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坐在床上，拿起电话，凑到耳朵边。一个声音近乎耳语地说：“斯卡德吗？”

“你是谁？”

“忘掉那个女孩。”

梦里的确有个女孩，可是那个梦早已经如同阳光下的雪融化殆尽，我怎么样都想不起她的长相。还没搞清楚梦在哪里结束，电话就响了。我说：“什么女孩？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忘掉保拉。你永远找不到她，你不可能带她回来。”

“从哪里带回来？她怎么了？”

“别再找她，别再到处发她的照片。忘掉整件事情。”

“你是谁？”

我听到一声咔嗒。我又喂了几声，可是徒劳无功，他挂断了。

我扭开床头灯，找我的表。差十五分钟就五点了，我关灯时已经两点多，所以大概睡了不到三小时。我坐在床边，在心里又想了一遍我们的对话，试着找出话里的含义，并努力回忆那个声音。我觉得以前听过那个声音，可是却想不起是在哪里。

我到浴室，看着洗手台上头镜子里的自己。过去的种种往事在后头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我扭开热水，在莲蓬头下面站了良久，然后出来，用毛巾擦干，回到床上。

“你永远找不到她。你不可能带她回来。”

现在太晚了，或者该说太早，找不到人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我认识的人里头，唯一可能还没睡的是米克·巴卢，可是他现在大概已经醉得差不多了，而且我也没有他的电话。何况，我该跟他讲什么？

“忘掉那个女孩。”

我梦到的是保拉吗？我闭上眼睛，试图勾勒出她的影像。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十点了，阳光亮眼。我起床穿衣服穿到一半，想起那个电话，一开始还不太确定整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我冲澡后用过的毛巾扔在椅子上，还有点湿，提供了具体的证据。我不是在作梦，有人打电话给我，逼我退出这个我已经放弃得差不多的案子。

我正在绑鞋带时，电话又响了起来。我警戒地喂了一声，然后听到薇拉说：“马修吗？”

“喔，嗨。”我说。

“我吵醒你了吗？听起来声音不像你。”

“我刚才有点戒备。”

“你说什么？”

“我半夜被一个电话吵醒，叫我停止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刚才电话响起时，我还以为是同一个人打来的。”

“之前不是我打的。”

“我知道，那是个男的。”

“不过我承认我昨天晚上在想你，我以为会见到你。”

“我有点事情，忙到很晚，整夜有一半时间去参加一个戒酒聚会，剩下的泡在一家酒馆里。”

“很不错的平衡。”

“是吗？离开酒馆后，要打电话又太晚了。”

“你查到困扰埃迪的事情了吗？”

“没有，不过突然间，另一个案子又起死回生了。”

“另一个案子？你是指保拉？”

“对。”

“只因为有人打电话叫你放弃？那就给了你一个重新拾起这个案子的理由吗？”

“那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已。”

德金说：“老天，米克·巴卢，那个‘屠夫小子’。他是怎么扯进来的？”

“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跟他泡了一两个小时。”

“真的？你这阵子真是改变太多了。你做了些什么，找他出来共进晚餐，看他用两只手吃饭？”

“我们在一个叫葛洛根的酒吧。”

“离这里几个街区而已，对吧？我知道那个酒吧，是个黑帮小酒馆，据说是他开的。”

“我想也是。”

“不过当然表面上他不能开，因为州政府不喜欢让重罪前科犯登记酒吧执照，所以一定要找个人出头。你们两个做了些什么，玩扑克牌？”

“喝东西和撒谎。他喝爱尔兰威士忌。”

“你喝咖啡。”

“可乐，他们没有咖啡。”

“那种猪窝，他们还有可乐算你走运了。他跟波莉有什么关系？不是波莉，保拉，他和她有什么关联？”

“我不确定，”我说，“不过他看到保拉的相片时，表情微微一震，然后几个小时后，有人打电话吵醒我，叫我放弃这个案子。”

“巴卢打的？”

“不，不是他的声音。我不知道是谁，猜到几个可能的人选，不过都不确定。乔，告诉我关于巴卢的事情。”

“讲什么？”

“据你所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他是个禽兽，我知道他属于他妈的监狱。”

“那为什么他没被关进去昵？”

“最坏的坏蛋永远能逃脱，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钉牢他们。你连个证人都找不到，就算找到了他也得了健忘症，不然就是失踪，他们失踪的方式很可笑。你听过那个故事吗？巴卢带着一个家伙的脑袋在城里到处招摇？”

“我知道那个故事。”

“那个人头或尸体从来没被找到过。不见了，没有线索，结束。”

“他怎么赚钱？”

“不会是开酒吧。刚开始他帮一些意大利人办事，他块头大得像一栋房子似的，而且他一向是个凶悍的混蛋，他也喜欢这种工作。那些西区地狱厨房出身的凶悍爱尔兰人，向来都是去替人当打手。我猜巴卢这方面很行。比方说你跟一个放高利贷的借钱，结果拖了几个星期没还，这个大块头就会穿件沾血的围裙走向你，手上挥舞着屠刀。你该怎么办？告诉他下星期再来，还是会拿现金出来给他？”

“你说他曾经是重罪前科犯，到底是什么罪名？”

“伤害。那是很久以前了，我想他还不到二十岁吧。我非常确定他只被逮过这一次，我可以找找资料。”

“这不重要。他一直就在当打手吗？”

他身子往后靠。“我不认为他现在还会去替人当打手，”他说，“你打电话给他，吿诉他因为如何如何所以要打断某人的腿，我不认为巴卢会抄起一根大铁棒自己去办。不过他可能会派个人。他还做了些什么事？我想他从街上弄了点钱，赚点小外快。很多酒吧他也都有投资，不过这些听说来的狗屎永远不知道该信哪个。他的名字跟一大堆事情有关系，比如抢劫运钞车，几桩持枪抢劫。你记不记得几年前，五个持枪的蒙面客抢走威尔斯·法戈银行三百万？”

“不是逮到一个涉案的人吗？”

“对，可是还没等到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意外死了。然后他老婆也死了，他这边儿还有个女朋友也有关系，你永远猜不到她怎么了。”

“死了吗？”

“失踪了。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失踪了，另外有两个，出现在肯尼迪机场外头停车场的汽车行李箱里。我们听说过谁谁谁是抢劫威尔斯·法戈银行的蒙面客，不过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就接到通知，说他在肯尼迪机场自己那辆雪佛兰车的后行李箱被发现。”

“那巴卢——”

“应该是主谋，不过只是传说，没人敢大声讲出来，因为你最后可能跟你的朋友亲戚一起死在机场的停车场。但据说，整件事情是巴卢设计运作的，而且他可能独吞了那三百万，因为没有一个活人分到。”

“他跟贩毒有关吗？”

“我没听说过。”

“卖淫呢？他是人口贩子吗？”

“那不是他的作风。”他打了个呵欠，用手梳了梳头发。“还有个家伙也叫‘屠夫’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混混。”

“‘屠夫’多姆。”

“就是那个。”

“姓本森赫斯特。”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卡罗帮的人。大家叫他‘屠夫’是因为他干过几桩灭口的工作，他就是这么赚钱的，叫多米尼克什么的，我忘了姓什么，是个意大利的姓。”

“真的？”

“两年前被开枪打死了，就在他工作的地方。表面上说自然死亡，其实是——大家叫他屠夫是因为他灭口的工作，可是他一样是个残忍的混蛋。曾经有个故事：有几个小孩去抢教堂，他活剥了他们的皮。”

“教他们要尊敬圣殿。”

“是啊，他一定是个信仰虔诚的人。马修，我的结论就是，要是你碰到一个绰号叫‘屠夫’，或‘屠夫小子’或操他妈什么的人，那就是个该关进笼子里的禽兽，是个吃生肉当早餐的家伙。”

“我明白。”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会找出我所能找到最大的枪，立刻跑去朝着他声脑勺开枪。要不然，我就他妈的离他远一点。”

大都会队回到纽约主场跟匹兹堡海盗队打周末三连战，昨天晚上赢了，而且看起来战绩遥遥领先。我打电话给薇拉，可是她家里有些杂事要做，她对棒球也没有迷到要放下一切跑去看球的地步。吉姆·费伯在他的店里，答应六点前要赶东西给一个客户。我翻着我的电话本子，又打电话给两个在圣保罗认识的朋友，可是一个不在家，另外一个没兴趣去谢伊球场看球。

我可以待在家里看电视转播，国家广播公司挑了这场球当他们的本周球赛，可是我不想整天坐在家里。我有事情却不能去办，有些得等到天黑，有些得等过完星期天，而且我想出门去别的地方，而不是坐在家里看表。我努力想着可以找谁去看球，却只能想到两个人。

第一个是巴卢。我怎么会想到他，真是可笑。我没有他的电话，就算有也不会打，他或许不喜欢棒球，就算他喜欢，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两个坐在球场，吃着热狗，对着裁判的判决大嘘特嘘。这只不过显示我们两个度过前一晚之后，让我对两人之间的交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幻想，才会立刻想到他。

另一个人是简·基恩。我不用査她的电话号码，拨了号之后响两声，在她本人或答录机接电话之前，我就挂断了。我搭地铁到时代广场，转了法拉盛线直达谢伊球场。门票卖光了，不过有一堆小孩站在门口卖黄牛票。奥贺达投出了三只安打，他的队友帮他得了几分。天气如常。新人杰弗里五个打出四支苯打，包括一支二垒安打和一支全垒打，而且在左外野还截杀了一个凡·斯莱克所击出的飞得很低的平飞球，让奥贺达保持完封战果。

坐我右边那家伙说，他曾在威利·梅斯的新人球季去马球球场看过他打球，至今说起来还很激动。他也是一个人来看球，九局从头到尾一直讲个不停，不过总比坐在家里看那些永远播不完的广告要好。坐我左边的人则是每局喝一瓶啤酒，一直喝到第七局球场小卖铺不卖为止。他在第四局多喝了一瓶，补偿他泼在他鞋子和我鞋子上的那半瓶。坐在那儿闻着啤酒味很烦，不过我提醒自己，我有个平常身上不是苏格兰威士忌就是啤酒味的女朋友，而且我前一天晚上自愿跑到一个黑帮酒吧去闻走味的啤酒，还在那儿待了挺久的。所以如果我的邻座看到主场球队得分而喝点啤酒，我实在没有理由生气。

我自己吃了两个热狗，喝了一瓶沙土，开场唱国歌和第七局伸懒腰时都站起来，而且当奥贺达以一个很低的外角曲球让海盗队最后一个打者挥棒落空时，我也振臂欢呼。“他们在季后赛会横扫道奇队，”我的新朋友跟我保证，“不过碰上奥克兰就很难讲了。”

我稍早和薇拉约了吃晚饭。我回旅社刮胡子换衣服，然后去她那儿。她又把头发编起来了，盘在头顶，像个皇冠，我告诉她看起来很漂亮。

她厨房里还是放着那瓶花，花已经开尽了，有几朵花都已凋谢。我告诉她，她说她想把花再多留一天。“把它们扔掉好像很残忍。”她说。

我吻她的时候，尝到她嘴里的酒味，我们在决定要去哪儿的时候，她喝了点苏格兰威士忌。我们两个都想吃肉，所以我建议去石瓦，那是在第十大道的一家牛排馆，中城北区和约翰杰伊学院的很多警察都去那儿。

我们走着去那儿，坐在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子旁。我没看到认识的人，不过有几张面孔好像有点印象，而且餐厅里的每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像在值勤。如果有人笨到要来抢这个地方，一定会被一堆带左轮手枪的人包围，我想这里至少有一半的顾客带枪。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薇拉，她开始计算我们在双方交火时被射中的机率。“换作几年前，”她说，“我就不会坐在这种地方。”

“因为怕被流弹射中？”

“因为怕被故意射中。到现在我还很难相信，自己居然跟一个当过警察的人约会。”

“你跟警察有过很多不愉快吗？”

“这个嘛，我掉了两颗牙齿，”她说，指指那两颗在芝加哥被打掉而换过的上门牙。“而且我们老是跟警察起冲突。我们被当成间谍组织，而我们老认为组织里有联邦调査局的人混进来。此外，我数不清有多少次，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跑来盘査我，或者去找我的邻居长谈。”

“那一定活得很痛苦。”

“根本就疯掉了，可是离开组织又让我痛苦得要死。”

“他们不让你走？”

“不，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这么多年来，进步共产党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离开它，就好像承认那些年都浪费掉了。而且我第一个就会怀疑自己，我会觉得进步共产党是对的，我只是想逃避，就此失去改变世界的机会。你会一直想一直想，那是一个看到你自己成为重要一分子的机会，你将会站在新历史的最前端。”

我们悠闲地吃着晚餐，她点了牛排和烤马铃薯，我点了综合烤肉，我们还分享了一份凯撒沙拉。她一开始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喝红酒佐餐，我点了杯咖啡，又续杯。她叫咖啡的时候要求一小杯阿玛涅白兰地配酒，女招待去问了吧台说没有，于是她改成干邑白兰地。想必不会太糟，因为她喝完又点了一杯。

账单上的数字有点吓人，她要各付各的，我没有太努力劝她打消念头。“其实，”她看着账单上的细目，“我应该付三分之二左右，甚至更多，我喝了好多酒，而你只喝了一杯咖啡。”

“算了吧。”

“我的主菜也比你的贵。”

我叫她别再争了，然后我们平分了餐费和小费。出了餐厅，她想散步清醒一下。时间很晚了，街上乞丐不多，不过还是有几个。我给出去几块钱。那个罩着披肩眼神狂野的女人也拿到了一块。她手里还抱着婴儿，不过没看到她的其他孩子，我尽量不去想那些孩子哪儿去了。

我们往市中心走了几个街区，我问薇拉是否介意在巴黎绿停一下。她看着我，开起玩笑来。“对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她说，“你实在逛了不少酒馆。”

“我想找个人谈点事情。”

我们穿过第九大道，走进巴黎绿，在吧台坐下。那个有鸟巢大胡子的酒保不在，当班的人我不认得。他很年轻，一头茂密的鬈发，神情有点恍惚。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联络其他酒保，我走进去找经理，跟他形容我想找的那个酒保。

“那是加里，”他说，“他今天晚上休假。明天再来，我想他明天晚上值班。”

我问他有没有加里的电话号码，他说他不能给。我又问他可否替我打个电话给加里，看他愿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我真的没时间做这些事，”他说，“我在这里忙着经营餐厅。”

要是我还有警徽的话，他就会乖乖给我电话号码。如果我是米克·巴卢，我就带两个朋友回来，让他看看我们怎么把他餐厅的桌子椅子扔到街上。还有一个方法，我可以给他五块十块补偿他损失的时间，可是我不喜欢这样。我说：“帮我打那个电话。”

“我刚才说过——”

“我知道你刚才说过些什么，要不你就帮我打电话，要不你就把那个操他妈的电话号码给我。”

要是他拒绝的话，我真不知自己下一步怎么办，不过我的声音或表情一定让他改变心意了。他说：“等一下。”然后走到后头去，我走到薇拉旁边，她正在喝白兰地，她问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我说一切都没问题。

那个经理再度出现的时候，我走过去。“电话没人接，”他说，“这是电话号码，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打打看。”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纸条，“干嘛不信呢？我当然相信。”

他看看我，眼神警戒着。

“对不起，”我说，“我有点过分了，我道歉。这两天不太好受。”

他挥挥手走开。“嘿，没什么，”他说，“别在意。”

“这个城市。”我说，好像这样就可以解释一切。他点点头，好像的确如此。

后来他请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从彼此敌意的紧张气氛中一起解脱出来，好像忘记当初的对立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其实并不想再喝一瓶沛绿雅矿泉水，可是薇拉又趁机喝起另一杯白兰地了。

我们刚走到外头，新鲜空气一吹，几乎让她当场倒下。她抓住我的手臂保持平衡。“我感觉得到最后那杯白兰地的酒力。”她宣布。

“别开玩笑了。”

“你什么意思？”

“没事。”

她挣脱我，鼻翼闪动着，脸色一沉。“我好得很，”她说，“我自己可以走回家。”

“放轻松，薇拉。”

“不要叫我放轻松，‘吾比汝圣洁’先生，戒酒先生。”

她大步走下街道，我跟上去，什么都没说。

“对不起。”

“没什么。”

“你没生气？”

“没有，当然没有。”

回家的路上，她没再说些什么。到了她的公寓，她抓房桌上那把枯萎的花，然后在地板上与花共舞。她低低哼着歌，可是我听不出音调，转了几圈后，她停下来开始哭。我把那束花从她手上拿开，放回桌上，我抱着她，她仍在抽泣。哭泣停止后，我放开她，她往后头走，开始脱衣服，然后把脱下来的衣服都扔在地板上。她脱得一干二净，然后直接走到床边躺下来。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不要离开我。”

我待到确定她已经沉睡，然后出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