警官曾发生的事——被一个所谓的罪犯开枪击中。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许多注意，而且他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视他为圣人，虽然他没有那么清高。然而众所周知的，在警察圈中，英雄就如凤毛麟角一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夸大了这出戏的剧情的原因。

所以，现在有个英雄在面前，他们能拿这个英雄怎么办？他已经获得了一面奖章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只有让他升官了。

马丁·贝克自己曾经有充分的时间去分析一九七一年四月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老早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做错了。不只是道德上，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也是。他也了解在自己有这个想法之前，他的许多同事就已经这么认为了。他的行动就像个白痴，所以才会被击中；而且就因为如此，他们到现在才肯给他一个比较高、要负责任的位子。

他在星期二傍晚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然而一回到维斯保加他的书桌前坐下，他立刻就不再想它了。星期三，他冷眼、无情但却有系统地投入斯维瓦这个案子里。他独自坐在房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

有一阵子他告诉自己，这应该是他目前所能希求最好的情况了：在情况还算不错的时候跳出工作，被分派来独自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留恋。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也许他所从事的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常常发现自己是孤独的，而现在似乎更是变成了一个隐士，丝毫没有找个伙伴的欲望或任何打破僵局的意思。他是不是快要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了，封闭在锅盖之下——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圆顶中？

以他职业性眼光来看，目前这个案子会发展到什么情况他一点也不忧心；他可能会弄清楚，也可能不会。他的部门在谋杀和一般杀人案件上的破案率算很高的，这是由于大多数的案子都不复杂，而且那些伏罪的人通常都会被关起来。

除此之外，国家刑事小组的装备也比较齐全。整个警力中，拥有丰富的资源与直接面对罪犯的只有安全警察，而他们仍旧在搜集共产主义者的名册，同时固执地忽视许多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兴起，除此之外他们真的是一无是处。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凭空想象政治犯罪并且评估潜在的安全风险，以便有些事情可以做，因此他们那些活动的结果正如预期的，可笑至极。然而安全警察可视为是策略性的政治后盾，用来对抗不听话的思想家，而且到时候他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可笑的了。

当然国家刑事小组也有失败的时候。调查陷入胶着，最后只能归档。通常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案子的罪犯是谁，但是罪犯一定会坚决否认，所以也就无法被定罪。这类暴力犯罪的方式越原始，证据通常也就越少。

马丁·贝克最近一次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拉普兰的一个老男人用斧头杀了与他同年的妻子，动机是他与女管家有了暧昧的关系。管家的年纪较轻，而且她受不了他太太的唠叨和妒嫉心。在杀死她之后，他将尸体藏在放木柴的小屋子里。因为时逢冬季，气候非常的差，所以他等了大约两个月才拆下一扇门放在雪橇上，将她的尸体载到最近的村庄去；那里距离他的农场有十二里，而且根本没有路。因此到了那里，他宣称那个老女人是自己跌倒以后头撞到火炉，因为天气实在太寒冷，所以他无法早些带她到村里来医治。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谎言，但那个男人坚持这种说法，他的管家也是。当地警察外行的调查方式又破坏了所有犯罪的痕迹，所以他们请求外来的援助。马丁·贝克花了两个星期呆在一间奇怪的旅馆里，但最后仍无功而返。白天，他质问那个凶手；到了晚上，他坐在旅馆的交谊厅里，听着当地人在他的背后嘲笑他。然而这种是非颠倒的处境是非常例外的。

斯维瓦的故事比较奇特，和马丁·贝克以往处理过的案子不太相同。这应该是很刺激的一件事，但是他不是个喜欢解谜的人，所以丝毫不觉得刺激。

他星期三做内部调查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效，以往捉到的罪犯的档案也没有任何有关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资料；这些只能断定他从来没有因犯罪而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有许多违反法律的人根本没有到过法院——这似乎已偏离制定法律的原意了。法律就是要保护社会中某些社会阶层的人，维护他们被模糊化的利益，但是现在看起来怎么会变得千疮百孔？

国家酒类与文化局的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资料。这可以假定斯维瓦还不算是个酒鬼。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当局一定会对他喝酒的习惯进行调查。如果是上流社会的人喝酒，会被视为一种“文化”；而其他阶层的小市民如果有这种需求，立刻会被当作是酒鬼或是个案，需要关心和保护。但调查完之后他们既得不到关心也得不到保护。

斯维瓦成年之后就担任仓库管理员这个工作，而他最后是在一家快递公司上班。他的背受过伤，这在他从事的这个职业里是常见的事，因而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主管就认为他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将他辞退。

从那时起，他只靠退休金一天拖过一天，也就是说他只靠连锁商店卖给他的大量狗食和猫食维生。

在他的储藏室中，那半罐贴着“喵喵牌”标签的猫食，是惟一看起来可以吃的东西。

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显示，斯维瓦是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他的父母在四十多岁时就过世；而且他没结过婚，也没有抚养过任何人。他的资料还没有转给福利局，在他最后工作的那家公司里也没有人记得他。

诊断出他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医生写了一些诊断说明说，这个病人不能从事体力工作，年龄太大所以也不能再接受训练。另外斯维瓦也说过他没有意思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份工作似乎毫无意义”。

也许想要找出是谁杀了他，而找到之后还要知道是为什么，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到底是如何被杀的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试着找到凶手，然后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现在是星期四，太阳快下山了。他才离开那两个人和那辆发出刺鼻药水味的卡车不到一个小时。马丁·贝克回到图尔街的屋子里做了些新的尝试。今天的工作应该结束了，但是他不想回家。所以他又爬了两层楼，然后休息片刻等他的呼吸恢复。这时候，他看着那个椭圆形的珐琅门牌，白色的底面上有绿色的字：李·尼尔森。

外面没有门铃，只有一条铃绳。他拉了一下，然后等着。里面传出门铃发出的叮当声，可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栋老旧的房子，从门上的毛玻璃可以看见玄关的灯是亮着的，这表示有人在家，他以前来的时候里面都是暗的。

一段恰当的时间之后，他再拉了那条铃绳一次。那种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再次响起，里面也传出有人拖着脚步过来的声音，他隔着那面不透明的玻璃隐约看见一个人影。

多年执勤的经验让马丁·贝克可以很快地判断出一个人的个性、反应，用专业的术语来说是“初步的描述”。

来开门的女人最多三十五岁，但是直觉告诉他，她实际上可能多个一两岁。她不高，大约是五呎二时，他猜想。虽然有结实的身体，但她给人的印象是柔弱、秾纤合度，而不是丰满或过于笨拙；她的体型强硕，但有些不协调。她的眼睛是蓝色的，眼神锐利而且直接，她直视他的眼睛，就像是可以猜透他的心思，无论他是在想什么。

她有一头金色的直发，剪得很短，它们现在还是湿的，而且有点乱；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很可能是植物性洗发精的味道。她穿着短袖开襟的织线羊毛上衣和一条褪色的、应该洗过无数次的牛仔裤；羊毛上衣应该是刚穿上不久，有许多水滴溅到肩膀和胸部附近。她的肩膀比较宽，臀部较小，从脖子到手臂都让阳光晒得很均匀；她的脚短而薄，脚趾很直——像是常常穿凉鞋或木展，更可能是经常没有穿鞋。

他意识到自己正用职业性的眼光检视着她的脚，就好像在检查血迹或尸首上的痕迹一样，所以他赶快将眼光回到她的脸上。

那双眼睛现在正在搜索，她的眉毛微蹙。

“我正在洗头发。”她说。

她的声音沙哑，也许是感冒了，或是常常抽烟；或是她的声音原本就这样。

他点点头。

“我大声地说了’进来‘两次。门没有锁，我在家的时候通常都不锁门的，除非我想要一个人静静。你没有听到我在喊吗？”

“没有。你是李·尼尔森吗？”

“是啊，你是警察，哦？”

马丁·贝克的观察力非常地好，他遇到过的人当中，只有他的上司可以和他媲美。而只不过几秒钟，她就可以正确地知道他的来历，而且从她的眼神中，她好像已经把他打量清楚了。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她之所以能很快猜出他的身份，当然，可能是因为她预料到会有警察来找她；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当他取出皮夹，拿出他的证件的时候，她说：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名字。该死，嘿，进来吧！我想这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俩该不会想站在楼梯上说话吧。”

马丁·贝克稍微感觉到他的戒心松懈了些，但是这种情形真的很少在他身上发生。

她突然转身走进屋里。刚开始，它的大小和布置让他不自在，但是这个房间里零星地安置着一些令人愉悦的家具。一些孩子的图画用大头针固定在墙上，显示她有一个家庭；除此之外，墙壁上的装饰很杂乱，有油画和普通的图画，有放在椭圆形相框里的旧相片，还有一些剪报和海报——其中还有列宁和毛泽东的肖像，不过这些在他看来大概并没有政治上的涵意。房间里还有许多书，有些在书架上，有些则随手丢在一旁。她有许多录音带和一套音响，两台看来年代久远、且经常使用的打字机；还有一大堆的文件，大部分都装订好并叠成一摞，看起来像是警方的报告。他猜想这些是她的笔记之类的东西，而她可能正在进行一些研究。

他跟着她进去，穿过一个可能是婴儿房的房间，只是床上非常的整齐，所以平常住在这个房间的人目前应该不在才对。噢，现在是夏天了。那些负担得起的父母亲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远离城市污浊的空气和荒谬的生活。

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后她说：

“你介意我们到厨房坐吗？如果你介意的话只管说一声。”

她说话的语调不算很友善，但也不怀任何敌意。

“我一点也不介意。”

“那请坐。”

他们走进厨房，然后他在一张大圆桌旁坐下。这里有六张造型各不相同的椅子，颜色令人感到愉快；房间里的颜色更多。

“等一下。”她说。

她似乎有些紧张不安，但力持镇定。在壁炉前有一双木展，她穿上后走开了。他听到她忙活着什么，还听到电动马达起动的声音，她说：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贝克，马丁·贝克。”

“你是警察？”

“没错。”

“哪一种？”

“刑警。”

“职俸等级二十五点？”

“二十七。”

“看起来还不错嘛。”

“对，不算太差。”

“那么我该怎么称呼你？”

“刑事组长。”

马达声音停下来，他听过这种声音，于是立刻明白她在做什么：用真空吸尘器吹干她的头发。

“李，”她说，“我的名字。当然不必我说，门上就写着我的名字。”

厨房很大，就像以前的旧房子一样，因此尽管有桌子和许多椅子，还有瓦斯炉、洗碗机、电冰箱、冰柜等，房间里还是留有许多空间。水槽上有一个架子摆着锅子和茶壶，下面则用钉子吊着许多天然的物品：像艾草和麝香草之类植物的树枝。一些野莓、几条干燥的蕈和三串大蒜（它可以制造一种气氛，而且还会发出芬芳的气味，是一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艾草和野莓是配白兰地酒的绝佳点心；而麝香属的植物可以加进豌豆汤中——虽然贝克以前还可以尽情享有瑞典佳肴的时候比较喜欢甜的墨角兰属植物；如果知道如何处理，蕈类也是不错的。不过那串大蒜大概只是装饰用的，因为那种数量足够任何正常人吃一辈子了。

她回到厨房，梳着她的头发，立刻注意到他在看什么。她说：

“防吸血鬼用的。”

“大蒜？”

“是啊！你没看过那些电影吗？彼得·古勋知道所有有关吸血鬼的事。”

她把湿的羊毛上衣换掉，穿上一件无袖青绿色的衣服，看起来就像个小女生。他注意到她的腋下有金色的毛，小巧的胸部似乎不需要穿胸罩，事实上她也没有穿，她的乳头清楚地在布料之下隐约呈现。

“警察，”她说，“刑事组长。”她用她一贯直接的眼光看着他，并皱着眉头：“我没有想到是一个薪水有两万七的警官来访。”

“是不寻常，不寻常。”他说。

她坐到桌子上，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咬着指关节。

马丁·贝克知道他可以起个头了。他说：

“如果我预料的没错，你对警察的印象是不太好的。”

她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说：

“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有谁可以。不过我知道他们会引起许多人的苦楚和不悦。”

“那样的话我会尽可能减少我带给你的困扰，尼尔森太太。”

“李，”她说，“每个人都叫我李。”

“如果我的资料没错，你是这栋大楼的所有人，是吗？”

“是的，我几年前继承来的。但是这里没有什么警察会感兴趣的事，没有吸毒者，没有赌场，更没有什么妓女或小偷。”她喘了口气。“也许偶尔有些颠覆性的活动，精神上的犯罪吧，可是你不管政治上的事吧？”

“你怎么这样肯定？”

她突然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很愉快、灿烂的笑容。

“我又不是聋子。”她说。

马丁·贝克心里想，不，当然不是。他大声地说：

“你是对的，我只管暴力犯罪、谋杀和一般的杀人案。”

“我们这里这两种案子都没有，过去三年来甚至连打斗都没有，虽然去年冬季曾有人强行进入顶楼，而且偷走许多没有用的东西。要不是保险公司坚持，我甚至不想找警察来。不过也没有警察来过，他们没有时间管这种事，但是保险公司还是付了钱。通知警察很明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她抓了抓脖子，然后说：

“好吧，你还想要知道些什么？”

“谈谈你的一个房客。”

她扬起眉毛。

“我的房客？”

她特别强调“我的”那个字眼，似乎非常困惑、惊讶。

“现在已经不算是了。”他说。

“去年只有一个人搬了出去。”

“斯维瓦。”

“对，有个叫斯维瓦的住在这里，他去年春天搬出去了。他怎么了？”

“他死了。”

“是谁对他做了什么吗？”

“对他开了一枪。”

“谁？”

“他可能是自杀的，我们也不确定。”

“我们可不可以轻松点？”

“随你便。不过你说轻松点是什么意思？称呼彼此的教名吗？”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说：

“我不喜欢正式的问话，我厌恶那种感觉。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也能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我可以卖弄风骚，擦上眼影和口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马丁·贝克觉得有些不能自己。

突然她说：

“要不要喝杯茶？喝茶不错耶！”

虽然他很想要杯茶，但是他说：

“不要麻烦了，我不需要什么。”

“乱讲，”她说，“天气那么热。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帮你弄些吃的，烤三明治应该不错。”

他立刻感觉到自己也想来一个，在他能开口说不要之前，她继续蝶蝶不休地说着：

“要不了十分钟的，我弄吃的手脚很快，一点也不麻烦，而且会弄得很好吃。做什么就要像什么，虽然生活品质是越来越差了，但是你总该煮点好吃的东西来慰劳一下自己。把茶和三明治放进烤箱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天了。”

要拒绝似乎不太可能。他开始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倔强，难以抗拒的坚强意志。

“好吧，谢谢。”他顺从地说。

在他还没有说出这句话前，她已经开始忙碌了，她弄出许多声音，但是速度和效率却很惊人。其实他从没遇到过像这样的事，至少在瑞典没有。

在那七分钟里她忙着弄吃的，没有时间说话。六份夹有番茄薄片和乳酪粉的热三明治和一大壶茶，他看着她当场做出一份点心，心想她到底是几岁了。

就在这时，她坐到他面前说：

“三十七，虽然很多人认为我年轻些。”

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在想这个，不是吗？吃吧！”

味道不错。

“我总是感到饥饿，”她说，“我一天吃十到十二餐。”

每天吃十到十二餐的人通常很难维持体重。

“我吃那么多也没变胖，”她说，“其实根本没有差别。多个一磅不会让你改变太多，我还是我；不过我如果没吃东西就会受不了。”

她一下就吞下三份三明治。马丁·贝克吃了一块，犹豫了几秒钟，又吃了一块。

“我想你对斯维瓦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没错，可以这么说。”

他们似乎是心有灵犀，而很奇怪地，他们都不会感到惊讶，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是有些不对劲是吗？”他说。

“是的，”李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没错，真的很奇怪。你弄不清楚他的来历，所以老实说，当他搬出去的时候我很高兴。对了，他怎么死的？”

“他是上个月十八号在他的住处被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亡至少六个星期了，可能更久，据推测可能有两个月。”

她摇摇头说：

“他妈的，我不想知道细节，我对太过于血腥的事情很敏感，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听到后常常会梦到它们。”

他想说他不会做太多不必要的描述，但又觉得说这些是多余的。

反而是她说：

“总之，有件事错不了。”

“哦，什么？”

“如果他还住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不会？为什么？”

“因为我不容许它发生。”

她用一只手撑住下巴，鼻子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注意到她有相当大的鼻子和强壮的手掌，指甲也很短。她正严肃地看着他。

然后她又突然站起来，在架子上摸来摸去的，最后找到一盒火柴和一包香烟。她点着一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她捻熄那枝烟，吃掉最后一块三明治，再把手肘放在膝盖上，头低低地坐在那儿。她瞄了他一眼，然后说：

“我或许也无法阻止他的死亡，但是他不会躺在那儿两个月而没有被人注意到，至少，有我在，甚至不会超过两天。”

马丁·贝克没有说什么。她说的当然是事实。

“在这个国家里，房东是上帝创造的废人，”她说，“但是这个社会鼓励他们关心别人。”

他咬着下唇，马丁·贝克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政治理念，也总是避免谈论政治话题。

“不谈政治，哦？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谈政治。”她说，“只是我不巧就是一个房东……是不小心当上的。我继承了这个垃圾堆，刚才也说过，事实上它是栋不错的公寓，但是我继承下来然后搬进来的时候，它真的是像个猪窝一样。我的父亲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换过一个灯泡，或修过一扇破掉的窗户。他住的地方离这里有好几里远，而且他只对收租金和把那些没有准时付房租的房客赶走有兴趣。然后他把那些房间分割成许多床位，用高得离谱的价钱租给外国人和一些别无选择的人。他们不得不找个栖身之处，不是吗？几乎所有的旧房子都差不多是这样。”

马丁·贝克听到有人打开前门进来。那个女人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一个女孩进了厨房，她穿着便服，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包。

“嗯，”她说，“我可以用洗衣机吗？”

“当然，请便。”

那个女孩没有注意到马丁·贝克，还是李开口说：

“我想你们并不认识，这是……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再说一次好吗？”

马丁·贝克站起来和她握手。

“马丁。”他说。

“英吉拉。”女孩说。

“她刚刚搬进来，”李说：“住在斯维瓦以前住的那一间。”她转向那个拿着包包的女孩。“住得怎么样？”

“一切都很好，”女孩说。“可是马桶今天又出问题了。”

“妈的，我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水管工人来。”

“除了这个，一切都很好。对了……”

“什么？”

“我没有洗衣粉。”

“就在沐浴乳后面。”

“我真是没脑筋。”

“别这样，别为这种小事烦心。你改天可能还能帮我一些小忙呢，例如帮我锁上后门。”

“你真好。”那个女孩进了浴室。

李点了另一根烟。

“就是这样。斯维瓦住的是一间不错的房间，我两年前才重新整理过，租金是一个月八十元。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搬出去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他给你找麻烦吗？”

“没有，我不会和房客有什么纠纷，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很自然的，那就是生活的乐趣。”

马丁·贝克没有说什么。他感觉到精神没有那么紧张了，也发现不再需要问她什么问题。

“斯维瓦最奇怪的特色是他喜欢在门上装四个锁。你在房子里根本不需要上锁，除非你真的不想受到任何干扰。他搬离的时候把所有的链子和门闩全都拆下来带走。他受到的保护非常周全，就像现在的小女生一样。”

“你是说……比方？”

“当然，性方面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的那些大人物会惊恐地大喊大叫，因为小孩子，特别是女孩，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初试云雨了。白痴，每个人都知道从十三岁开始我们就有性经验了。不过有避孕药等等的东西，那些女孩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子多怕怀孕啊！对了，我们怎么会谈到这种事情？”

马丁·贝克笑了笑，自己都感觉惊讶，但是它真的发生了；他笑了。

“我们正在谈论斯维瓦的门。”他说。

“对了，而且你笑了，我想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者你已经忘记那档子事了。”

“可能只是今天碰巧心情不好。”他承认。

可是这不是他真正的想法，这和他想要说的完全相反。她的脸上露出一抹失望的表情。她是对的，而且她自己也知道。

想要欺骗对方是很愚蠢的，所以他说：

“对不起。”

“没错，我一直到十六岁才开始谈恋爱。可是那个时候情况完全不同。”她捻熄了香烟，然后冷静地说：“我总是话太多，那是我成堆弱点中的一个，不过这不算性格上的缺陷，对吧？”

他摇摇头。

她抓抓脖子说：

“维斯瓦还是装了那些小锁？”

“是。”

她摇摇头，踢掉脚上的鞋子，把脚跟放在地板上，脚趾头互相摩擦。

“真是叫人不明白，他一定患有某种恐惧症。这对我来说是很困扰的。所有的门我都有备用钥匙，这里有些人已经老了，他们可能会生病，需要人帮助，这时就要有人进得去；但是如果门反锁了，有备用钥匙又有什么用？斯维瓦实在很老了。”

浴室传来一些噪音改变了话题。李大叫：

“需要帮忙吗？英吉拉？”

“是的……我想……”

她起身并消失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她说：

“搞定了。有关年龄的问题，我们一定也会碰到的。”

马丁·贝克微笑着。他知道几乎每个人都觉得他虽然快要五十岁了，但是看起来却比实际上要小个五岁。

“斯维瓦其实也不算老，”她说，“但是他身体不好，看起来病得不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活那么久，他搬走的时候还到医院去检查过，结果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但是他是到放射线部门去。这听起来有些恐怖，至少对我而言。”

马丁·贝克竖起他的耳朵，是另外一个人。前门再一次被打开，有人用嘹亮的声音说：

“李？”

“这里，我在厨房。”

一个男人走进来，他看到马丁·贝克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她马上用脚推了一张椅子给他，然后说：

“坐。”

这个男人很年轻，也许二十五岁，中等的高度，体格不错。他有一张鹅蛋脸，直发，灰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穿着法兰绒衬衫，楞条花布做的裤子，趿着拖鞋。他手里拿着一瓶红酒。

“我带了这个来。”他说。

“我今天只打算喝茶。”她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去拿个杯子。四个好了，如果你要拿的话。英吉拉也在，她在洗衣服。”

她倾身向前，搔着左手腕，说：

“一瓶酒难不倒我们四个人的。我也有一些酒，你在餐具室里找找，在里面靠门的左边，拔塞钻在洗碗机左下方最上面的抽屉里。”

新来的那个人遵从她的指示。他似乎很习惯于服从命令。他回来坐下后，她说：

“我想你们还没有见过，马丁、肯特。”

“嗨，”那个男人说。

“嗨，”马丁·贝克说。

他们握了握手。

她倒了酒，然后用她沙哑的声音朝里面叫道：

“英吉拉，你洗完之后过来喝点酒。”然后，有些困惑地，她看着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说：“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是什么事？又有事情不对了吗？”

肯特喝了一大口酒，然后把他的脸埋在手里。

“李，”他说，“我该怎么办？”

“还是找不到工作？”

“连个屁也找不到，所以我才会在这里，两袖清风。鬼知道哪儿才会有工作。”他贴了过去，并且想要握住她的手。这使她不悦，所以他缩了回去。“我今天想到一个最后的办法，”他说，“我必须问问你的意见。”

“你在想什么？”

“去念警察学院。谁都可以到那里去念，即使是低能儿。他们现在非常缺人，而且以我的条件应该很容易进去，只要我先学会敲一个酒鬼的头。”

“你是想要攻击别人？”

“你知道我不是的，不过在里面我也许可以做些事，总会有的。从里面去进行改革，总要有人去改变这种腐败的情形。”

“不过他们并不是只管酒鬼而已，”她说。“而且你要拿什么来养史蒂娜和孩子？”

“我会去借。我今天在填申请表的时候发现这些……在这里，我带来了，我想你可能会想看一看……你什么都知道。”

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叠表格和征募的小册子，并推给他们。然后他说：

“如果你认为这很愚蠢，尽管说。”

“我必须说，这非常蠢。大体上我不认为警察喜欢用有头脑的人或是想要从里面改革的人。你的身家调查呢？政治倾向呢？没有问题吗？”

“哦，我曾经参加过左派的学生团体，除那之外就没有了。而且现在他们会接受所有的人，除了左翼政党的党员……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她喝了一大口酒，并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

“为什么不去呢？这似乎很疯狂的，但是我想可能会很有趣。”

“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喝了口酒，然后对马丁·贝克说：

“敬你！”

马丁·贝克也喝了一口酒。这是他们慎重的第一次接触。

“有什么问题？”她不悦地问道。

“唉，李，有谁能忍受这种情形那么久的吗？他们能吗？”

她丢给马丁·贝克一个狡猾的表情，她的不悦转换成一个微笑。

“问马丁吧！他是个专家。”

那个男人看着马丁·贝克，露出惊讶和暧昧的表情。

“你对这类事情很了解？”

“一点点。其实警察需要所有好手加入。这是个变化多端的职业，你可以从那本小册子里看到；还有许多特别的任务，如果你对直升机、机械、组织或训练马匹有兴趣……”

李一掌拍向桌子，力量之大连杯子都跳了起来。

“不要说些废话，”她愤怒地说，“他妈的，你就给他一些你真正的想法！”

马丁·贝克说了一些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话，他说：

“如果你有被视作呆头鹅，或被利欲熏心、自视甚高但其实不过是个白痴的上司责骂的心理准备，你可能可以坚持到第一年。你自己不能够有任何的意见。之后你很有可能变成行尸走肉。”

“明显地你对警察有偏见，”肯特丧气地说。“不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可怕。的确有很多人无端地憎恨警察，这是事实。你认为如何，李？”

她不寻常地发出真心的笑意，然后她说：

“你可以试试看。你会是个好警察的，我相信。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而且考试应该不会太难。”

“你能帮我填报名表吗？”

“笔给我。”

马丁·贝克胸前的口袋里就有一枝，他拿给了她。

那个叫做英吉拉的女孩恰好洗完衣服走进来坐下。她谈着一些琐事，大概是食物的价格，还有在乳酪农场部门他们胡乱编一些日期的事，显然她是在一家超级市场做事。

门铃响了，门被打开，有个人拖着脚步进来，是一个老妇人。她说：

“我电视机的收讯状况很差。”

“如果是天线的问题，我明天会找艾瑞克森来看看；要不然我想可能必须修理电视了，当然那台电视也旧了。我有个朋友有一台多出来的电视，如果真的不能看了，我就把他们那台旧的买回来，我明天会再看看。”

“我今天烤了一些东西，待会儿我会拿给你。”

“谢谢，你真好。我会帮你把电视修好的，伯母，你明天就可以有电视看了。”

她填完那些报名表，并且拿给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她填表的速度快得惊人。

现在她再回头看马丁·贝克，眼神仍旧犀利。

“当房东就要像个万事通，”她说。“你知道，这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几个人这样认为。几乎每个人都想当房东，然后又很小气，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事，这实在很差劲。我总是尽力把这里弄好，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人应该要有归属感，必须觉得他们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现在这些房子还算可以，但是我无法负担得起外面修理的费用；当然我并不想在今年秋天提高租金，但是我必须多少加一点。照料一栋房子要注意很多事情，毕竟我对房客还是有些责任。”

马丁·贝克从来没有这么舒坦过，他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厨房了。他还有点倦，也许是酒的作用吧，他已经有十五个月没有喝酒了。

“哦，是的，继续，”她说。“有关斯维瓦的事。”

“他家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没有。两张椅子、桌子和床，还有一块污秽的地毯，厨房里只有一些必需品，甚至连衣服都没有几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可能有恐惧症的原因。他跟每个人都不来往。他是和我说过话，但是那只在必要的时候。”

“就我所知，他非常穷。”

她看起来在动着脑筋。她倒了一杯酒，并且喝了一口。

“我不太确定。”她说：“大致上来说他似乎有些精神失常。他会定时付租金，没错；不过有时会抱怨一下，即使一个月只有八十元。但就我所知，他除了狗食之外没买过什么东西，噢，还有猫食，没有饮料。没有花钱的习惯吧！即使他只有退休金，也应该偶尔买些香肠吧！虽然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许多老人靠狗食维生，但是通常他们可能要付较高的租金，而且有较高的生活需要，例如晚餐都要有半瓶酒。可是斯维瓦连收音机都没有。我念心理学的时候看过有人靠削马铃薯皮维生，而且穿着破旧的衣服出门，可是他们绒毛玩具的底垫内却存了上千元！大家都看过这种事，一种心理上的现象，我忘记这叫什么了。”

“但是斯维瓦没有在垫子里藏什么钱。”

“不过他搬了出去，这不像他。他新搬的地方一定比较贵，而且搬那些东西也必须花一笔钱，这没有道理。”

马丁·贝克喝光他的葡萄酒。他很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必须走了。他还想要吃些东西。

“噢，我必须离开了。”

“我正要做些意大利面，自己做的调味酱，应该还算不错的，无论如何请留下来。”

“不，我必须走了。”

她赤着脚跟他出去。经过婴儿室时他向里面瞥了一眼。

“是的，”她说，“孩子都到乡下去了。我离婚了。”停了一会儿之后，她又说：“你也是，哦？”

“是的。”

到了门边她说：

“那么再见了，下次再来。白天我在夏季大学讲课，但是六点以后都会在家。”停了一下，她很有兴趣地看着他说：“我们可以谈谈斯维瓦，不是吗？”

一个穿着拖鞋和一条皱巴巴、灰色长裤的胖男人走下楼梯来。他的衬衫上缝着红、黄、蓝三色组成的越共徽章。

“李，”他说，“阁楼里的灯坏了。”

“你可以到碗橱拿新的灯泡去换上，”她说，“七十五瓦的立该就可以了。”

“你想要留下来，”她对马丁·贝克说。“那就留下吧。”

“不，我还是离开好了。谢谢你的茶、三明治和酒。”

他知道她还是想要发挥一些对他的影响力，用意大利面留住他。

但是她压抑住了，然后说：

“好吧，那只有再说一次保重了。”

“保重。”

他们两个人都没说再见。

他想着斯维瓦，他想着李。他有很久一段时间不曾如此快活了，一段真的非常长的时间，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