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时间10 点半，梅森走进了布朗斯通饭店，随后他拨通了科比太太的电话。她几乎立刻就接了电话，好像一直在等着他来电话。

“科比太太吗？”梅森道，“我怕您不认识我，我当然不想在这么晚打扰您，但是我是个律师，我想和您谈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您贵姓？”

“梅森。”

“您现在在哪儿，梅森先生？”

“在前厅。”

“您能上来吗？”

“您方便吗？”

“没关系。”

“谢谢，”梅森道，“我就上来。”科比太太打开屋门等着梅森，在他沿走廊走过来时仔细观察了他一番。

“晚安，梅森先生，”她说，“我猜您此来和我丈夫的事有关？”

梅森点点头。

“请进来吧！”

她占了一套房间，有一间装饰豪华的客厅。反射照明使房间显得温馨舒适，舒适的家具使人想坐下来放松一下。

“请坐，梅森先生。”

她关上门，转过身来再次观察这位来访者。

她的年龄在三十出头，尖鼻子，淡蓝绿色的眼睛，深色瞳孔；她嘴唇很薄，涂唇膏时并没有加厚；下颚坚强，稍尖；她说话声调抑扬顿挫，吐字非常清楚，显然是特别下过一番工夫的。

“您是丹佛的律师吗，梅森先生？”她问道，“您如果是丹佛的律师，我想雷德菲尔德先生就不会再代表我丈夫了，那对我来说是非常意外的。”

梅森摇了摇头：“我来自加利福尼亚。”

“啊。”她说，然后沉默着，等待他开口。

“我很想找寻你丈夫的行踪。”梅森道。

她微笑着：“谁不想？”

“我想也许您能给我一点线索。”

她沉思着观察他，“你为什么要找他？”她问道。

“您是否听说过您丈夫的一位朋友，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医生的事？”

她慢慢地摇摇头。

“马尔登医生是您丈夫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虽然我不能肯定他们之间保持着联系。”

“最近4 年来，我实际上对我丈夫的情况毫不了解。”她的声音中透着深深的恨意。

梅森扬起眉，同情地说：“你现在还和他保持着婚姻关系？”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不明白。”梅森低声道，他的音调使人对他产生信任。

她道：“过去4 年中，我与我丈夫的全部联系都通过他的律师霍拉斯·雷德菲尔德先生，而雷德菲尔德深通各种法律上的阴谋诡计。我被钉在合法讹诈的十字架上了，梅森先生。”

“我还是不懂。”

她道：“我丈夫是后备役飞行员。他曾被征召服兵役，复员后又被召回。”

“做飞行员？”

“做驾驶员，而且有实际职务。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我丈夫离开丹佛，自从我和他在机场吻别后，我再也没有直接从他那里得到片纸只字。”

“真是的！”梅森表示同情。

她道：“我丈夫和我开了几家饭店。他走了以后我就负起了管理全部业务的责任。”

“赚钱吗？”梅森问，看着室内那些豪华的家具。

“很赚钱，”她说，“但是分配方式我不太喜欢。”

“为什么？”梅森问。

“说实话，”她说，“我不该用自己的私事来麻烦你。”

“自然，自然，”梅森赶忙附合，“这不过是律师的职业习惯使我对你所说的情况发生了兴趣。”

“我想多谈无益，情况还是那样。”

梅森对她说：“我想说，从法律上说，将你置于你所感受的那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当然了，除非有个人熟悉详细情况……”

“好了，”她愤愤不平地打断道，“我丈夫对我简直连狗都不如。他虐待我，而法律帮助他。我总是想，法律本应代表正义。”

梅森深表同情地道：“有时候人们可以利用某些技术细节问题阻挠实现正义。”

“你也这样说！”她感叹道。

“显然，”梅森接着说，“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仍然……”他皱眉，望向虚空，迟疑地摇着头，然后让声音显出适度的怀疑，“恐怕你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

“不会的，”她发火了，“我还请了一位丹佛最好的律师。他试图找到一条出路，但是他对我说……”

她突然停下，像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谈下去。

“当然，”梅森道，“我不是丹佛的律师，我也不熟悉科罗拉多州的法律。我只是……猜想那是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形中的一种。”

她说道：“如果不是保罗·温尼特愿意尽一切力量保护我丈夫，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他和达尔文策划了这一切。我决不能改变我的想法。”

“温尼特先生是你丈夫的朋友吧？”

她点点头。

“他住在本地？”

“温尼特？不，他住在伊利诺伊州。保罗·诺林·温尼特。”她咬牙切齿地说，好像要让每个字都裹满了怨毒才吐出来。

“真是的。”梅森表示同情。

她说道：“我丈夫去参军。我真是太傻了，以为他只是出于爱国。当然了，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我猜，所有结了婚的人都有麻烦。在我家里，是因为达尔文不关心我的家人或多或少使情况更加恶化。”

梅森表示同意：“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你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可是……”他的声音愈来愈轻，最后沉默了下来。

她说道：“但是这件事你可以责备达尔文，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他先会见了我的家人，他说他们都很可爱。后来……他就和温尼特策划了这么一个阴谋。”

“只从法律观点来看，”梅森道，“我觉得有点好奇。”

“我可以对你多说一些，”她说，“我知道一切都会解决。我不打算谈论细节问题，但是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我想，对你说了也没什么坏处。我看得出，你仍然以为我没能保护我的合法权益。我想，你可能低估了我丈夫和他的律师的魔鬼行径。”

梅森默默地注意听着。

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5 年前，我丈夫对我说他的朋友温尼特愿意资助他做饭店生意，温尼特在丹佛有很多资产，可供我们开连锁饭店。”

梅森目光显示出兴趣，但仍保持沉默。

“达尔文对我说这是个好机会。他请他的律师起草了一份协议，是他的律师。当时我还没想到过自己也要请律师。我当然以为我的权益和我丈夫是相等的。”

梅森再次点头。

“这样，”她道，“我们签订了这份协议。我现在才明白那是一份很不正常的协议，如果不是我丈夫有意策划这件事，我想决不会写出这样的协议来。”

“那是份什么样的协议？”梅森问，“主要内容是什么？”

“保罗·温尼特租给我们5 块场地开饭店。他同意维持这些饭店，而我们则按照租赁条件负责管理饭店。温尼特先生在丹佛银行保持一定的流动资金，由我们取出这笔资金支付饭店的全部开支。然后我们把饭店的总收入全部汇给伊利诺伊州的温尼特先生，一分钱也不留。”

梅森微微皱起眉头。

“温尼特先生让他的帐房平衡帐目，扣除合理的开支。剩余的净利润分为相等的4 份。温尼特先生拿两份，我丈夫拿一份，我拿一份。

“租赁条款规定，出租人的权益不论自愿或强制的，皆不得转让。您是否听说过这种租赁条款，梅森先生……强制性转让也不可以？”

“是的，”梅森道，“许多州的法律都这样规定。”

“假如我们破产了，或财产查封，租赁就作废了；假如任何一部分财产卷入法庭诉讼或我们租赁的财产权益引起诉讼或受到法庭裁决，出租人温尼特有权宣布租赁作废，那时他当然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饭店业务全部接管过去。”

“那时会怎么样？”梅森问。

“那时，”她说道，“我丈夫用那条虚线上的签字和协议上的一大堆条款把我紧紧地套住以后，我只能在他外出时继续管理这些饭店并按照协议条款把收入给温尼特送去。”

“工资呢？”梅森问道，“当事人是否领取工资？”

“没有。按照协议条款，从温尼特先生那里得到的分成就是全部报酬。当然，我只说了个大概。协议是很长的一份文件，现在我才遗憾地醒悟到，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是的，我开始明白您的处境了，”梅森道，“您的丈夫失踪了？”

“我丈夫离开了我。他在军队服役。服役期早已满了，我等着他回家，可是他不回来。我得不到他一点消息。后来我丈夫的律师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我丈夫要求离婚和一项财产公平分配的协议。我丈夫要求分配财产，这完全是强盗行为。”

“您丈夫的律师和他有通信联系吗？”

“啊，是的，”她说道，“让霍拉斯·雷德菲尔德先生去办吧。”

“而您却不能离婚，除非……”

“啊，我不能离婚，”她说道，“不能在有利于我的条件下离婚。我要拿出些东西来证明我所做的工作。您是否能够理解，梅森先生，我曾投入了我4 年多的生命，为这些饭店奴隶般地工作，不分昼夜，担起全部管理责任，把它们建成了赚钱的买卖，而每当拿到一块钱，我丈夫也拿到一块钱。我为了争取援助，安排菜单，编写广告而费尽心血，常常工作到深夜……”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梅森问道，“您为什么不坐下休息，过得舒服一些？”

“因为我休息不起。我要赚钱。我的这些生意非常赚钱。赚的钱这么多，让我不敢懈怠。问题是我丈夫要坐在某个热带岛屿的棕榈树荫下，有个小情人伺候得他舒舒服服，还为抛弃了我而高兴。而每当我赚一块钱时，他也赚一块钱。”

“我的律师告诉我，按照本州的法律，除非我能亲自给他送去传票，我不能从与我丈夫的诉讼中得到生活费。”

“我的律师要求在本州边界以内送交传票，还要求财产分配协议。”

“以后呢？”梅森问道。

“以后我就能通过诉讼得到离婚。我还能利用财产协议与温尼特先生达成新的协议。”

“温尼特是否愿意和您签订新的协议呢？”

“我想会的，他应该同意。我为他赚了许多钱。我好像有为每个人赚钱的本事。”

“包括您自己。”

“是的，包括我自己。我想我会乐意这样安排，这关系到我个人的收入。让我有气的是达尔文实际上是让我为他干。对他来讲这当然是很上算了。”

“他没有和您通过信？”

“没有直接联系过。一个字也没给我写过。甚至最便宜的明信片也没寄过一张。我拼命地为他干。他却游手好闲。我想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卑鄙的行为。”

“您不该为这事折磨自己。”梅森道。“是它在折磨我，梅森先生。恐怕比我知道的还严重。然而，我终于得出结论，我被夹在法律的钳子里，它把我夹得越来越紧，最后要我投降。”

“您投降了？”

“是的。”

“您同意接受财产分配协议？”

“是的，按他的条件。”

“我理解您还要继续办理离婚？”

“我要说，我还是要离婚。”

“而且，按您的律师的建议，您要在科罗拉多州边界内向他发出传票？”

“不错。我同意按我丈夫的条件办理财产协议，而作为财产协议的一部分，他必须到科罗拉多来，这样就可以在本州对他发出传票。这就是我以为你的拜访与财产协议有关的原因。我以为你也代表我丈夫。”

梅森摇头说：“我只是要问您丈夫几个有关马尔登医生死亡的问题。”

“我从未听说过马尔登医生。”

“人们认为他已死于一次空难事故。”她皱着眉沉思道：“他们说谁死了？”

“马尔登医生。”

她在话声中似乎突然产生了希望：“难道有可能死的是达尔文？”

“不知道。”梅森道。

“今天下午先是侦探来电话，然后是警方来电话。我给了他们达尔文的牙医的地址。我不知道他们要这个地址干什么。一定是要检验牙齿。如果是他死了……不，我不该这样说。整个这件事使我非常烦恼。我意识到它给我的痛苦超过了我感觉到的，这也是我决定投降并彻底了结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只有那样才能从心灵上把它抹掉。”

“他什么时候能接到传票？”梅森问道。

“今天夜间，全都安排好了。我在协议上签了字并交给了我的律师。我的律师觉得一纸协议并不能充分保护我，除非协议被包含在离婚裁决中，而要想在裁决中得到较好的生活费条件，给我丈夫的传票必须在科罗拉多州边界内送到。”

“温尼特呢？”

“温尼特将会乐于和我打交道，假如我先和我丈夫达成一个令他满意的财产协议，让温尼特知道达尔文满足了的话。”

“您不能把您丈夫的财产在这里提交法庭裁决吗？”

“什么财产？他根本没有财产。他只有一些租赁权益。如果我把它提交法庭，那租赁就结束了。我的权利和他的权利一起完蛋。他在科罗拉多州没有一点钱。饭店的每一分钱都属于温尼特，直到温尼特在伊利诺伊州把钱分好。我的律师告诉我，我不能追着这笔钱到伊利诺伊州去打官司，即使在本州打官司，也只有在本州发传票才行。即使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温尼特会说我丈夫已向他预支了大笔款项，所以达尔文实际上一无所有。”

“听起来他们好像是合谋，”梅森道。

“当然是合谋。可是你怎么能证明呢？即使你证明了，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为了证明，你必须起诉。为了起诉，你必须发传票。我的律师对我说，在他称之为对物诉讼的事件上，你可以使用文件送达，但在个人事件上，必须亲自送达。”梅森道：“显然你对你丈夫毫无好感。”

“好感！”她惊叹着，又升起了怒火，“我甚至连他走过的路也恨。他骗走的不仅是我最好的年华……不，我不再说这些了，梅森先生，我已经厌烦了。不论怎样，一个女人总不是闭着眼睛结婚的。但最使我气愤的是，他让我在4 年之久的时间里成了他合法的奴隶。我一直毫无报酬地为他工作。我的地位使我不能和他离婚，甚至不能有丝毫的不检点，否则他就会加以利用对抗我可能提出的离婚诉讼，或剥夺我的那份财产。

“他用我给他挣的钱雇了私人侦探监视我。从法律上说我还是他的妻子，如果我让一个男人吻了我，他就会抓住这件事作为证据。

“我想，他已经迷恋上某个热带小岛的生活了——鱼、芋粉酱、温顺的姑娘、奢侈而又轻松的生活。他抛弃了文明，也摆脱了它的一切焦虑。他当然花得起那份钱。我在这里像牲口一样地干活，像修女一样地生活，而他却从我的工作获得了一切好处。”梅森道：“我想问您丈夫几个问题。”

“他是否卷进什么事里去了？”

“不知道。”

她说道：“那么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在我丈夫踏进科罗拉多州以后，我还是要签那份协议，而这种诉讼注定会是‘接受我对财产协议的报价’。你能想象吗？我要按他的条件解决，然后他们草拟协议，好像是我急着要达成财产分配协议。他们在他周围布满了法律的护栏，我多么希望在他进入科罗拉多州之前就把自己弄死啊！”

“也许他现在已经到了本地。”

“我想是的，我说不准。”

“这种情况当然您很气忿，”梅森道，“这当然不能怪您。”

“这种情况当然让我生气。我想这次经历会在我的性格上留下长久的印记。”

“文件怎样交到他手上？”梅森问道。

“我的律师今天午夜要去见雷德菲尔德先生，有一位副警长陪同他。雷德菲尔德先生同意安排这次会见，达尔文会在指定地点等他们。”

梅森道：“如果您没有法律或道义上的责任使您的丈夫轻松愉快，科比太太，为什么不请您的律师让我跟他走一趟呢，我可以在文件办理完毕之后再询问他。”

她说：“你可能会把事情搅乱，他可能不高兴。我不敢冒这个险。”

“我可以等到协议签字，传票交到他手上以后。”

“你要问他什么事？”

“谋杀案。”

她的眼睛亮了，“在哪里发生的？”她问道。

“在加利福尼亚。”

“你是否认为我丈夫和这个案子有牵连？”

“我只能说，”梅森道，“我想询问他有关他的密友马尔登医生死亡的问题，但加利福尼亚的有关部门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马尔登医生是被谋杀的。”

“我不想说没有根据的话，科比太太。您当然能够理解我的处境，但是我可以说，至今所有从合法途径获得的证据表明，您丈夫是最后一个看见马尔登医生活着的人，当然了，假定马尔登医生已经死了，而加利福尼亚的有关部门坚持说他已经死了。”

她快速地下了决心，并立即付诸行动。科比太太抓起电话，对接线员说：“请接埃德·杜瓦特。他在办公室。告诉他是我找他。”

过了一会儿，她的律师来接电话时，她说道：“埃德，我是米利森特·科比。我这里有一位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律师，梅森先生。他想今天和你们一起去，他想问达尔文关于一件谋杀案的问题……您不同意？……他说不会干扰……我懂了……啊，好吧，由您作主。”

她挂上电话，转向梅森道：“对不起。我的律师说不能去。他甚至不愿和您谈。他说他懂得这类事，并说那样会坏事的。对不起，梅森先生。我不能和您再谈下去了。我只好请您走了。”

她过去打开门。

“啊，真糟透了。”梅森笑着说。

她双唇紧闭，形成一条坚定的线。她只是示意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