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告密者，”我告诉德鲁·卡普兰，“当线人是他的职业，他独立工作。从他在阿尔图那帮他舅舅卖汽车开始的。”

“阿尔图那的舅舅？”

“他发现他的舅舅和舅妈大量逃税。用两本账簿，秘密的银行账户。看起来替那个舅舅工作很不好过，所以格伦就决定自己开工。”

“他向国税局告密？”

“你可以用那种方法赚钱，”我说，“我原来就知道，但我从没想到这是如此受欢迎的小生意。国税局还有免付费电话专线让你告密。我昨天打去，一个女人告诉我他们如何行事。我问了很多问题，而我不觉得她以前没听人问过。她一定整天坐在那里，跟那些贪婪和一肚子怨恨的人扯淡。”

“这种人很多。”

“我想也是。你的报酬是追还的税及罚金的某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又因你提供材料的品质而有不同。如果你带来一套账簿，帮他们立案，这比你只是伸出根手指，要他们往那个方向去查要值钱多了。”

“这才公平。”

“你可以保持匿名，我相信格伦一定是这么做的。他舅舅可能猜出来是谁出卖了他，也可能没有。他必须出来认罪，才能避免锒铛入狱。他卖了所有的资产，夹着尾巴逃出了城。我不知道他最后付了多少钱，但格伦的表现足够让他送自己上完法学院。”

“他需要替这笔钱付税吗？”

“你知道，”我说，“我问她这点。她说他们最有可能先抽税，就像先替你扣税一样。”

“这样啊。”他说。

我们在一家叫“诉讼案件记录”的餐厅吃饭，那个地方在乔拉勒姆街布鲁克林区公所的转角附近。那个地方不错，高天花板，装潢用的是橡木、黄铜及红色的真皮家具。就像它的名字，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顾客是律师，但也有不少是警察。午餐是他们最忙碌的时间。他们卖出一大堆塞得过满的三明治，倒出一杯杯的酒。

“天气真好。”德鲁说。

“好极了，”我回应，“上次我在这里吃饭时也是如此。那是在春天，我和布鲁克林刑事组的一个警探约翰·凯利吃午饭，我刚才进来时还看到他坐在酒吧那里。那天天气真好，我从这里走出去，一直走到湾脊。我想今天我不会这样做了。你知道吗？如果昨天也是这样温暖，充满了阳光，我会仍旧在猜想格伦·霍尔茨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是昨天的天气把你留在家里了。”

“昨天我一天都在打电话，结果这正是我该做的事。一旦我发现他是怎样开始的，要决定下一步该找谁，以及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就不困难了。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就到白原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离开后不久，那家事务所就关门大吉。里面的一个律师随口说大概霍尔茨曼早已有预感，知道这里即将关门。”

“我敢打赌是他搞的鬼。”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我打电话回去给那个律师，他叫杰斯佩森，问他事务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问题一定太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想知道。看起来其中有一名律师与几个毒贩有牵扯。”

“那个律师收了毒贩的钱但没去报告，所以他们就关了事务所。你不知道，我有多恨这样的故事，马修。”

“但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事务所并没有涉及犯罪，他们代理的是其他业务，而且客户付给他们的是支票，就算有现钞经手也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律师对可卡因发生了兴趣。”

“啊，别告诉我这个。”

“他借着买卖毒品来支付他毒瘾的费用。结果他一个生意上的伙伴竟是毒品管理局的人，他们给他一个机会检举他的毒贩客户，但我猜他觉得住在监狱远比丧生于乱坟岗子要好一点。这件事闹出来后，又发现他还盗用了其他客户的钱。杰斯佩森给我的印象是，结束他们的事务所是小事一桩，他们根本没有剩下多少钱。”

“我会假设是霍尔茨曼去告发，因此毒品管理局的人才去卧底。”

“我也这样想，”我说，“但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但我想这样的假设错不了。”

“我猜毒品管理局一定会付钱给通风报信的人。”

“我倒是打电话去问过这点了。他们不像国税局的那位女士那样坦白，但不错，如果帮他们捉住毒贩的话，他们会付一笔奖金，也可以得到他们缴获资产的某个百分比。我从一个我认得的家伙那里打听出更多如何在市面上买卖消息的途径和价钱。”我指的是丹尼男孩，我打到他家里。昨晚的天气也把他留在家里了。“目前这种毫不宽待的政策不见得能打赢毒品对抗战，”我说，“但能逐渐赚回本钱。当你抓到毒犯后第一件做的事是把所有你查出来的东西充公。车子、船、毒品自不消说。如果你逮捕的人带了钱去买毒品的话，就连这钱也没收。如果他们在房子里聚会贩毒，或是在里面储藏毒品，那么房子也在充公之列。如此他们可以搞到很多的资产，忽然之间他们有了一大笔预算来支付密告的人。”

“那套公寓——”德鲁说。

“忽然之间明白了是不是？有些欧洲或南美洲人以开曼公司的名义用现钞买了下来。他们不一定是贩卖毒品，但这个可能性极高。政府把他们的资产充了公，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多重线圈公司虽然不会因付不出分期付款而负债，但却失去了他们的公寓，然后有一家美国减价资产公司出头。我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记录，想来他们可能只存在于某个政府机关的档案里。一定有某种空头公司存在，让政府可以用来处理没收的资产。”

“我以为他们会喜欢做得引人注目，让纳税人看他们如何惩处这些毒犯。”

“不见得，”我说，“有时候他们希望无声无息的，这样国会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经手了多少钱。”

“说不定有些钱就留在一些人的手上了。”

“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霍尔茨曼呢？他做了什么事因此拿到了公寓，倒霉的会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帮忙抓到多重线圈公司里的人，但这样做的话会使他暴露身份，如果有任何被他告发的人认识他，而他住在他们的公寓里——”

“除此之外他怎么可能拿到它？这一定是他某次密告的报酬。”

“就说他告了某人的密，得了一笔六位数的报酬。然后有人说：‘嗯，你看，你需要一个不错的地方住，这里有一些充公的资产，你何不选一个，我们就把房契给你。’”

“好人有好报嘛。”

“一向如此。”

他叫服务员，指指我们喝光的咖啡杯，等咖啡倒满后他说：“所以谁会是那个倒霉鬼？你有没有什么推测？”

“没有。”

“看看他的履历表。从他在阿尔图那卖车到在白原就业。接下来他去了哪里？”

“在一家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后来那家出版社被一个国外的多边企业公司买下，就关门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觉得他跟这个有任何关系。之后他去了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直到死前他还在那里工作。对一个以告密为专长的人，在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很怪的职业选择。”

“所以呢？”

“嗯，我有一个假设，”我承认，“它跟事实相符，也跟我对霍尔茨曼本人的感觉相配。”

“我老是忘了你认识他。”

“我不是真的认识他，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

“来听听看你的想法。”

“我想他是逐渐陷入的，”我说，“我猜他发现他舅舅逃税的时候，情绪很复杂，夹杂着正义的愤怒及私人的怨恨。他告发了舅舅，干了一场，自己就此脱离了阿尔图那。但他并没有拿了国税局的钱去买奔驰轿车。他慢慢地用，靠这笔钱上法学院。他说这是笔遗产，靠这笔钱读完了法学学位。如果他真的视此为遗产，我一点也不会惊异。说不定他告诉他自己这笔钱原来就该是他的，阿尔·本齐格挖到了金矿，而格伦的母亲却只落得一根木柄。

“他到白原工作。那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他比较喜欢纽约的事务所，但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最初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但结果他的雄心壮志却比别人期望的要小很多，在沃德尔与扬特那里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埃莉诺·扬特刚雇用他的时候，视他为未来的接班人，但不久她就发现他并没有这样的雄心。

“在白原他发现有个律师沉浸在可卡因中，说不定他对他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前途有点失望。说不定是他的支出开始超过了他的收入。而这边有这么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拿他的鼻子当吸尘器，饭不好好吃却去买卖毒品。格伦记起阿尔舅舅，以及让他罪有应得的那份满足感，再说还可以因此赚钱。”

“所以他就丢了一毛钱去打电话告发他。”

“我们现在还说一毛钱实在很好笑，打电话早就要两毛五了。但这正是他做的事。再一次，当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已经早就拍屁股走了。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在那里做到不能再做的时候，他就转到另一家出版社。他没有多少野心，也没有挥霍无度。他住在东八十街上一间很小的单人公寓里。

“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看到另一个赚钱的机会。我原先想他遇见莉萨，觉得他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时，于是就很快找到一个可以出卖的人。但算算时间不对。我想他原来只管自己的事，但机会来了，他就一把抓住。”

“‘我看到我的机会，然后我一把抓住。’”看到我一脸木然，德鲁接着说，“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他写的政治回忆录异常地坦白诚实但同时又能自圆其说。他是这样说的，他看到他的机会，然后他一把抓住。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看到了什么样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跟他的工作无关。倒是可能跟他在约克维尔认识的人有关。”

“因为他搬家了。”

“这是他的习惯，对不对？坑了人后立刻一阵风似的走人。他告发了某人，有一大笔钱要到手。‘嘿，格伦，你想要我们怎么付你？钱？’‘说不定你们可以用房地产付我。最近你们手上有些什么？’‘让我们看看，有一间很不错的二居室公寓。楼层高，视野棒，看得到河，在一个地中海小岛的绅士名下，他只有在星期天才用它。这儿有钥匙，你何不自己去看看。’”

“他们真的是这样行事吗？给你看他们手头有什么，然后让你来挑？”

“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这差不多就是他那间公寓的来路。大概在那段时间他遇见了莉萨。当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认真之后，他要他们赶紧办文件交房子，然后当他们从百慕大回来，那个地方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他们搬进来了。”

“盒子里的那些钱呢？”

“我猜是另一桩事。也可能是同一件。我的猜想是，当他结婚时他的人已经改变了，也可能早就改变了。他开始不把告密看做副业，而是正业，不是偶尔干上一两次。他开始寻找机会。”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他的日程表。他上班的时候，他的工作用八小时绰绰有余，但他告诉莉萨他忙得晚上和周末都得加班。我想他是在外四处留意。我想这是他对我感兴趣的原因。”

“他觉得他可以抓到你逃税吗？他们会拿什么充公，你多余的那双鞋？”

“是我的职业让他有兴趣，”我说，“他告诉我他想要出版我的回忆录。嗯，这是一派胡言。他的出版社并不出版原著。他真想要知道的是一个侦探如何行事。他想要我教他侦探这一行的门路。他说不定想我们可能成为伙伴，挖别人的丑事，一转手变成金子。我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也不想给他任何机会。”

“所以他自己单独刺探。”

“显然是。”

“那是谁杀他的？”

“我不知道。”

“一点概念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我说，“我假设他在展开行动，在他不该在的地方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人一定发现了他的动机。”

“所以就宰了他。”

“如果你四处乱跑设计陷害毒犯，当然你得冒这个险。告发亲戚逃税，风险自然小得多了。但迟早你的亲戚都告发完了，也不会再有像白原的那种不专业的律师。如果你的对手是专业的，结果是你可能会死于非命。”

“是这种职业独有的危险。”

“我也会这样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死因也可能就如警方一开始所认定的。”

“乔治·萨德斯基。”

“非常有可能是他做的，就算不是他，又有什么差别？没有人在意他的罪名会不会被洗清。我猜他是无辜的，但我没有证据支持，更别提告诉你是谁杀的。格伦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留下那种按一般习惯封好的信封，当他死后可以拆开，发现他的秘密。”

“有些人一点也不周到。你还要些咖啡吗？”

我摇摇头。“有些人可能杀人不偿命，”我说，“这种事屡见不鲜了。”

“而且偏偏发生在不能再好的人身上。”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坏。从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鬼鬼祟祟告密拿钱的人，但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未被宣扬的雅痞英雄，打击恶棍收了奖金并不为过。不论你怎么看，我不认为他的幽灵在那里嘶吼着要报仇。”

“那我们俩的客户呢？如果杀她丈夫的凶手没有受到惩罚，她能睡得安稳吗？”

“为什么不？你是她的律师，什么最符合她的利益？”

他想了一会儿。“那就算了。”他说。

“我也会这样说。”

“再等几天看有没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不过我不觉得我们还会找到别的。”

“嗯，我也不觉得。”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觉得国税局会来找麻烦。我想她的手上有公寓的房契，又有一满满盒子的钱。这已经很不错了。”

“是啊。”

“你希望一切圆满，”他说，“希望知道是谁杀的，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更好的是看到凶手被抓起来。但我必须告诉你，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最好是此案到此终结。如果揭出来，引起媒体的注意，就有那种管税务的讨厌鬼出来问东问西，谁想跟他们纠缠？”

“当然没人。”

“无论如何你也没办法抓到人让他认罪。不管是谁做的，现在他一定从这里到圣路易一路都找好了不在场证明。说不定他还可以提出证明当霍尔茨曼被杀时，他正和教皇及犹太学校的老师玩牌呢。”

“这种牌局一定很了不得。”

“嗯，你知道教皇的，”德鲁说，“他不会打牌，但兴致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