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头发重嘴发苦。她在枕头上留张字条要我自己弄早餐。我唯一能接受的早餐就是瓶子里的奶，我从她的药柜拿了两片阿斯匹林就着奶吞下去，下楼到熟食店喝了杯烂咖啡。

天气很好，空气也比平常干净，可以清楚看见天空。我走回旅馆去，路上买了一份报纸。已经将近中午了，我通常没睡那么多。

我必须打电话给他们，贝弗利·伊斯瑞奇和西奥多·哈森达尔。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在钩子上了，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没那回事。也许他们会觉得解脱了，还有被欺骗的愤怒，也罢，那是他们的问题。我自已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很明显的，我必须见他们，我没办法在电话上说。我不想去说，但我更希望赶快把这件事做个了结。两通简短的电话和两次简短的会面，我就再也不必见到他们。

我在前台停下，没有我的信，但是有一个电话留言。斯泰西·普拉格小姐来过电话，留了个电话号码要我尽快回电话给她。就是那个我在狮头堡打过的电话号码。

回到房间，我仔细看《纽约时报》。普拉格的消息在讣文版，有两行标题，简单的死亡报导，上面说他很明显是举枪自尽，没有提到我。我以为他女儿是从报纸上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再看留言条，她昨晚九点左右打的电话，而《纽约时报》的第一版在十一二点以前不会送到街上。

所以她应该是从警察局知道我的名字，或者是之前听她爸爸提过。

我拿起电话，又放下。我不太想跟斯泰西·普拉格讲话，我想不出她要讲的话有什么是我想听的，而且我知道我没什么话要对她说，她爸爸是个凶手的事实不会由我或任何人来告诉她。“陀螺”经由我报了仇，他的案子却永远是个悬案，警察不在乎谁杀了他，而我也不觉有义务要告诉他们。

我又拿起电话打给贝弗利·伊斯瑞奇。占线。我挂断再拨哈森达尔的办公室，他出去吃午餐了。等了几分钟，我再拨伊斯瑞奇的电话，还在通话中。我在床上伸个懒腰，电话响了。

“斯卡德先生吗？我是斯泰西·普拉格。”一个年轻而正经的声音。“很抱歉你来电话时我不在，昨晚我打完电话以后就搭火车去跟我妈在一起了。”

“我几分钟前才看到你的留言。”

“噢，是这样，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我可以去你的旅馆或随便你说个地方。”

“我不知道能帮你什么？”

她顿了一下说：“也许没有。我也不知道，但你是最后一个看到我爸爸活着的人，而我——”

“我昨天甚至没见到他，普拉格小姐。出事的时候我正等着见他。”

“没错，是那样。但是事情是——真的，我很希望能跟你见个面，如果方便的话。”

“如果在电话里我能帮得上忙——”

“可以见一面吗？”

我问她知不知道我的旅馆在哪里，她说知道，十至二十分钟可以到，她会先在大厅打电话给我。我挂断电话，奇怪她怎么会知道如何找到我。我在电话簿上没登记，我怀疑她知道“陀螺”的事，也知道我的事。如果万宝路人是她的男朋友，她是否参与计划——

如果是，就难怪她认为她爸爸的死我有责任。这一点我无法辩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但我不相信她手提袋里会有把小巧的手枪。我曾嘲笑希尼看了太多电视，我没看那么多。

她十五分钟就到了。这中间我再拨给贝弗利·伊斯瑞奇，还是占线。她从大厅打电话上来，我下楼去跟她见面。

黑色中分直长发，一个脸颊瘦削的高挑女孩，深黑的眼睛，穿着合身干净的蓝色牛仔裤，简单的白色罩衫外加柠檬绿毛线背心。手提袋是用另一条牛仔裤的裤筒剪下来做的，我判断里面没有枪。

我们互相确认我是马修·斯卡德她是斯泰西·普拉格。我建议喝咖啡，我们去火焰餐厅要了个隔间雅座。咖啡端来以后，我对她爸爸的死表示遗憾，但我还是想不出她为什么要见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她说。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看着我的脸，我试着想象她几年前的样子：抽大麻、嗑药，撞倒了一个小孩又茫茫然地开车溜了。无法想象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曾是那个样子，她现在看起来聪敏、懂事、负责。父亲的死令她伤心，但她够坚强可以熬过去。

她说：“你是侦探？”

“多少有一点。”

“那是什么意思？”

“我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替人家办一些私人事务，没有一件像字面上的意义听起来那样有趣。”

“你替我爸爸工作？”

我摇头说：“我上星期见过他一次。”把胡编给希尼听的故事又说了一次。“所以我应该不算认识你爸爸。”

“真奇怪。”她说。

她搅了搅咖啡，再加了些糖，又搅了搅，喝一口后放回碟子上。我问她为什么觉得奇怪。

她说：“我前晚见过我爸爸。我下课回公寓时，他在里面等我，要带我出去吃晚餐。他每一两个礼拜来一次，但是通常他会先打电话跟我约好。他说他一时兴起，就碰运气看我是不是刚好回来。”

“我了解。”

“他很沮丧。这样说对吗？焦躁，为某件事情不安。他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事情顺利的时候就精力充沛，事情不顺就垂头丧气。我开始研究病态心理学的躁郁症时，从我爸爸身上得到很多印证。我不是说他真有病，但他有类似的情绪起伏。那并没有妨碍他的生活，只是他有那样的性格特征。”

“前天晚上他显得忧郁？”

“不只是忧郁，是忧郁兼神经紧绷。如果不是我知道他厌恶药物的话，会以为他吃了安非他明。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嗑药，他很明白表示他对药的态度，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吃那些东西。”

她又喝了口咖啡。没有，我确定她皮包里没有枪。这是个很开朗的女孩，如果有枪就会马上用它。

她说：“我们去附近的一家中国餐厅吃晚餐。在上西城，我住的地方。他几乎没有吃。我很饿，但是受到他的情绪影响，结果也没吃很多。他一直闲聊，很关心我的近况，问了几次我有没有再嗑药，我据实说没有，他还问我的功课，问我是不是念得快乐，考虑到如何谋生时是不是觉得走对路了。问我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没有，没有认真交往的对象。然后他问我认不认识你。”“真的？”

“是的。我说我唯一认识的斯卡德是斯卡德瀑布桥。他又问我有没有去过你的旅馆——他说出旅馆的名字，问我有没有去过那里——我说没有。他说你住在那里。我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我也是。”

“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一个人转银币，他拿出一枚硬币在桌角弹转了起来，问我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用一枚银。这样转，我说没有，并问他还好吗。他说很好，我不用担心他。他说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有事，不必担心。”

“那使你比以前更担心。”

“当然。我怕——我怕所有的事，甚至不敢去想。我想他也许去看了医生，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对劲。但是我昨晚打电话给他常去看的医生，说他自从去年十一月例行健康检査以后就没再去过，而那次检査他除了血压稍微偏高外，一切正常。当然，他也可能去看别的医生。这些除非验尸是无法知道的了。这样的案子他们会验尸吗，斯卡德先生？”

我看着她。

“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他自杀时，我没有很惊讶。”

“你预料会这样？”

“不是有意识的。不是真的预料到，但是听到消息时，觉得所有征兆都吻合。冥冥中，我觉得我知道他想告诉我他快要死了，他想在死前把事情交代好。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我听说他死时你就在场，又想起他曾问我是否认识你，我奇怪你跟这整件事有什么关联。也许他有某些问题请你替他调查，因为警察说你是侦探，而我奇怪——我就是搞不懂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到我的名字。”

“你真的不是为他工作？”

“不是，而且我跟他很少接触，只是向他查询另一个人的资料那么简单而已。”

“那就奇怪了。”

我想了一下又说：“上星期我们有一次谈话，我想是我说的某些话特别刺激了他的思绪。我不知道是哪些，我们只是闲聊，也许是因为我某些话中的某部分。”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原因。”

“不管那些话是什么，他一直记着。所以他提起你的名字，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出你说的话，或是那些话对他有什么意义。之后当他的秘书说你在等他时，就触动了他扣扳机的念头。”

我的出现触动他扣扳机的念头，毋庸置疑的。

“至于银币，我就想不出有什么意义了。除非是那首歌：‘你可以在酒吧的地板上转动银币，它会转动因为它是圆的。’下一句呢？内容是说一个女人不知道她拥有一个很好的男人，一直到失去他时才知道。也许他在暗示他已失去一切，我不知道。我想他的意识在死前已经不是很清楚了。”

“他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想是这样。”她向远方看了一会儿。“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我？”

“没有。”

“你确定？”

我假装想了一下，然后说我确定。

“我只是希望他明白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就这样而已。如果他必须要死，如果他认为他必须要死，至少我希望他知道我没事。”

“我相信他知道。”

她受了很多苦，从他们告诉她噩耗开始，甚至更久，从在中国餐厅吃晚饭开始。现在她受够了，但是她没有要哭的意思，她不是个爱哭的人，她是个坚强的人。如果他有她的一半坚强，他就不必自杀。他会一开始就叫“陀螺”滚蛋，他不会付钱，不会有第一次杀人，更不必企图第二次杀人。她比他坚强多了。我不知道拥有那样的坚强可以多自豪。也许你也有，也许没有。

我说：“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在中国餐厅？”

“嗯，他陪我回公寓，然后开车回家。”

“他离开你时几点？”

“不知道。大概十或十点半左右，也许晚一点。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耸耸肩说：“没什么。习惯吧。我当过很多年警察，当一个警察没话说时，就会问问题，几乎不管那是什么问题。”

“有意思，一种学习反应。”

“专业术语是这么说的。”

她吸了一口气说：“好啦，谢谢你跟我见面。浪费你的时间——”

“我时间多得很，不介意随时浪费一些。”

“我只是想尽量多知道他的事。我以为他也许会有什么最后的留言给我，一张字条，或是一封已经寄出的信。我想是因为还不能完全接受他的死，不能相信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以为——不说了，无论如何，谢谢你。”

我不要她谢我，她绝对没有理由谢我。

大约一小时后，我找到贝弗利·伊斯瑞奇。我说必须见她。

“我以为我可以等到星期二。记得吗？”

“我今晚要见你。”

“今晚不可能。而且我还没有钱，你同意给我一星期的。”

“是其他的事。”

“什么？”

“电话上讲不清楚。”

“我的天，”她说，“今晚绝对不可能，马修。我已经有约了。”

“我以为科密特出去打高尔夫了。”

“那不表示我就要单独待在家里。”

“这我相信。”

“你真是个混蛋，不是吗？我应邀参加一个宴会，一个高级宴会，要盛装出席的那一种。如果是绝对必要，我可以明天跟你见面。”

“是绝对必要。”

“何时？何地？”

“波莉如何？八点左右。”

“波莉酒吧。有点不入流，是不是？”

“有一点。”我附和。

“我也是吗？”

“我没这么说。”

“你是没有，你一直是个完美的绅士。八点在波莉，我会到。”

我原本可以叫她放松，游戏已经结束，而不必让她再承受一天的压力。但我想她可以应付这样的压力。而且我让她脱钩时要看着她的脸，说不上是为什么。也许是我跟她之间有某种特殊感觉，当她知道已经自由时，我要在场看着。

我跟哈森达尔就没有那种感觉。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没找到人，灵机一动就打到他家，也不在，但我找到他妻子。我留话说我明天下午两点会去他办公室，早上我会再打电话跟他确定。

“还有一件事，”我说，“请告诉他完全不用担心，告诉他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他知道。”我说。

我小睡了一下，到街尾吃了点东西，然后回到房间看了一会儿书。我几乎要早早就睡了，但是大约十一点左右，我开始感觉房间像是修道院的小密室。我正在看《圣人传记》，也许跟这有点关系。

虽然外面像要下雨的样子，我还是决定要出去。我转过街角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特里娜给我一个微笑和一杯酒。

我待了一小时左右，一直想着斯泰西·普拉格，甚至比想他爸爸还多。见过她以后，我更不喜欢自己。另一方面，我必须同意特里娜昨晚的说法。他确实有权利选择脱离麻烦的方法，现在至少他女儿不用知道她爸爸杀过人。他的死确实很可怕，但我也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

我要买单时，特里娜拿账单过来坐在我桌边。“你看来开朗一些了。”她说。

“我？一点点。”

“我睡了这阵子以来最好的一觉。”

“是吗？我也是，真奇怪。”

“很好。”

“真是个巧合，你说是吗？”

“好一个巧合。”

“这证明两个人一起睡比较好睡。”

“但还是要有所节制。”

“否则会陷在其中？”

“可能。”

隔着两张桌的一个人招手叫她，她看了他一眼又转回来对我说：“我不认为那会变成习惯。你太老而我太年轻，你太保守而我太不稳定，而且我们都是怪人。”

“没有异议。”

“但是偶尔为之不会有害，会吗？”

“不会。”

“而且会更好。”

我握住她的手紧了一紧。她很快抽出去，捞走我数好的钱，转过身去问那两张桌外的客人要什么。我坐着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出门。

下雨了，冷雨夹着强风。风吹向上城，而我的方向是往下城，使我感觉不怎么舒服。我犹豫了一下，想着是不是该转身再进去喝一杯。最后决定算了。

于是我向五十七街走去，看到老妇人站在丽纱特门口。我不知道该为她的勤劳喝彩还是该为她担心，通常像这样的晚上她不会出来，但这几天以前天气原本不错，所以我想她应该是按老习惯出来，但发现被雨困住了。

我继续走，手伸进口袋摸零钱。希望她不会失望，她不能期望我每天给她十块钱。只有当她救了我的命时才有。

我把零钱准备好了，她走出来。不是那老妇人！

是万宝路人。手上拿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