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给了我们荣华富贵的人如今可能让我们沦为新法律的奴隶。”

——［英］威瑟《知足男人的莫利斯》

住在费耶索莱比安卡别墅的退休律师普罗宾先生写给斯特波旅店律师默博斯先生的信。

绝密

亲爱的先生：

我对信中所提的阿加莎·道森小姐之死极感兴趣，我将尽我所能简洁明了地回复您的咨询，当然前提是关于我已故客户的所有事情必须严格保密，只能让你所提到的与此事相关的那位警官知道。

你想知道（1）阿加莎·道森小姐是否意识到根据新法律条款，她需要立遗嘱才能保证其外甥女玛丽·惠特克小姐继承遗产；（2）我是否曾经要求她立遗嘱及她的答复是什么；（3）我是否告诉了玛丽·惠特克小姐若她的姨妈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后而且未留遗嘱，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一九二五年春，我的一位博学朋友告诉我法律中某些条款措词模棱两可，特别是对单词“问题”的确切解释。我马上翻看了其他客户的资料，想确定每份遗嘱处理是否得当以防继承遗产过程中出现误解或打官司。我发现惠特克小姐能否继承道森小姐的遗产完全取决于对所提条款的解释。我意识到道森小姐反对立遗嘱是因为其对死亡的极端恐惧。这种现象我们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但是，我想让她明白问题所在及我所能让她在遗嘱上签字是我的职责。因此，我去了一趟利汉姆普顿，向她讲清了事情。那天大概是三月十四日，我不记得确切的日子了。

不幸的是我去拜访道森小姐的时候正好是她最反对立遗嘱的时候，她的医生通知她下几个星期又会有一次手术，而我刚好挑最不合适的时候和她讨论立遗嘱的事情，因为这更加剧了她对死亡的恐惧，她拒绝接受任何建议。她说这是一个阴谋，有人想让她在手术中吓死。看来有人在她上个手术之前向她提出了相似的建议以达到吓死她的目的。但她顺利渡过了那次手术，如果没有人激怒或警告她，她也会成功地渡过这次手术。

显然，如果她是死于手术中，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也不存在立遗嘱的必要了。我之所以急于让她立遗嘱是因为我期盼着她能活到下一年，并且我又一次详细清晰地解释了法律的条款，她反驳说如果真那样的话，我就没必要拜访她就那个问题不停地打扰她了。那时是法例被通过的时候了。

愚蠢的医生坚持不告诉她病情——他们经常这样做。她相信下次手术会使一切都好起来，她将多活几年。当我还是一味地坚持人类法律总是站在安全谨慎的一边时，她对我非常恼怒，并让我马上离开她的房子。几天之后，我收到她的来信。在信中，她指责我的无礼，说她不会再相信以如此粗鲁态度对待她的人了。应她的要求，我将所有她的私人文件转交给利汉姆普顿的霍奇森先生，从那以后，我与那个家庭中任何人都没再联系了。

这回答了你的第一、二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告诉惠特克小姐她的继承权可能取决于她的姑姑是否立了遗嘱或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是不合适的。当时，对那位年轻女士的不利我一无所知，我一直认为人们要确切地知道其他人的意外死亡给他们带来多少收益的观点不可取。在任何不可预知的事故中，她们的继承者会发觉自己处于不明的位置，一旦事情真相被公开，她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我觉得最适合说的话就是如果道森小姐想见我，我应该及时过去。当然，我从道森小姐事件中退出使我无权再干涉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我的健康已不如从前，于是我退休来到意大利。在这个国家，英语报纸并不总是如期而至，所以报纸上宣告道森小姐死亡消息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它本应发生得很突然并且在有些神秘的情况下。

你说你想知道我最后见到阿加莎·道森小姐时她的精神状况。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就像她曾经自如地应付生意时那种状态。她绝不是一个善于解决法律问题的人，让她明白遗产继承新法律下她的遗产继承权问题所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她一直认为遗产自然而然地应由另一亲属继承，所以当事态变化时她觉得不可信。她向我保证说法律不会允许政府通过该项法例的。当我竭尽全力让她相信法律会如此行事时，她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惠特克是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法庭会曲解法律来达到将钱分给别人的目的。

“为什么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有权处理这件事情？”她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兰开斯特的公爵是谁。”她不是特别理性的女人，除了她不喜欢这个问题以外，最后我也无法肯定我是否让她了解了形势。然而，无庸置疑的是那时候她心智健全。我之所以要求她在最后手术之前立下遗嘱是因为我担心她会因此而丧失功能，或者从商业角度看，她会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一直保持那种状态。

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资料。

您忠实的普罗宾

默博斯先生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信。他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是案件的关键所在。他给警官帕克写了张便条，叫他尽快去斯特波旅店一趟。

帕克那时候正清闲着，麻烦就来了。他这两天都在拜访律师们，他现在一看到黄铜门牌就开始作呕了。他看了看手中长长的清单，不耐烦地数了数还未作记号的人名。

帕克是一个处事井井有条、吃苦耐劳的人，这个世界上都难得再找到这种人了。他和温姆西一起工作时，众所周知，所有烦琐、乏味、沉闷的事都是帕克处理的。有时他觉得很恼怒，因为温姆西好像觉得他做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子了。那天酷热难耐，人行道满是灰尘，街道上到处都是纸片。公共汽车外热内闷。快餐店里内充满了油煎欧蝶鱼和沸腾茶水的味道，帕克正在里面匆匆吃着午餐，他知道温姆西正在他的俱乐部享受午餐，然后他会和弗雷迪·阿巴思诺特一起去看看新西兰人。他已经看见过他了，一个正沿着蓓尔美尔街缓慢行走、敏锐苍白的人。该死的温姆西！为什么他无法让道森小姐安静地躺在墓地休息？她就躺在那里，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温姆西坚持要深入调查她的事情，他将询问的事情都归结到这一点以至于帕克不得不注意起来，他想自己肯定要继续和这些狡诈的律师打交道了。

他正在研究自己的一套方案，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他重新看了看财产新法律的规定，他想如果惠特克小姐意识到新法律可能对她所期望的事情产生影响，她将立即考虑接受法律建议。

他首先想到的无疑是要向利汉姆普顿的律师咨询，除非她想要耍鬼把戏，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她这样做。因此，帕克一开始就跑到利汉姆普顿拜访了三个事务所的律师。三个事务所的律师都非常肯定地说一九二五年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惠特克小姐或任何人的这种咨询。有一位律师是霍奇森的资深合作人，道森小姐在与普罗宾先生争吵之后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打理了。当帕克问他这个问题时，他有些诧异地看着帕克。

“我向你保证，警长先生，”他说，“如果那件事情以这种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已经记住它了。”

“我以为当那个问题源于清理财产和证明惠特克小姐的继承权时，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件事情。”帕克说。

“我无法否认你所说的。如果真有寻找近亲的问题，我应该早就想到了。但是我从普罗宾先生那里已了解到了那个家庭的家谱。新法律实施之前将近两个月发生了死亡事件，所有的手续自动开始办起来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新法例和那件事有什么联系。”

帕克说他听到那些话非常震惊，他给霍奇森先生讲了坦金顿先生关于那件事情的精辟见解，引起了霍奇森先生的极大兴趣。那就是他在利汉姆普顿得到的所有信息，当然他还拜访了克林普森小姐，听了她采访薇拉·芬勒特的所有事情，拍尽了她的马屁。克林普森小姐和他一起走到车站，希望能见到惠特克小姐，但他们不走运。帕克想，总的来说，这样倒也不错。尽管他想见见惠特克小姐，但他并不特想她看到他，特别是在有小姐克林普森陪伴的时候。“顺便说一下，”他对克林普森小姐说，“你最好还是向巴奇夫人解释一下我的事情，否则她会追根究底问个不停。”

“但我已经解释了。”克林普森小姐咯咯地笑着说，“巴奇夫人说有一个叫帕克的人想见你，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不认识你，所以我很快就回答说：‘帕克先生，哦，他是我的表弟阿道弗斯。’你不会介意叫阿道弗斯，对吧？非常有意思，但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个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认识名叫阿道弗斯的人。”

“克林普森小姐，”帕克严肃地说，“你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即使你叫我马默杜克，我也不介意。”

他想出了调查的第二套方案。如果惠特克小姐没有去拜访利汉姆普顿的律师，那她去拜访谁了？肯定是普罗宾先生了，但他认为她不会那么做。她在克罗夫顿时还没认识普罗宾先生，她从来没有和她的姨妈真正一起生活过。

她在他去利汉姆普顿见道森小姐时见过他，他对拜访道森小姐一点信心也没有，但她一定从她姨妈那里知道拜访和立遗嘱有关。考虑到她所知道的新情况，她会猜到那时候普罗宾已经知道了新法律，认为告诉她事情真相并不合适。如果她现在问他，他很可能回答说已经不再插手道森小姐的事情，让她去问霍奇森先生。除此之外，如果她问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普罗宾可能会记住它，不，她不会去见普罗宾。

那么，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想隐瞒真相的人，对于想遮掩身份的人，对于只是路过就想被遗忘的人，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成为他们的栖息地，那就是伦敦。在伦敦，没人知道他们的邻居是谁，店主也不认识他们的顾客，医生突然被叫去给陌生的病人看病。你可能死在一个屋子里几个月都无人注意，直到检查煤气的人过来看煤气表。陌生人友好而朋友随便。

伦敦不洁污秽的内在包囊了众多的奇怪秘密。多么慎重、无趣、无所不包的伦敦。

这并不是说帕克就是那么思考伦敦的，他只是在想：

“十有八九惠特克小姐会去伦敦，他们大都觉得待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惠特克小姐当然知道伦敦。她就职过皇家自由医院，那就意味着她最了解布卢姆斯伯里区了。没有人比帕克更了解伦敦了，伦敦人很少会走出他们自己特有的生活圈。

如果她在医院时没人向她推荐另外一个地区的律师，她就会去见布卢姆斯伯里或霍博恩区的律师了。

不幸的是，有一个地区律师成群，格雷旅馆路，格雷旅馆，贝德福德街，霍博恩，林肯旅馆，这些黄铜门牌到处都是，就像黑霉般密密麻麻。

因此，在那个七月的下午，帕克感到格外烦闷、疲惫、厌烦。

他不耐烦地咕哝一声，推开桌上的盘子，径直来到贝德福德街，他已经将拜访贝德福德街作为那个下午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他从他拜访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开始，碰巧是一个叫J·F·特里格律师的办公室。他很幸运，外间办公室的年轻人告诉他特里格先生刚吃完午饭回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见见他。他应该进去吗？

特里格先生是一个和颜悦色、爽朗的男人，刚四十出头，他叫帕克先生随便坐，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帕克开始第三十七次讲述他精心设计的开场白以达到他的目的。

“我只是暂时待在伦敦，特里格先生。我需要法律援助。我在一家餐馆遇到一个人，他向我推荐了你。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但我给忘记了，不管怎样，这并不重要，对吧？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妻子去镇上看她的姑姑，她已经病人膏肓了。事实上，她活不了多久了。

“那个老女人一直很喜爱我妻子，所以如果她死了，帕克夫人继承她的遗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笔大数目，我们已经——我不是说我们一直期盼着得到它，但委婉地来说我们指望退休后就靠它度过余生了。她没有其他亲戚了，所以尽管那个老人经常谈立遗嘱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们觉得我妻子肯定能继承财产。但我们昨天和朋友谈起这件事，他说新法律又出台了，如果我妻子的姑姑没有立遗嘱，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听后大为震惊。我想他的意思是这些财产将归政府所有。我觉得不会是那样子，但我的妻子有点紧张了——我们有孩子们需要养育。她要我快点寻求法律意见，因为她的姑姑随时都会死去，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立了遗嘱。如果事情有变，她的侄女怎么承受这一切？”

“你把事情说得不是很清楚，”特里格先生说，“但我的建议是你们得搞清楚是否已经立了遗嘱。如果没有，若立遗嘱的人能够立遗嘱，叫人马上给立一个遗嘱，否则，你的妻子会失去她的财产继承权。”

“你看起来对这个问题非常熟悉”，帕克笑着说，“我想自从新法例实施以来你总是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吧？”

“不是‘总是’，只有侄女是惟一的亲戚实在少见。”

“是吗？我想是这样吧。你记不记得一九二五年夏天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特里格先生？”

特里格先生脸上露出非常好奇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警报。

“为什么问那个问题？”

“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问题，”帕克说着拿出他的警官证，“我是一名警官，有充足的理由问那个问题。我先把法律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来问你，因为我迫切地想先知道你的专业性见解。”

“我明白了，探长先生，如果那样的话，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切了。我确实在一九二五年六月被问过那个问题。”

“你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不可能忘记它们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听起来很有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详细地讲述那个故事吗？”

“当然可以。请稍等一会儿。”特里格先生伸出头对外间办公室说，“巴德科克，我和帕克先生有事要谈，不见任何人。好了，帕克先生，现在是为您服务的时间了。您抽烟吗？”

帕克接受了，点燃了他精致的烟斗。特里格先生一边快速地一根接一根抽烟，一边开始讲那个奇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