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克林顿旅馆登记姓名为G·T·史特朗的人，这个在“鱼壶”把一瓶土波啤酒留在桌上碰也没碰的人，这个在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中失去全家的人，现在站在东二十八街公寓的阴影里，默不作声地看着对街。

他换了套衣服，这是他从储物小间里取出来的。现在的他，一身深色西装、白衬衫，端端正正的领带，原先的胶底鞋换成了系带平口鞋。他今天早上刮过胡子了，一个星期他总会刮个两三次。

下午，他在慈善二手店找到一个状况还不坏的皮包，在一家五金店买了榔头、冰锥、大起子与凿子。

他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生活的外在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他不断更换旅馆，不断使用假名。他看完了乔治·坦帕利坦·史特朗的日记，现在在读赫伯特·阿斯伯利的《纽约黑帮》。他喜欢史特朗，这个人对音乐很有点品味，还在哥伦比亚教书，日记里面到处都是音乐。只是目前，他一提到音乐就有些反胃；阿斯伯利就没这个问题，是他不变的最爱。这本书他已看了很多遍，一拿起来，就好像见到一个老朋友。

他已经读了四分之三。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得照着生活的规律，一天天地往前挨：散步、读书、吃饭，巴望下一个行动会在他面前展开。直到有一天，他到切尔西第八大道闲逛，看到一张有些眼熟的脸。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公寓里发现了玛丽琳的尸体。松饼先生，不，哪有人叫这种怪名字？等着吧，过一会儿，他就会想起来。

接下来的这天，他都在跟踪这个年轻人，他已经想起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了。潘科，没错。他跟到他家门口，第二天，又跟着他走了一遍。

模式，他要找的就是这个。不是杰利·潘科的生活模式，那种东西花一天时间，也就了然于胸了。他要开创自己的模式。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为这个城市牺牲之后，他就一直在寻找的模式。

太过长久的牺牲将心肠变为铁石……

这句话浮现心头，只记得在哪读过，却不记得时间、地点。他真是铁石心肠？伸出一根指头，戳戳自己胸口，他想知道里面的心脏真的变成石头了？

潘科每天早上打扫的三间酒吧是可能目标。等他搞清楚二十八街那间公寓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也可以算它一份。他懒得再跟踪潘科了，剩下的时间，他就在二十八街公寓附近溜达。

这栋公寓有五层楼，一楼是韩国人开的指甲店，地下室是钥匙店，还得从人行道走下几阶；上三层是住家，潘科打扫的就是三楼。他没花多长时间就弄明白里面的玄机：年轻人走进去没多久；灯就亮了；他人出门之前，灯就灭了。

他站在对街，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关关开开的灯光，他已经知道三楼做的是什么买卖跟营业时间。潘科走了以后，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人上三楼。十点三十分与十一点之间，一个中年妇人出现了，用钥匙打开房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之内，五六个相当年轻的女孩陆续出现，按了门铃，获准上楼。

中午时间，换男人上门，按门铃，鬼鬼祟祟地进去，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后再出来。晚上十点，两三个女孩先走了。午夜时分，顶多十二点过几分钟，灯灭了，没过多久，剩下的女孩跟那个中年妇女先后离开公寓，朝不同的方向离开。

三天前，他从储物间取出西装，刮好胡子，穿好衣服。他查出电话号码——已经知道地址了，只要会用电脑，上一趟网吧，就可以轻松搞定——拨过去。他要预约，说他有个朋友推荐他到这里玩。他已经盘算好了：他朋友的名字叫做乔治·史特朗，他自己叫做赫伯特·阿斯伯利。可是接电话的那个女人问都没问。

反倒是她给他取了个名字。他按门铃之后，就得报上暗号，洪水先生。

他说，他大概十点钟左右到。九点钟他就在对街等，十点一到，他报上化名，洪水先生，门开了。他进去，见到两个衣仅蔽体的女孩，坐在所谓的花厅里，老鸨迎上前去，跟他说，这两个女孩都有空。选其中一个，等于嫌弃另外一个，他好一会儿才发现他穷操心了，她们可一点也不在乎。其中一个女孩让他依稀想起老妻年轻的时候，所以，他选了另外一个。

在九一一之前，他们就不怎么做爱了。他跟妻还是会行房，不过只是偶一为之。不知道是七月，还是八月，曾经做过一次，他想，现在又是七月了，屈指算来，他已经一年多没跟人上过床，或动过这种念头。

他其实不想做，但是，他跟那个女孩都脱光衣服之后，他发现他也还能做。他的灵魂好像脱离了躯体，飘飘荡荡的，在看他的身体做该做的事情。她替他戴上保险套，又拿了下来，丢掉，回来的时候，拿了块毛巾，替他清理干净。

他给老鸨一百块，二十块小费塞给那个女孩，直接回旅馆。他经过公共浴室，发现里面还有人。等到浴室空了下来，他在莲蓬头下面站了好久，希望能把她身上的香味洗掉。

现在，他又刮好胡子，换上西装。打了电话，预约十一点半。“别迟到了。”老鸨跟他说，“我们午夜准时结束营业。”

十点十分，门打开了，三个女孩走了出来，一伙儿朝第三大道走去。他发现前几天跟他在一起的女孩不在其中，心头一阵刺痛。当然，她今天可能根本没来，但他有预感：等他上楼，她一定在花厅等他。

他是对的。“我知道你跟克拉拉玩得很愉快，”老鸨说，“所以，我今天特别留她下来，让你重温旧梦。如果你是喜欢新口味的人，我们还有黛博拉，她也很温柔，会使尽浑身解数伺候你。”

他是那种一切照旧的人，最好什么都不要变，至少以前一直如此。只是，天道无常，沧海桑田，半点不由人。眼下这般时候，他变成什么模样，改头换面到什么地步，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他选了克拉拉。要是她第一次就把名字告诉他，他也许过耳即忘；可他现在知道了，虽然他希望一直这么糊涂下去。

“你工作的时间真长。”他们俩来到卧室之后，克拉拉这么说。她朝手提箱点点头。“直接从办公室过来的，是不是？”

他点点头。

“你现在最需要的，”她说，“就是彻底放轻松。”

他脱掉衣服，她也轻解罗衫。她的身体对他来说，已经很熟悉了。他真希望他选另外一个女孩，她的名字他已经忘了。

他希望他也能忘记克拉拉的名字。

她转身帮他把西装外套挂好，他打开手提箱，取出沉重的大榔头，镀了铬钢，隐泛寒光，把手是塑胶做成的，标价还没撕掉。他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朝她的后脑勺碰去，声音撕裂心肝，她一声没吭地往前仆倒，他赶紧扶住她，将她轻轻放下。

她死了吗？这么一下就了账了？

实在很难说。她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可能只是睡着了，但是，鲜血汩汩地从伤口冒出来。他按住她的脉搏，但始终搞不清楚到底是她还活着，还是他的心跳过快。他非得搞明白不可，但他不想再用榔头打她了，一时之间想不出办法，索性抄起凿子，刺进她的左胸口。

他觉得自己的胸口一阵刺痛，好像有人刺了他一刀。他低头看看地下的尸体，感觉两道热泪从脸颊滑过，这才知道自己哭了。他从床边的卫生纸盒中抽出一张，拭去眼泪。

牺牲——她的牺牲与许许多多无辜者的牺牲——并没有让他变成铁石心肠，至少现在还没有，至少现在还不完全。他还有感觉，他还会哭。

这么多的死亡——他家里的四条人命，这个城市的三千牺牲者，他爱莫能助，看来只能读书排遣，要读书，也只能读纽约的历史。他拿出一本《纽约市百科全书》，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头，厚度跟砖头差不多，没有想到这本书竟然能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他坐下来，像读小说一样地读了起来。买了这本书之后，他浏览了好几次，但他发誓，这次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

脑子一片空白。有好多次，他坐在那里，一篇篇文章、一个个专栏、一版又一版地看过去，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无所谓。反正也不要考试。他继续读，一页又一页。

偶尔，他会停下来，眼神望着不远的地方，心思却飘过整个城市。

该睡的时候，他就睡会儿，想到的时候，他就吃点。醒来，就坐在椅子上读书。

他读到南北战争的纽约征兵暴动。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城市无法无天，暴民可以凌虐黑人，可以把警察殴打至死。征兵暴动是个谜，算是个异常现象，各式各样的解释，纷至沓来，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源头是仇恨，爱尔兰移民憎恨被解放的非洲奴隶抢去他们的工作、一般的白人不想入伍为解放黑奴上战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说法不能算错，只是未能切中要点罢了。

他以前把这起单一事件放在南北战争的脉络，或是纽约市政治与种族的现实中来理解，他现在才知道这实在是雾里看花。征兵暴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注定要发生。

他们是牺牲。

他们是这个城市，纽约，牺牲自己，成就未来荣耀，贡献给老天的祭品。他们是这个城市在献祭仪式上释放出来的血液，让纽约的灵魂以此得到救赎、重获新生，让它从灵魂的灰烬中重生，让纽约变得比以前更伟大。

征兵暴动不是单一事件。不，绝对不是。这个城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多少震撼人心的悲剧，有多少无穷无尽、毫无由来的惨案？但是从他体认出来的新观点望出去，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明明白白。

举个例子，“史洛库恩将军号”满载着携家带眷的德国移民，在假日里开船兜风，谁知道竟然着火，在东河沉没。几百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这么陈尸江底，人生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这些人多半住在下东城俗称小德国的地方，一夜之间，死伤殆尽。幸存者遭此变故，集体搬离伤心地，慢慢集中在上东城的约克维尔。

还有三角衬衣工厂一九一一年的大火，一百五十名裁缝，绝大多数是犹太年轻妇女，被困在工作的场所，无一幸免，门被反锁死了，就连逃生门也不例外，只剩下跳楼摔死跟被火烧死两个选择而已。

牺牲，全部都是牺牲。每一次，这个城市惊疑不定，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都带着淌血的伤口重新站起来，姿态比以前更加强悍。每一次，牺牲者的灵魂融入了城市之中，成为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也使这个城市更伟大、更丰富。

当他有了更深沉的体会，感觉到老天的开示，他就会放下沉甸甸的百科全书，东张西望，寻找更多的例子，支持他的想法。例子信手拈来，无虞匮乏，大大小小的悲剧，从这个城市草创之初，一直到九月十一日，绵延不绝。

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是暴力与死亡的历史。帮派械斗，从包瓦利小子跟死兔帮纠结难解的反复仇杀，一直到黑手党无穷无尽的内斗杀戮，都没挣脱这个历史宿命。从亚伯特·安那斯地西亚在雪瑞丹公园旅馆的理发厅里遇刺身亡，一直到黑手党头目乔伊·加罗在小意大利区的安伯特蠔屋中被乱枪打死，也都是这么回事。血溅五条街，没有一条人行道是干净的。大雨无法洗尽血腥气息，只能掩人耳目。

还有火，数也数不尽的火灾。你可能以为城市不会着火，钢铁、玻璃、柏油、水泥，都不像是火能烧得着的，直到有一天，一栋由玻璃、钢铁建成的摩天大楼，像火把一样，把自己烧得无力支撑而倒塌，你才知道你错了。喔，没错，森林会着火，木造的房子会着火，由钢铁跟水泥组成的城市，也会着火。

从书中体悟到的新境界，在他的体内灌注了无穷的能量，他发现他再也无法读下去了。一拿起书，便想放下，在房间里踱步，各式各样的点子成群结队地闯进他的脑海。他开始离开房间，在街道上晃荡，一出门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信步走到小德国。这里早就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了。他经过一次三角衬衣工厂的原址，不止一次地在零地外围兜圈子。

边走边想，他的思维进入更深的领域。

他想起几年前，有人闯进一家无证俱乐部纵火，当场烧死七八十个洪都拉斯人。这是一起惨案，但是，一般穷人并不了解这是上帝的旨意。一个心怀怨怼的洪都拉斯人总觉得有人在或明或暗地欺负他，于是带了一罐汽油回到俱乐部，点了火，往里面一扔，被捕之后，审判定谳，终身监禁，目前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服刑。

他杀的这些人是给这个城市的供品，他的心里很清楚：他们移民到纽约，命丧他们心目中的天堂，他们的同胞前仆后继地继续前进，在这里定居，发芽茁壮，开花散叶。扔汽油弹、点火的凶手，当然就是死亡工程的建筑师，是不是也死在自己建立的地狱中呢？他知道那个洪都拉斯人是活下来了（除非他在监狱里遭人暗算，瞧他那德行，也的确是一副短命相），现在是不是生不如死？

也许……

再说三角衬衣工厂大火吧。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厂房付之一炬不说，所有的女工被困火场，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原因是出入的大门被反锁起来了。否则，尽管会有死伤，至少有一些年轻的女工可以逃出来。

大门被反锁起来，真的是纯属意外吗？真的像有些人说，是因为老板不想让这些女工乱跑，要她们把全副心思都放在面前的缝纫机上吗？

还是……

还是有人故意把门锁起来，然后放火？

这才是真相，他异常确定。这起悲剧是幕后的藏镜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让死伤尽量惨重。这也许是一起纯然的罪行，没法解释，就像邪恶一样没法解释；或者，也许，也许……

也许这是一个别有怀抱的人的壮举，也许他想要牺牲那些无辜的生活，丢弃自己的道德操守，抛开对不朽回报的期望（干了这种事的人，等着他的自然只有地狱了），放弃一切、牺牲一切，成就更伟大的将来。

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读过这段拉丁文。光荣与美好是为祖国而牺牲。如果是为了自家城市牺牲，拉丁文怎么讲？拉丁文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只言片语。放心，有些记不得的事情齢是会起来的。

Dulce et decorum est…

“史洛库恩将军号”悲剧呢？有很多种解释，其中几种算是相当合理的了，但是，阴谋破坏的说法也不无道理。有人故意纵火，酿成这起惨案。

征兵暴动。看起来是一起偶发事件，众多因素交织在一块儿，社会、政治、经济现况脱序，擦枪走火，意外引起。但有没有可能：环境只是整起事件的框架，让木料、易燃品堆在一块儿，而煽风点火的却是有心人士呢？历史书上提到邻里之间有人煽动流氓混混，情势才逐渐失控。但有没有可能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控制情势呢？可不可能唯一的目的就是制造暴乱呢？

他现在看清楚了：一连串的男人（还有女人，谁说历史单靠男人驱动？）不是出卖灵魂，而是彻底地舍得牺牲，把自己引向全然的毁灭，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为还未诞生的一代，清除污秽，建立美好的将来。

难道所有人都是满腔热血，才踏上不归路吗？可能不是，但肯定也有这样的烈士。他绝对不是第一个自知身负使命的先知，相信自己有非实现不可的理想，不管他会因此付出多少代价。

在回家的路上，他捡了一份别人不要的报纸。一个疯子驾驶偷来的车辆，以极速开上第七大道，闯红灯冲撞前面的车辆，追逐行人，肆无忌惮，刻意制造大量伤亡。然后，他露了一手驾车绝技，躲避警察的追逐，开上第八大道，照样朝着无辜的路人冲过去。最后，被警方层层包围，只得束手就擒。被捕的嫌犯态度异常冷静，告诉警方，他把车辆当做杀人工具的理由，只是他一时气愤，但始终没说清楚，他到底在气什么。

他还记得他吞下整瓶药丸，躺在妻子身边等死的过程。他下定决心加入她的牺牲，但，很失望地发现，他竟然重回人间。他想，也许他在这里还有未竟的事业，这让他好过起来。

现在，他终于知道那句话怎么讲了。

Dulce et decorum est…pro patria mori.

看吧，他果然想起来了。

晚春三月，距离他在世贸原址把妻子骨灰撒向下曼哈顿的那时候，一晃也半年多了。他搭上三号地铁，前往布朗克斯，在东一百六十街下车，往北走，再转西，朝科得威尔街一栋废弃建筑物前进。这是他几个星期前发现的，过去几天，他几乎天天来这里报到。建筑物的窗户已经钉上木板，门口的铁皮已经被撬开，左边的角落容得下一个人爬进去，于是，这里成为街友——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是找个隐秘处所吸毒的瘾君子——的天堂。他们觉得待在这个破地方总比露宿街头好些。

他买好了六罐煤油。他在曼哈顿找了几家店，一次买一瓶，免得招惹疑心，然后放进他太太生前使用的帆布购物袋。这是孩子送给母亲的礼物，两边都印了“滑稽”（GOOCHEE）。买下这玩意儿的人——他的儿子，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他儿子还不到十二岁——告诉她，他知道她想要的其实是古奇（Gucci）包包。

他们笑得多开心啊，他太太爱死这个袋子了，一用就是好多年，舍不得丢。

他非常希望有人，不管是居民还是警察，发现他形迹可疑，在不该他出没的地方活动。他无动于衷，就算是警察马上采取行动抓人，他也不在乎。可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根本没有人注意他。

也许他已经死了，他想。也许他已经变成鬼魂，所以，大家不注意他、看不见他。

不，不对，他买煤油的时候，递钱过去，对方还会找零，把煤油装好给他。

他掀起铁皮，爬了进去，把煤油洒在底层的每一个房间。六罐都倒光了之后，他顺手划一根火柴，点火，离开现场。

走了好一段路，他才想起他的“滑稽”帆布袋。他放在现场，忘了带出来。没关系，大火会把它吞噬，了无痕迹，无从追查。他继续走。

在电影里，火场会发出烈焰燃烧的声音，爆炸、火光冲天，一发不可收拾，会把在街头狂奔的纵火犯震倒在地上，但，现在一点异样都没有。他走过一条街，回头看看，建筑还是原来的样子，跟他刚刚走进去的时候差不多。看来，当场被逮捕，壮烈牺牲的机会已经不大了。

他在街角转弯，又走了一条街，再转弯，就这么一直走，直到瞧见一家挂着西班牙文招牌的小餐馆。这餐馆简陋得可以，里面连餐桌都没有，只有一个塑胶柜台，八张没有靠背的长脚凳。

他挑一张凳子坐下。菜单挂在墙上，是一面黑板，用粉笔潦草地写了几道菜名，有几道已经被擦掉了。就算他识得几个西班牙文，写成这样，他也认不出来。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妇人以为他不会讲西班牙文，于是用口音重得几乎听不懂的英文问他要吃什么。他看看右边两张凳子之外的客人，指着他吃的东西。

“Arroz con pollo，”那妇人道，“鸡肉饭。你要鸡肉饭吗？”

他点点头。食物端上来，除了有些辣以外，倒还满可口的。他并不饿，他最近不怎么饿。食物放在眼前，才想起他早餐之后，一直没吃没喝。他好渴。水的拉丁文是aqua，西班牙文该怎么说？是agua吗？还是，他做个仰头干杯的姿势，向她讨杯水？

他想得入神的时候，妇人倒了杯水放在他的面前。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听到救火车的警笛声。他非常确定不是救护车，因为声音接二连三，乱成一团。他在盘子底下塞了十块钱，不等找钱，就走了出来。他已经失去方向感，忘了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只得朝警笛声的方向前进。

建筑毕竟是烧起来了。他没看到火焰，倒是有很多黑烟，消防队员忙进忙出，拼命抢救。外围围了一堆看热闹的闲人，他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却担心他们会看破他的心思，发现他就是纵火者，于是，转身朝地铁站走去，回家。

这则新闻上了报纸，死了两个人——一个年轻人睡得迷迷糊糊的，应该是嗑了药，不及逃生；另外一位是年轻英勇的救火员，今年不过三十二岁，有三个孩子，家住皇后区桑尼赛。两个人的死因都是吸入性呛伤。

他哀悼死者，尊崇他们的牺牲。

布朗克斯大火之后一天，他重新思考他的生活，赎回股票与共同基金，把所有的钱放进活储户头。他最值钱的财产是那间公寓，但是目前看来，要让合作社同意买家的购买申请实在麻烦得无力应付。反正他也不需要什么钱，是不是？一点钱去租房子，一点钱去买吃的。

他决定不再回家，租个储物小间，用个纸箱子，一次一点地把东西搬过去，最后拎个手提箱，飘然而去。迟早，他想，他会因为积欠管理费，迫使管理委员会采取法律行动，失去公寓的所有权，但他永远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就算有，他也不在乎。

接下来，他在皇后中村的两户连栋公寓放了一把火（无人伤亡，也没造成什么损失），侵入民宅，杀了三个人，或者说，奉献三件牺牲品。最近一个，是查尔斯街的玛丽琳·费雪。有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行动没有意义。个别的牺牲要怎么治愈这个城市的伤口？如果只在干涸见底的水库倒进一桶水的话。

然后他看到杰利·潘科，认出他来，决定用他建立杀人模式。

现在，他从女孩的尸体旁站起来，把门打开一条缝，伸出头去，说，“哪位可以过来帮帮忙？这里出状况了。”——“这位小姐叫什么名字？”——“克拉拉好像不舒服。”

年纪大的那个，老鸨，过来了，她看到克拉拉躺在地上，胸膛插了一把凿子，抬头看看他，全身赤裸，朝她逼近。她张开嘴，正想尖叫，但还没出声，榔头已经砸到她的身上。他的力道用偏了，但还是把她打得双膝跪倒在地。她的手掌屈成爪状，拼着最后几分力气往外爬，额头鲜血直往下滴，掉进眼睛，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再度重击，把她的头颅砸得粉碎。

他没有时间检查她断气了没有，赶紧推门出去，黛博拉正跑向电话，却被矮脚凳绊倒了，她连忙站起，抓起电话，他却已经从后面赶上。他一挥榔头，砸到她的右肩，她抛下电话，痛苦哀嚎，他回手又是一锤，正中她的鼻梁。她往前爬，老人的榔头像雨点一样，无情地打在她的头上，直到她的五官粉碎，面目全非。

他心跳得很厉害，好不容易才喘过气，站起来，只觉天旋地转，平衡感完全消失，然后膝盖一软，眼前一黑。

他终于醒了过来，看看时间，发现他起码昏过去半小时。他跌在黛博拉旁边，浑身都是血。他一定在屋里留下很多指纹，还有她在第一击跟第二击之间的哀嚎，可能也惊动了邻居，加上重击的声音，说不定已经有人报警。

他应该在警笛与强烈的灯光照射下醒来，但是在他的身边却是一片寂静与死亡。

他找到浴室，洗了澡，用了沐浴露与草本洗发精。他在黛博拉身边取回铁锤，从克拉拉的胸膛上拔出凿子，放在水槽里冲干净，收进手提箱里。他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领带，直到满意为止。

他的手伸进口袋，取出那个小小的玉兔。打从他在玛丽琳·费雪房中拿来这只玉兔之后，这小玩意儿，片刻都没有离开过他。他走到克拉拉身边，跪了下来，把小兔子放在她的胸膛上，掩住那个因为凿子拔出来所留下的小小伤口。

这只小兔子是干什么的？

他拿块毛巾，在屋子里兜了一圈，把他记忆里曾经碰过，或是可能碰过的地方擦一遍。但他碰过那只兔子，不是吗？他把兔子拿起来，擦干净，确定他还舍不得跟它分手，于是把玉兔放进口袋，不再遮掩克拉拉的伤口。

可怜的女孩……

他把毛巾盖在手上，握住门把，开门之后，往后一扔，关门走人。他一路走回旅馆，手提箱里面的工具，一次一件，丢在分离的排水沟内。他并没有动用过箱子里面的大螺丝起子，但还是扔了。最后，把手提箱直直地塞进垃圾筒，说不定有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