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窗前观察天气是否会有改变。外面阳光普照，感觉清冷，我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凡登大厦公园路边的板凳上有样东西吸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弯腰伸手够向一块石头。我走下楼，但没有左转去乘地铁，我过街走向那个一头白发的清瘦的黑人。他手上拿着一份《纽约时报》，打开到棋局专栏的那页，一边用他自己的棋盘和棋子解答。

“你今天穿得真整齐，”他说，“我喜欢你的领带。”

我谢了他。我说：“巴里，今天下午他们给乔治举行告别式，我要去布鲁克林走一趟。”

“是吗？”

“他弟弟打电话告诉我的。只有家里人，不过他说欢迎我去。”

“今天的天气正适合，”他说，“没下雨。”

“也欢迎你去。”

“去参加丧礼？”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

他打量着我，看了好一阵子。“不，”他说，“我不想去。”

“如果你觉得你会格格不入，”我说，“嗯，天哪，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说对了，”他说，“我们两人都是同样肤色，穿着也一样。”

“哦，别这么说。”

“其实，”他说，“不论我是不是能跟他们合得来都无所谓。我不想去。你回来后告诉我就行了，如何？”

我坐上D线地铁。他们在诺斯兰德大道上的殡仪馆举行告别式，去的人将近有五十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汤姆及其太太，他姐姐，他们的亲戚，邻居，还有戒酒协会里的朋友。大部分是白人，几乎都打了领带，但也有几个黑色的面孔，有几个没穿西装的。巴里来的话，并不会显得有多突出。

棺材已经合上盖子了，仪式也很简单。主持告别式的牧师并不认识乔治，他谈到死亡是从身心束缚中得到解放。面纱掉了下来，他说，而盲人又重新看见。他的灵魂高高飞去。

汤姆接在他的后面简短地说了几句。从某一方面来说，他说，我们早已失去了乔治。“但我们还是一直爱着他，”他说，“我们爱他甜蜜的一面。而且我们总是心存一线希望，有一天阴云散去，我们又重新得到他。现在他走了，我们从没有得到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跟我们在一起了，而且他再也不会迷路。”他的声音沙哑，但还是挤出最后几个字，“我爱你，乔治。”他说。

唱了两首赞美诗，一首是《前进吧，基督的士兵》，另一首是《对我忠实》。由一个深色头发长及腰部的肥胖女子一人独唱，她的声音浸满了整个房间。在听第一首诗歌时，我想到乔治穿着他的军用夹克，口袋里装满了弹壳。这个老兵现在已悄然远去。在听第二首时，我记起一张特洛尼奥斯·蒙克的老唱片，同一首歌，另一种唱法，只有八个音符，但回荡幽远。简·基恩有那张唱片。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听了。

告别式过后有车队跟着灵柩直送到皇后区的墓地，不过我没跟去，我坐上地铁回到曼哈顿，发现巴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我坐在他的对面一五一十告诉他乔治的丧礼。他听完之后建议我们下盘棋。

“就下一盘。”我说。

他轻而易举地就赢了我。当我按下我的国王，他建议我们喝一杯来悼念乔治。我给了他五块钱，他拿了一夸脱的麦芽酒和一杯咖啡回来。他喝了好几大口后盖上瓶盖，说：“你看，我从来不去丧礼的。我不信这一套。有什么理由要去？”

“这是说再见的一种方式。”

“我也不信。人来人去，世界就是这样。”

“我想是吧。”

“只是你已经习惯了。乔治来了，而我对他逐渐习惯，习惯他就在附近。现在走了，我也习惯了。如果你有点耐心，你对任何事都可以习惯。”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们终于通知可以领回格伦·霍尔茨曼的遗体。我想如果他的遗孀去要求的话，他们大概就早点做了。我替莉萨打了几个电话，安排人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好像没有真的结束似的，”埃莱娜说，“难道不该有某种仪式？一定有人会去。”

“大概他办公室的人会去，”我说，“但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朋友。对她来说，最好的是一个简短的私人火葬，没有任何仪式。”

“她一定得去吗？你想你该跟她去吗？”

“她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而我从现在开始最好不再插手。”

所以当莉萨去拿她丈夫的骨灰时，我并不在场。但一两天后，当我晚上十点去过一个戒酒聚会后，我又感到坐立不安，我既不能借走路平静下来，也不能靠自己劝说自己按捺下来。于是我拿起电话。“我是马修，”我说，“你想要人陪你吗？”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中城北区分局。乔·德金不在，不过这次我不需要他的帮忙。我找了几个警察，向他们解释我代表霍尔茨曼的遗孀而来，他们还来的霍尔茨曼私人物品并不全。“她从来没有拿回他的钥匙，”我说，“他一定带着他的钥匙，而她从没有拿到。”

没有人搞得清楚。“呸，狗屁，”一个警察说，“叫她换把锁。”

我在曼哈顿刑事组及中央验收处又碰到同样的情形。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打搅那些有更重要事情要做的人。但接近黄昏时我口袋里装着一把钥匙走出了警察局。要证明它们是霍尔茨曼的钥匙并不难——有一把开了他们公寓的门。要选出他保险箱的钥匙也很容易，而且我银行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有个图表，能帮助我们查出那个保险箱在哪个银行的哪个分行。

德鲁·卡普兰得到官方许可开那个保险箱，他和莉萨一起去的，同时陪一旁的还有甩不掉的国税局人员。我猜每个人都在期望看到现钞及南非的大块金币，但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让人心跳加速。出生证明，结婚证明，不明人士的小照，格伦学生时代的照片。

“那个从国税局来的讨厌鬼无法忍受这种事，”德鲁告诉我，“如果他没什么东西，他干吗要搞个保险箱？而且何不租个最小的？他说一定曾经有别的东西在里面，显然是以为我们先开了箱拿了现钞，然后才通知政府的。我建议他去查银行的记录，证实自从保险箱所有人死了之后，并没有人碰过这个保险箱。其实他早就知道了，这个可恶的杂种，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政府一定是被骗了。”

“政府被骗了是没错。”

“我也会这样说，”他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她在柜子里发现的钱原来是放在保险箱里的。根据记录，死前一个星期他曾经去过那里。我想他拿出了钱，放进铝盒藏到衣柜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可能急需现钞。”

“这是一个可能。也可能有现金交易，或他希望他有办法带着钱跑。我还想到一点是他说不定有预感。”

“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猜想，”我说，“他感觉到他可能有危险，而他想确定她能拿到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险箱里没有任何会引人尴尬的东西。他早已想过国税局的人会从他的寡妇肩膀后面探头探脑。”

“而且我们知道自从他告密了他的阿尔舅舅后，他对国税局再熟悉不过。”

“我们又知道他很喜欢她，”我说，“因为他选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作为号码锁的密码。”

“我不知道这点。”

“五一一，”我说，“五月十一号。”

“很亲密。”他说，“你能找到钥匙也不容易。”

“哦，它们迟早会出现的。”

“我可不敢打赌，”他说，“如果你想藏到一个永远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跑到警局的仓库四仰八叉睡在架子上，保准没人找得到你。他们有彼得·斯特伊弗桑特的木腿，你也可以拿特威德的钱包当枕头。”

应该到此结束了。

我做了我被雇用该做的事。我没有发现是谁扣的扳机，但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被雇来保护莉萨·霍尔茨曼的财务利益，看起来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最后一件替她做的事是陪她再度前往德鲁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拿回藏钱的盒子。我们坐出租车到曼哈顿，在第二大道的一家银行，她仍保留以她婚前姓名开的户头。她租了一个保险箱，把钱放了进去。如有必要，这些钱可以永远留在那里，或是等一天有人找到一个好办法来洗钱。

我付出的时间得到优厚的报酬，但我曾做更少的事而赚更多钱，所以我从不觉得我收费过高。

不论如何，有得有失。在我帮莉萨藏好她的钱后一个星期左右，我替一个在切尔西贫民公寓的女人做了点事。一个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人介绍我去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姐妹的朋友，或是一个朋友的姐妹之类。她发现她的同居男友竟然强奸了她九岁的女儿，于是把那个男友赶了出去。但他回来痛揍过她两次。第二次发生后她报警要求保护，但这只有在事发后才有用。他很快又来了，而且还再度强奸了她的女儿。她又报了警，警察也下了拘捕令抓他，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而且警方对这种所谓家庭纠纷的案子，是绝对不会投入大量人力的。

我住进这个女子的公寓，住在里面保护她。她的美是一种丰厚的、即将熟透的美。她每天都喝酒喝到神志涣散，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玩牌就好几个小时不停，在我住的那五天里从来没关过电视。

我整天坐在椅子上看书，如果电视上刚好有我可以忍受的节目我就看看。接近午夜的时候埃迪·兰金会过来。他偶尔给“可靠”侦探社打打零工。兰金个子大，反应快，对暴力着迷。我想那个男朋友最有可能夜里来，打起架来有埃迪不错。他和我胡说八道个把钟头直说到我瞌睡不支，我就在沙发上打个盹。五点左右他把我叫醒，我给了他一百块钱打发他回家。

我正觉得自己可能熬不过一个星期，但在第五个晚上，那个男朋友来了。当时大概是两点半。小女孩在她自己的房间睡觉。那个女人像每个晚上一样，在电视前面的椅子上躺倒。电视仍旧开着，埃迪在看，我在打瞌睡。我听到有钥匙开锁的声音，坐起来避到沙发的另一边，此时门开了，那个男友眼神疯狂，大吼大叫地闯了进来。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他没来得及走两步，埃迪已经打了过去。他抡起左拳猛击他的肋骨下方，他一定打到了肝脏，因为那个可怜狗娘养的立刻就败下阵来。他像被枪击中一样一头栽倒，就在他倒地的时候，他的脸陷在埃迪的膝盖里。

我们可以去叫警察。假如她够清醒的话也可以去告他。但他会被保释出来，像他这种人总是会被保出来，然后他可能会过来杀死她。如果我们不在的话，他可能这次就干了。在他趴在地上呻吟时，我过去搜了他的身，搜走一把七英寸折刀。

我们要做的事是预防他再回来。“说不定他从屋顶掉了下来，”埃迪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小丑揪到窗前，“我看他就像那种人，常常走在屋顶上，总有一天掉下来。”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他摔下屋顶，或扔出窗外。但我们把他痛打了一顿。事实上都是埃迪干的——踢他的私处，踢他的肋骨，踩他的手。这种事我一定要在气得要命的时候才做得出来，一旦情况稳定下来，我的情绪也就平复了。但埃迪就不同了，他永远在愤怒的边缘，就算没人惹他，他也可以说暴怒就暴怒。

如果要探究，我猜可能是他的童年造成的。

他打够了之后，我们把那个男友拖起来丢出了门。在楼梯间我抓起他的衣襟，告诉他我再也不想看到他。“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我说，“我会打断你的手脚，我会挖出你的眼珠，而且我会割下你的那话儿，要你自己吞下去。”

我们出去坐埃迪的车到一间他喜欢的餐馆吃饭。“我原来打算把他打个半死，”他说，“一直到你说要他吞他自己的那话儿我就算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个狗娘养的会有钥匙？”

“我猜她没去换锁。”

“天哪。”

“嗯，换锁要花钱，她又没有多少财源，你看看她的地方就知道了。”

“嗯，她有钱雇我们，”他说，“你给我，让我算算，每天一百块，一共有五天，今晚又有特别加的。”——我额外给了他一笔战斗奖金——“总共有多少？六百块？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拿了多少？”

我承认我一毛钱也没拿，在他追问下，我就告诉了他给他的钱是我自己掏腰包的。他问我她是不是我的亲戚。我说不是，然后他皱起眉问我有没有跟她睡过觉。我说：“见你的鬼，埃迪。”

“嗯，妈的，”他说，“我的意思是，你是什么人，圣徒下凡？”

“律师管这叫慈善服务，”我说，“每隔一阵子，我就免费服务一次。她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虽然她没有钱，但你不能让那个屎袋这样对待她。”

“他是一个屎袋没错。”

“所以要帮她忙其实很容易，”我说，“不过如此。我也不是常常干。”

“我希望你没有，”他说。过了一会儿当我们走出去后他说：“我再问一次，马修，你真的没有跟她睡过觉？”

“啊，当然，”我说，“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我在想试试我的运气，”他说，“但我不想踩到你的地界上。”

“我的地界在城的另一边，”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为什么不？”

“呃……”

“你看，”他说，“我知道她是条母猪，但她的身材不错，而且她有那么一双睡不醒的眼睛。嗯，我不是说谈恋爱。我只想睡她一回，如此而已。”

“随你便。”

“那双眼，那张嘴。她看起来像你要她怎么干她就怎么干，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但别去碰那孩子。”

“嘿，”他说，“我成什么人了，禽兽？不，别回答了。”

“我不会回答。”

“我说不定是野兽，”他说，“但我还是有限度的。”

不久之后我庆祝我的周年纪念日。又是不再酗酒的一年，过一天算一天。

戒酒协会有个互相印证的说法，说我们在戒酒周年纪念日前后常常会感到异常焦虑，我想一般说来是真的。但很难说我现在的感觉到底如何，因为除了我的周年纪念日外，我有太多值得焦虑的事。

我们庆祝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有资格在第九大道的资深中心发言，埃莱娜也去了，又听我讲了一遍我的故事。之后我们跟费伯夫妇一起去吃饭。

“你总有一天会等到，”吉姆说，“它会悄悄地到来。有一天你醒过来会发现你够资格说你已经长期不喝了。”

“到那时我也可能心如止水了。”我回答。

“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说不定真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说你有‘好几个二十四小时’都没醉过。”

“从没发生过。”

过来人常常这样说话。我知道有些人从不过他们的周年纪念日，更别提去庆祝了。他们说，这只是另一天而已，而他们可能是对的。

吃过晚饭后埃莱娜和我回到她的地方。我们谈了一会儿就上床做爱。我差不多要睡着了，正滑到床的边缘，然后有什么东西吵醒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埃莱娜睡在她的那一边，背对着我，她的呼吸缓慢而均匀。我睡在那里，怕一移动会吵醒了她。我希望我会慢慢睡着，但最后我只能放弃，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去。

我没开灯坐在黑暗里，希望能摆脱让我心神不宁的那些胡思乱想。我没办法不想有一天我会重新开始酗酒。我感到这是完全无法逃避的。

说不定这是有些过来人不愿意去想周年的缘故。说不定往长期看是很危险的，想得太多也是很危险的。

每隔三四天我跑一趟葛洛根，跟巴卢混一阵子。我通常到得很晚，都快打烊了，我们会找张桌子坐下来。他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喝咖啡、可乐或苏打水。最好的时候是顾客全走光了，酒保堆起椅子扫好地也回家了。然后我们只点一盏灯，交换我们的故事，或分享沉静的一刻。他喜欢听我在切尔西免费服务的那个故事。

“你非得打残他不可，”他说，“除非你想把他杀了——你并不想杀他是不是？”

“不想。”

“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吓个半死，对于有些人，把他们杀了反而简单。你可以痛揍他一顿，把他吓得一时不能动弹，然后他喝酒喝得烂醉，或用了什么天杀的毒品，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忘了。”

“正是，他忘了他怕你。他操他娘的脑子里记不得了。所以你得打得他永远忘不了，让他由此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些话在静寂的空气里回响。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在想是不是杀人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确定。特别是对不在乎杀人的人，对视杀人为自然的人。我看着我的朋友米克·巴卢，一个我异常喜欢的人，一边想起另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我们之间的沉默更深了，而我把我的想法留在心里。

如果我晚上待了太久，通常他会邀我跟他一起去望弥撒。他喜欢去十四街上的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八点钟的弥撒，以此结束漫漫长夜。他父亲以前每天都去，身上穿着他那件白色的屠夫围裙，跪在侧边的小星期堂，在他到一个街区之外挥刀宰割之前接受圣餐。

米克仍保留着他父亲的旧围裙，而且每当他去望弥撒时，一定穿着它。他也仍然保有老人的屠刀，但他留在家里。他的父亲以屠夫弥撒作为一天的开始，而米克从跪祷站起来后才回家上床，回到他在城里几套公寓里的随便哪一处，只是没有一个地契或租约上是他的名字。或是到纽约州北部的农庄，或者就睡在葛洛根办公室的皮沙发上。但他不像他的父亲，他通常不领圣餐。

有一次我们两人都走到圣坛前领了圣饼。稍早的夜里他曾带着屠刀，而且用刀割下新鲜的肉。在我们站在那里之前，我们的围裙上都沾上了鲜血，你可以说这是渎神，也可以说我们的信仰虔诚。

我的老友在围裙上又染上了新的血吗？

跟我一块去望弥撒吧。他催我，深夜已经转为黎明。今晚不行，我总是这样说，下次吧，但不是今夜。

埃莱娜不再去上课了。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忽然发现她此时本该在教室的。我开始说话，但她阻止了我。“别担心，”她说，“我不再修那门课了。”

“为什么？”

“我并没有正式退课，我只是不去了。如果你没有修学分的话，实在没理由要正式退课。那会像是寄正式信函到第十三台，通知他们你即将要关了他们的节目《新星》不看了。何必啰唆呢？你大可以拿起遥控器，跟全美国其他的人一样看《罗斯安娜》。”

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想再去。

“我不知道。”她说。

“哦。”

“因为这是狗屎，”她说，“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一个老女人有时间没事干。我像是田野里的百合花，我不劳动，我不纺织，他妈的我有什么用处？”

“我以为你喜欢上那些课。”

“它们不是我的生活。”

“不是。”

“它们不能是我的生活，我没有任何生活，问题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提什么建议。正当我在想要说什么时，她的情绪改变了。好像她在个人遥控器上按了一个钮，把她自己换到另一个频道。

“好了，”她说，“不再拉长脸，不在公共场合搜索你的灵魂。人人都喜欢看你微笑。至少这是他们在应召女郎学校里教我们的一套。”

每隔几天我就会拿起电话打给莉萨。有时候我在下午打给她，有时候是在深夜。她几乎永远都在家。我会问她我可不可以过去。她每次都说来吧。

过了一段时间她改了她的留话录音，抹掉了格伦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换上她自己同样无味的几句话。一旦发现我并没有拨错号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大解放，我不再需要听那个从阴间传来的声音，在我跟他的太太说话之前，我不再需要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了。

但再下一次我听到她的留话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引述《在法兰德斯的旷野里》的诗句。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从没有在公寓之外见过她，从没有打电话跟她聊天，从没有带她到楼下去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我会到她那里，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她穿什么都有可能：牛仔裤和运动衫，裙子和毛衣，或是睡袍。我们会说话，她告诉我她如何在白熊湖长大，告诉我当她只有九岁或十岁时，她父亲开始到她的床上来。他什么都做就只差没有真的进去。那是错的，他告诉她。

我告诉她过去的故事，描述一些这些年来我认识的人，一些我遇到过在法律两边的、不同寻常的人。这样我可以跟她说话，但不显露我自己，这样正合我的心意。

然后我们会上床。

—天下午，帕齐·克莱因的声音在悄然回荡着，她问我，觉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一起，我说。

“不，”她说，“你懂我的意思。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在这里？”

“每个人都得去一个地方。”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但我没有任何答案。我在这里，因为我想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帕齐在唱《褪色的爱》。

“我几乎从不离开这间公寓，”莉萨说，“我坐在窗口眺望新泽西州。我可以出去，到处向那些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作品，或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人，找些工作来做。明天吧，我告诉我自己。结果明天变成下个星期、下个月，或是来年再去吧。天哪，人都知道现在工作难找，市场不景气。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的，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我又没有真的在找工作，我怎么知道找不到？但我有那么一大堆钱坐在那里，我怎么可能提得起精神来挣扎？”

“如果你没有承受任何压力——”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她说，“但我还是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我看电视，看夕阳。我等你打电话来。我希望你不会打来，但我等的就是这个，等你打电话来。”

我跟她一样在等待，等待我自己的行动，是打呢还是不打？我今天不会打电话给她，我会这样决定。有时候我会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不会。

“你为什么来？马修？”

“我不知道。”

“我算什么，你说说看？我像毒品？还是一瓶老酒？”

“说不定。”

“我父亲喝酒。我告诉过你。”

“不错。”

“那天你吻我的时候，我觉得缺了什么，然后我想到缺的是什么。你的嘴里没有威士忌的味道。我们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家来解释，是不是？”

我没说什么。我记得我们褪色的爱，帕齐·克莱因低唱着。

“所以我猜这是我之所以这样的缘故吧，”她说，“我把爸爸弄上床跟我在一起，而且我不必担心妈妈会听到，因为她远远在城的另一面。而且他不会提。他觉得这是罪恶。”

“我也觉得这是罪恶。”

“真的吗？”

我点点头。“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

那一天，她后来谈到她死去的丈夫。我们从来不谈埃莱娜，我绝口不提，但我不能告诉她我也不想听她谈霍尔茨曼。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这点。”她说。

“这点？”

“我们。我想他想到过。”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不知道。他很欣赏你，这点我知道。”

“他以为我可能会有用。”

“不只是这样。他要我记得去找你。我知道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但我原来也打算去找你。我记得他曾告诉我如果有人出了麻烦，你是个好的咨询对象。他说的时候又特别强调，好像他想确定我日后会记得。就好像他在告诉我如果他出了事，要我一定去找你。”

“你可能把他的意思给夸大了。”

“我不觉得，”她说，一面钻进我的肘弯，“我相信这正是他的意思。事实上我很惊异在装钱的盒子里没有附着一张条子。‘去找马修·斯卡德，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她伸出手来抓住我，“嗯？难道你不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天走出她的公寓后，我走上十一大道他死去的那个街角。红绿灯换了几次，但我一直站在那里，然后我走到德魏·克林登公园去向指挥官致意。我默默念着被刻错的那几个字：

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是不是对霍尔茨曼，对乔治·萨德斯基没有遵守诺言？是不是还有我可以做的事？是不是我的无为让他们不能安眠？

我还能做什么？而且如果我害怕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会逼迫自己采取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