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试了加里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也没有答录机。早餐后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我出去散了老半天步，回旅馆又试了第三次。我把电视打开，可是所有节目不是经济学家在谈贸易赤字，就是福音节目在谈末日审判。我把电视关掉，然后电话响了起来。

是薇拉。“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的，”她说，“可是我想先确定自己还能活下去。”

“今天早上很难受吧？”

“老天，我昨天晚上很离谱吧？”

“没那么糟。”

“你怎么说都没关系，而且我也不能证明你是错的。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怎么样了。”

“呃，后来你有一点意识不清。”

“我记得在巴黎绿喝了第二杯白兰地，我记得当时还告诉自己，不必因为酒是免费的就非喝不可。那个经理招待了我们一杯饮料，是吧？”

“是这样没错。”

“搞不好他在里头放了砒霜。我简直希望他真的放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我是怎么回家的？”

“走回去的。”

“我变得很讨人厌吗？”

“别担心那个了，”我说，“当时你喝醉了，而且失去记忆。你没有吐，也没有打人，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确定吗？”

“确定。”

“我恨我自己失去记忆，我恨我自己失去控制。”

“我知道。”

我以前一直很喜欢星期天下午在苏荷区的一个戒酒聚会，可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了。以前我会和简共度星期六，我们会一起逛画廊，出去吃晚餐，然后我在她那儿过夜，次日早上，她会做一顿丰盛的早午餐。我们四处走走，逛逛街，时间一到，我们就一起去参加那个戒酒聚会。

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也没再去过那个聚会。

我搭地铁到市中心，在春日街和西百老汇大道逛了一大堆商店。苏荷区大部分的画廊星期天都没开门，不过有几家照常开放，有个展览我喜欢，是写实风景画，全都是中央公园。大部分画都只有车、树和公园长椅，背景里没有模糊的建筑物，然而无论画面表现得多么宁静、多么绿意盎然，你还是看得出明显的城市环境。这位画家不知怎地能把城市顽强的能量渗透到那些油画里，我永远猜不透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到了聚会的地方，简在那儿。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见证上头。到了休息时间，我坐到她旁边的位子。

“真滑稽”，她说，“我今天早上才想到你。”

“我昨天差点打电话给你。”

“哦？”

“想问你要不要去谢伊球场。”

“真有趣，我看了那场比赛。”

“你去球场了？”

“看电视转播。你真的差点打电话给我？”

“其实我打了。”

“什么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家。”

“响两声我就挂断了。”

“我记得那通电话，我还在奇怪谁打来的，事实上——”

“你猜到可能会是我？”

“嗯，那个念头掠过我心里，”她眼睛盯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我想我不会去的。”

“去看球？”

她点点头，“不过很难说，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你。你会怎么说？我又会怎么答？”

“聚会后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

她看着我，然后目光避开。“喔，我不知道，马修，”她说，“我不知道。”

我刚开始说话，主席拿着一个玻璃烟灰缸敲敲桌子，表示聚会要重新开始了，我回到原来的座位。聚会最后，我举手，被叫到后，我说，“我名叫马修，我是个酒鬼。过去两个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喝酒的人在一起。有些是因为职业需要，有些是社交需要，至于哪个是哪个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了。前几天晚上我在一个酒吧里花了一两个小时，和一个人闲聊，就跟以前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我喝的是可乐。”

我又讲了一两分钟，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有人又举手被叫到，谈起她住的那栋建筑要变成合作公寓了，她不知道自己能否买得起她所住的那户公寓。

祈祷完，我们把椅子放回角落堆起来，然后我问简要不要去喝咖啡。“我们几个人要去街角一家店，”她说，“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

“这样不太好吧。”

我说我陪她走到那儿，我们可以在路上谈。可是走到外头下了阶梯，我又想不起原先想跟她讲什么，于是我们静静地走了一段路。

“我想念你。”我在心里说了几回，最后我终于大声说出来。

“是吗？有时我也会想念你，有时我会想到我们两个，觉得很伤心。”

“是啊。”

“你跟别人交往吗？”

“一直没兴趣，一直到大概上个星期。”

“然后呢？”

“我陷进去了。不是刻意的，我想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

“她没参加戒酒吗？”

“很难。”

“意思是，她应该参加喽？”

“我不知道谁该参加。反正不重要，反正我们也不会有结果。”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我会害怕花很多时间跟一个喝酒的人在一起。”

“这样的害怕或许是健康的。”

“你认识汤姆吗？”我试图搜寻回忆，她一直在跟我描述一个市中心匿名戒酒协会的长期会员，我却始终想不起来。

“总之，”她说，“他戒酒二十二年了，一直参加聚会，当一大堆人的辅导员，诸如此类的。结果他去巴黎度假三个星期，有天走在街上，和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女孩聊起天来，她说：‘想不想喝杯葡萄酒？’”

“他怎么说？”

“他说：‘有何不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戒了二十二年，参加过天知道几千次聚会。‘有何不可？’”

“他后来恢复戒酒了吗？”

“好像办不到。他戒了两三天，然后又出去喝酒。他现在看起来很可怕，他也醉不了多久，因为他的身体经不起这样喝。两三天后，他就进了医院。可是他没办法戒掉，后来他来参加聚会，我根本不敢看他，我想他搞不好快死了。”

“潮流最前端。”我说。

“什么意思？”

“只是某个人说过的某件事。”

我们转到街角，到了她和朋友约好要碰面的咖啡店。她说：“你不进来一起喝杯咖啡吗？”我说不要了，她也没有试图说服我。

我说：“我希望——”

“我知道，”她说，她伸手握住我的手。“事实上，”她说，“我想我们将来或许能相处得更轻松一些，但是现在太快了。”

“显然如此。”

“那一段太伤心了，”她说，“伤害太深了。”

她转身走进咖啡店。我站在那儿，看她进门。然后开始散步，没留意我往哪儿走，也不在乎去哪儿。

我一从沉湎的情绪中回过神来，就立刻找了个公共电话打给加里，没人接电话。我搭了地铁往上城，走到巴黎绿，发现他在吧台后面。吧台是空的，不过旁边有几桌客人在吃迟来的早午餐。我看着他调了两杯血腥玛丽，然后又在两个郁金香形的高脚杯里，加了一半柳橙汁和一半香槟。

“这是‘含羞草’”他告诉我，“完全不配，加起来的味道不如分开喝。要我的话，要么就喝柳橙汁，要么就喝香槟，可是不要两样加在同一个杯子里。”他拿出一块抹布擦擦我前面的吧台。“喝什么？”

“有没有咖啡？”他叫了一个招待送杯咖啡到吧台来，然后凑近我，“布赖斯说你在找我。”

“那是昨天晚上。之后我还打过几次电话去你家。”

“噢，”他说，“昨天晚上千万别打来。感谢上帝，这世界上还有女人愿意把一个可怜的酒保当成浪漫偷情的对象。”他胡子后面的嘴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如果你找到我的话，你会说什么？”

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听着，点点头。“没问题，”他说，“我可以去做。不过，我今天的班是到晚上八点，还有好久，可是现在找不到代班的人。除非——”

“除非怎样？”

“你要不要客串酒保？”

“不了，”我说，“我八点左右再来找你。”

我回到旅社，试着看接近尾声的美式足球赛，可是坐不住。我出门逛逛，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早餐后就没吃过东西，然后在一个披萨摊子停下来，加了一大堆碎辣椒，希望吃了能让自己振作一点。

离八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我回到巴黎绿，边喝可乐边等加里清点现金和支票办理交班。我们一起走出去，他又问了我了一次那个地方的店名，我告诉了他，他说没听过。“不过我很少去第十大道，”他说，“葛洛根开放屋？听起来像个典型爱尔兰酒吧。”

“差不多。”

我们复习一遍我要他做的事，然后我待在对街，他缓步走向葛洛根的前门，进去。我站在人行道上等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开始担心有什么不对劲，说不定我把他推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换了我自己去会不会更糟。正想到一半，店门推开了，他走出来。他把手插在裤口袋里，慢悠悠地走着，看起来简直快活得不真实。

我配合着他的速度走了半个街区，然后过马路到他那一边。他说：“我认识你吗？暗号是什么？”

“认出什么人了吗？”

“嗯，没问题，”他说，“之前我不确定还能认得他，可是看了一眼我就认出来了，而且他也认得我。”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只是站在我面前等我点酒。我没表示出我认得他。”

“很好。”

“可是，你听我说，他也没表示出他认得我，但我看得出来，他偷偷望向我这边的样子。哈！罪恶感，是这个说法没错吧？”

“一般是这么说。”

“那家小店不错，我喜欢他们的瓷砖地板还有暗色木头，我喝了一瓶竖琴牌麦酒，然后边喝第二瓶，边看两个家伙射飞镖。其中有一个，我敢说他一定大半辈子都在当比萨斜塔，我老想着他快摔到地板上了，可是他没有。”

“我知道你在讲谁。”

“他喝健力士啤酒。那种味道对我来说太重了。我想可以掺点柳丁汁喝。”他打了个寒颤，“不知道在这种地方调出来的会是什么个样子，这儿唯一的调酒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加水，偶尔调杯伏特加掺汤力水。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听到有人点杯含羞草，或者哈维撞墙，或者西克利·迪克利·台克利随便什么的。”

“那是什么鬼？”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又打了个寒颤。我问他在那儿有没有认出其他人。“没有，”他说，“只有那个酒保。”

“他就是你提过以前跟保拉在一起的那个人。”

“他以前看起来跟在葛洛根时不太一样。”他又沉思起来，想象能够在一个简单、诚实的酒吧里工作的欢欣，那儿没有羊齿植物盆景装饰，也没有正经八百的雅痞。“当然啦，”他提醒自己，“那里的小费很少。”

这也提醒了我。我头先已经准备好一张纸钞，这会儿我掏出来，递给他。

他怎么都不肯拿。“你给我的生命带来一点点小刺激，”他说，“我付出了多少？十分钟和两瓶啤酒的代价？有一天我们坐下来，你可以告诉我整件事情的结果，甚至连啤酒都让你请，够公平吧？”

“够公平。可是事情不见得都有结果，有时候就是成了悬案”

“我愿意赌一下。”他说。

我晃荡了十五分钟，然后独自回葛洛根。我没看到米克·巴卢，安迪·巴克利在店后头射飞镖，尼尔站在吧台后。他穿得跟星期五晚上一样，黑红法兰绒衬衫外罩皮背心。

我站在吧台前，点了一杯不加味的苏打水。他端来的时候，我问他巴卢有没有来。“他早些时候来过，”他说，“稍晚可能会来。你要我跟他说你在找他吗？”

我说没关系。

他走到吧台尾端。我喝一两口苏打水，不时朝他那儿看一眼。罪恶感，这是加里的说法，看起来是这样。原先很难确定是他的声音，前两天凌晨打来的那个人哑着嗓子，接近耳语，可是我猜出是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挖出多少，或者根据目前所知道的去做些什么。

我站在那儿一定有个半小时了，他就一直待在吧台尾端。我离开时，那杯苏打水还很满，离杯口不超过半寸。他之前忘了跟我收钱，我也没留小费给他。

祝伊城堡的经理说：“喔，对，尼尔，尼尔·蒂尔曼，没错。他怎么了？”

“他在这里工作过？”

“工作了大概六个月，大概是春天时离开的吧。”

“所以他曾和保拉一起在这儿工作？”

“我想是吧，不过没查过我不敢说。资料在老板办公室，现在锁着。”

“他为什么会离开？”

他犹豫了一下。“这里的人来来去去，”他说，“我们的员工汰换率很惊人。”

“你们为什么会请他走路？”

“我没说是我们开除他的。”

“可是事实如此，不是吗？”

他不自在地说：“我不想谈。”

“他有什么问题？他私生活有问题吗？还是偷吧台的钱？”

“我真的觉得不该谈。如果你明天白天来，或许可以问问老板。可是——”

“他可能是个嫌疑犯，”我说，“可能是一宗杀人案。”

“她死了吗？”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

他眉头紧锁，“我真的什么都不该说的。”

“你的谈话不会列入记录。只是我自己调查而已。”

“信用卡，”他说，“没有确实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肯说。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他伪造顾客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我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怎么动的，不过事情不太对劲。”

“你们开除他的时候怎么跟他说？”

“不是我开除的，是老板。他告诉尼尔，他不适合在这儿工作，尼尔也没有争辩。看起来很像是承认有罪，你不觉得吗？他在这儿做了这么久，不会没有原因就开除他的，可是他没问原因。”

“保拉是怎么被扯进来的？”

“保拉也介入了吗？我不知道她也有份。她是自己要走的，没人开除她，而且我很确定我们开除尼尔后，她还在这儿继续做。如果她曾经和他共事——呃，他们可能共事过，不过不是走得很近，没见过他们在角落说悄悄话之类的，反正我从没想过他们两个在交往。没有人说闲话，我当然也不会刻意去打听。”

接近午夜时，我带着两杯咖啡隔着马路守在葛洛根对面。我找到一个门口坐下来，喝着咖啡，看着对面。我想我在那儿不会太醒目，很多门口都有人，有些站着，有些躺着，我比大部分人都穿得好，不过不是比每一个都好。

比起站在那儿等加里时，现在时间走得快一些。我的心绪漂荡，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十来分钟过去了，我还是牢牢盯着葛洛根的门口。监视时，你必须让自己的思绪漫游，否则会无聊得发疯，可是你又得学着调整自己，这样当你看到上面交代你应该注意的事情时，才能让心绪回到原点。偶尔有人进出葛洛根酒吧，都会把我从白日梦中拖回来，去注意进出的是些什么人。

有几个人同时离开，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又有四五个人走出来。这两批人里头，我唯一认得出的只有安迪·巴克利。第二批人走掉之后，门又关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店里的顶灯都熄了，只剩下昏暗的光影。

我过了街，正对着那儿站着，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不过也靠店门口更近，要躲开就更困难了。看起来尼尔在里面忙，做些关门前该做的事。当门打开时，我往后缩一点，他拖着一个大垃圾袋走到街上，丢进一个绿色的垃圾拖车厢。然后他回到店里，我听到上锁的声音，声音很模糊，不过就算隔着一条街，只要留心还是听得见。

时间又慢吞吞地过去了一点，门又一次打开，他走了出来。他把铁门拉下来锁住。店里依然有模糊的光影，显然那些灯是为了安全起见而整夜开着。

他把所有挂锁都锁上之后，我站起身，准备跟在他后面。如果他招出租车，那我就不跟了；如果他去搭地铁，那我大概也算了；可是我猜他很有可能是住在附近，而他如果是走路回家，要跟踪他就不会太难了。我之前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没查到他的名字，所以想知道他住在哪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带我去。

我不确定找到他住的地方该怎么办。或许要靠耳朵吧。说不定我可以在他公寓门口拦下他，看他会不会说出什么来；说不定我可以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想办法进他公寓里。不过首先，我得跟踪他，看看他住在哪儿。

没想到他哪儿都没去，就站在那儿，跟我一样躲在门口，冷得肩膀缩着，两手圈住嘴哈着气。我没那么冷，不过他只穿了背心和衬衫。

他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就扔了。烟滚到人行道边，拉出几星火花。火熄了之后，第十大道上一辆往上城方向的汽车右转，停在葛洛根门口，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是一辆加长型的银色卡迪拉克。车子的玻璃都是唷的，我看不到开车的人，也不知道里面坐了几个人。

有一会儿我以为会听到枪声大作，我以为枪响之后，车子会飞快开走，然后我会看到尼尔抱着肚子倒在人行道上。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跑到车旁，乘客座旁边的车门打开，他上了车，关上车门。

卡迪拉克开走了，只剩下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