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那·隆的办公室是在昆斯荷曼街市警局大楼靠后面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窗户外地上的那个大洞——在那里，一栋国家警察局大楼将会按照时间进度表慢慢地盖起来，然后遮住这里的视野。从这个超现代雕塑中，斯德哥尔摩警方会将他们的触角向每个方向延伸，紧紧掌握住瑞典那些无精打采的市民，或至少某些市民，毕竟他们不会全都移民或自杀。

新的警察局兴建的地点和它庞大的体积曾经被猛烈地抨击，但是警方总有他们的办法——只要能让大楼盖起来。

这些警察，或是更明白地说，一些在高位的人，他们实际上寻求的是权力，这是近几年来秘密主导整个警方行动的理念。因为警察从未在瑞典的政治环境中成为独立的权力决定因素，因此只有少数人了解整个权力核心的想法。也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所以最近几年里警察才会有种种反常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永无止境的掠夺行为。

这栋新的建筑物便代表新权力的重要象征。从这里，中央集权主义再次兴起；它也是对抗当地——在这里可以看作是瑞典这个国家——圈外人耳目的城堡。在这当中有一个想法很重要：瑞典人民始终在嘲笑警察，而不久就没有人会再嘲笑了。他们大概是这样期待着。

然而除了对少数几个人，所有这一切已不再是一种虔诚的热望；如果碰巧走了好运，而且还有适当的政治上的援助，就有可能酝酿出一个恐怖内阁。不过，目前昆斯荷曼岩地上还只挖了一个大洞。

从隆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到保斯街和库诺保公园茂盛的树木。

马丁·贝克从隆的书桌那儿走到窗边站着。从这儿他可以看到卡尔·爱得温·斯维瓦住的那栋房子的窗户。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穿过，躺在那儿两个月，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你成为银行抢劫案专家之前，你调查过一件凶杀案，”马丁·贝克说，“死者的名字叫做斯维瓦。”

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专家！”他说。“哦，天啊！”

隆不是那种不庄重的人，但是他的气质和马丁·贝克迥然不同，所以他们总是很难在一起合作。

“是的，没错，”隆说，“我被调差之前是在处理那件案子。”

“调差？”

“是啊，调到这个特别小组。”

马丁·贝克觉得头很痛，几乎要昏了过去——也许是因为隆下意识地用了一个军事专门术语。从两年前他就不曾用过这种说法了。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马丁·贝克问道。

隆用拇指摸了摸他红色的鼻子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这档子事，你知道吗？你问这要干嘛？”

“因为你大概也知道，这件案子已经转给我了——当作是在治疗吧，我想。”

“噢，”隆说，“那只是个无聊的案子。刚开始看起来像是侦探故事，一个老头在反锁的房间里被枪杀，然后……”

他突然沉默了下来，好像是为某件事感到惭愧。这也是他吊人胃口的把戏之一，你必须一直求他。

“你要说什么？”

“噢，甘瓦德说我应该马上逮捕我自己。”

“哦？为什么？”

“因为我是嫌疑犯。你不知道吗？也可能是我开枪杀了他，在这里，从我的房间，从窗户开枪。”

马丁·贝克什么也没说。隆马上变得不肯定地说：

“嗯，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何况斯维瓦的窗户从里面关着，窗帘是拉下的，窗棱也没有被打破，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枪法很差。有一次我连二十五码以外的一头鹿都没打中。从那一次之后，我的父亲就不再让我玩枪了，我只能背着他的热水瓶和白兰地酒，还有三明治，所以……”

“嗯？”

“你看，从这里到那里的距离大概有八百尺。一个用来福枪射击，却连二十五码外的鹿都打不中的人，当然不可能从这里用手枪杀了他。噢，我的意思不是……对不起……”

“你不是什么意思？”

“唉，这对你可能没什么帮助，在这里扯一些关于枪和射击之类的事。”

“没有关系。那件案子你究竟花了多少功夫？”

“只做了一点点。我说过了，我做了些调查，但是在那之前已经有人把那里弄得乱七八糟了。然后我打电话给检验单位，问他们有没有人用石蜡做斯维瓦的手纹鉴定，结果是没有人做过；而且更糟糕的是……”

“什么？”

“噢，尸体被抬走，还烧成了灰，真是个完美的故事。真是个烂调查！”

“你调查过斯维瓦的背景吗？”

“调查过，只是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试着找到答案。”

“是什么？”

“嗯，如果他是中弹身亡的，一定找得到子弹。但是我没有听说有任何弹道检验的结果，明白吗？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做解剖的家伙，嗅，其实是个女孩。她说她发现有一颗子弹，而且把它装进入一个信封里面，然后放到某个地方。真是个粗心的家伙。”

“然后？”

“她找不到了！就是那个信封。我告诉她一定要找到，然后要送去做弹道试验。之后案子就不是我在管了。”

马丁·贝克望着保斯街上那一排高楼，用右手摸着鼻梁沉思。

“埃那，”他说，“你个人觉得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你的看法如何？”

一个警察只会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对正式的调查结果发表他个人的意见。马丁·贝克和隆，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隆坐着沉默了一段时间，显然他脑中正想着的事情并不太愉快。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样说吧，我相信当巡逻警察把门打开的时候，公寓里有一把左轮枪。”

为什么是左轮？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弹匣。虽然如此，隆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那把左轮一定掉在地板上某个位置上，例如在尸体的下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尸体移走之前，不论是巡警或是加斯塔森都应该没有发现它。而现在也无法确定在尸体移走之后，他们是否检查过地板。

“你知道亚道·加斯塔森吗？”

“当然知道。”隆在他的椅子上有些局促不安。

但是马丁·贝克不再继续追问不愉快的事。他换了个话题：

“埃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什么？”

“你有机会跟克力斯辰森和卡斯穆说话吗？我星期一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人当班；而现在一个人去度假，一个人请假。”

“当然，我把他们两个人叫到办公室来过。”隆说。

“那么，他们说了什么？”

“当然他们还是根据所写的报告说，从打开门一直到离开，只有五个人进去过。”

“也就是他们两个、加斯塔森，还有那两个把尸体搬走的人？”

“没错。”

“你问过他们是否检查过尸体底下吗？”

“当然。卡斯穆说他检查过，而克力斯辰森则一直呕吐，所以他大概留在外面。”

马丁·贝克此刻不再犹豫，他紧接着问：

“你认为卡斯穆在说谎？”

隆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思索该如何回答。他已经透露“A”的解答了，马丁·贝克想，所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说出“B”。

隆抚着他额头上的绷带说：

“我以前就听说你不是个好慧的家伙，而且很难相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噢，那些人说得没错。”

“所以你现在就当个乖宝宝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是心理学家，所以不能对证人做任何批评。”隆说。“但是就我的感觉，卡斯穆说的似乎是事实。”

“你的逻辑不对了，”马丁·贝克冷淡地说，“为什么你一方面相信那把左轮枪应该在房间里，而同时又说你觉得那个巡警说的是事实？”

“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了。”隆说。“就是这么简单。”

“好吧，埃那，其实我也相信卡斯穆说的是实话。”

“可是你不是说你没有跟他说过话吗？”隆惊讶地说。

“我可没这么说过。其实我上个星期二和卡斯穆谈过，只是我和他谈的时候，他的心情不像你和他谈的时候那么平静。”

隆有种被骗的感觉。

“你真是难以捉摸，”他说。

他拉开书桌中央的抽屉，拿出一本用夹环钉起来的笔记本。他翻了一下，然后撕下其中一页拿给马丁·贝克。

“我还有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资料。”他说。“斯维瓦到昆斯荷曼并没有多久，我查过他以前住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就不再管这件事。无论如何，这是地址，就给你吧。”

马丁·贝克看着那张纸。上面写着一个人和图尔街上的一个住址——那一区为了某个理由，曾经被称为“西伯利亚”。他将那张纸折好并放进口袋里。

“谢谢你，埃那。”

隆没有说什么。

“再见。”马丁·贝克说。

隆只是简单地点点头。

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特别好过，而现在似乎又更加恶化了一些。

马丁·贝克离开隆的办公室，不久后就走出那栋大楼。他快步穿过城镇，沿着昆斯荷曼街，然后在孔斯本转到昆斯街，再到斯维瓦根，再转往北方。

其实他可以说些好听或至少友善的话，这样很快就可以增进他和隆之间的关系。他有这么做的理由。对斯维瓦死因的调查从一开始就是一片混乱，而从隆接下这个案子之后，他便快速地把它处理掉，还做了些完美的修正。

隆应该立刻就察觉到尸体底下会有一把左轮，也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说明一切。尸体被移走之后卡斯穆真的检查过地板吗？如果没有也不能责怪他。加斯塔森身为卡斯穆的上司，也曾经到过现场，并装出自信的样子对整个情况做了一番解释，这让那两个巡警的责任小了些。

假如卡斯穆没有检查，那么事情立刻就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尸体被抬走之后，那两个人就查封了房子然后离开。但是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案子里，“查封”代表什么？

因为警方一定要将门上的铰链撬开才能够闯进屋子里，因此势必有些破坏；那么查封也不过就是将一条封条紧紧地贴在门柱之间，然后再挂上一张告示牌，上面写着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又是根据某条法令而查封的。当然，这实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在之后的几天里，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去，而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已经被移动过，例如一把枪。

而从这一切可以猜出：首先，卡斯穆故意编造了一个谎言，而且，这进一步暗示他非常善于说谎，不但骗了隆，就连马丁·贝克都相信了他的话。隆和马丁·贝克在这方面都已是老手，大家都认为他们两个人不容易受骗。

其次，如果斯维瓦真的对自己开枪，为什么有人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偷那把枪？这很明显非常矛盾。何况那个男人是在一间被反锁的房间里被发现的，更糟糕的是找不到任何武器。

斯维瓦似乎没有亲近的亲戚，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任何朋友。如果没有人认识他，谁会对他的死亡有兴趣？

马丁·贝克感觉到他必须多搜集些资料以便拓宽自己的思路。而这其中，他必须先调查一件与六月十八号那个星期日发生的事有关的细节。但是在这之前他要先对卡尔·爱德温·斯维瓦这个人多作一些了解。

在那一张纸上，隆给他的那张纸上，不只写着一个在“西伯利亚”的地址，还有另外一些随手写下的记录——一个名字：女房东，李·尼尔森。

马丁·贝克到了图尔街上的一栋房子前面。他匆匆地看了一下门口的名牌，知道女房东也住在这栋楼里面。这点蛮值得注意的，也许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好运。

他爬上三楼，然后按了电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