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显然是在看过马蒂·麦格劳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之后写的，就是那篇间接邀请威尔粗鲁地解决掉纽约洋基队老板的专栏。标题是“给马蒂·麦格劳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一开头提到了马蒂·麦格劳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你问，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他说，“只要想想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人民的意志一向就存在，甚至就如同大家也一向都需要它。这种意志化身为某个特定的血肉之躯，写了这些信，而且在最近几个月被召唤去进行几次行动，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体显现罢了。”

他继续用这种抽象的笔法写了一两段，然后转入正题。虽然信的标题写着马蒂·麦格劳，但他并不是威尔的目标，洋基队那位自大的老板也不是。反之，他列出了三个纽约人的名字，指控他们众所周知的恶劣行为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马文·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遇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摇头，”乔·德金说，“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你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白天我们都在第一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无比的年轻，我想也的确是。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核查我的说词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快捷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实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头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后面的女郎看来颇具异国风情，不过一脸厌倦的表情。她替乔调了一杯马丁尼，又给了我一杯可乐，就走开了。

乔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马丁尼，然后把杯子举高。“我点这个，”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而是因为经过像这样的一天之后，我想喝点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点可乐。”

“的确。别告诉我你从没有过那种冲动，想喝强烈点的饮料。”

“我常有那种冲动，”我说，“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对着酒保那个方向点点头。“谈到冲动，”他说。

“嗯？”

“你觉得是怎样的，黑人父亲和越南母亲？”

“差不多吧。”

“一个背井离乡的寂寞美国大兵，一个年纪很轻却拥有东方古老知识的女郎。你仔细听我说，可以吗？不过很有趣。你看到某个人长得如此有异国情调，觉得很特别，不过这只是你自己心里在想罢了。”

“你现在懂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云了。”

“哦，去你的。”他说。

“大家都这么告诉我。”

“是啊，我明白为什么。来，我复印了一份。我想我不应该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该给你看，不过我敢跟你打赌，这玩意儿明天早上一定会见报，所以干吗让你最后才知道呢？”

说着他把威尔的信递给我。

“完全不对，”我说，“威尔没写过这封信。”

“如果威尔是惠特菲尔德的话，”他说，“而且假设惠特菲尔德不是装死，那么这一切还用说吗？他当然没写过这封信，死人不会写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写好，他已经写过一次了。”

他从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麦格劳昨天登过的专栏，马修。而且他谈到了塔利威胁要让运输工会罢工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一个星期或十天前的新闻。”

“我知道，”我说，“有太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阿德里安并没有写这封信然后安排在死后几星期之后寄出。但就算我从没怀疑过阿德里安，只要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来那个人写的。”

“是吗？可是风格很接近啊。”

“威尔二号的文笔很好，”我说，“对语言很敏感，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工夫模仿威尔一号。我手上没有其他几封信可供比较，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个人之手。”

“我不懂这些。我同意两者很近似。不过以前那些抄袭威尔的人，不也都想尽办法模仿他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吗？”他耸耸肩，“也许没那么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袭写作的风格，其他也抄袭。看到签名没？”

“那是把原件垫在下面描出来的。”

他点点头。“其他人也是这样。你在会议室里头被那些人搞得团团转时，我跟几个家伙谈过，问了一些科学监定方面的问题。”

“我正好奇呢，”我说，“我觉得要证明新的这封信是用另一部打字机打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困难。”

“哦，那当然，”他说，“如果信是用打字的话。”

“如果不是打字的，”我说，“那他用手写出来这种东西，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是说用打字机打字。这封信不是，前面几封信也不是。这些信都是在电脑上打好，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

“他们没法用科学方法鉴定是哪部电脑吗？”

他摇摇头。“如果是打字机，每个键磨损的程度部不一样，这个键会偏一点，或者E和O会糊掉。或者键的表面会不一样。打字机就像指纹，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电脑呢？”

“用电脑的话，你每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按两个键就可以让字体大一点或小一点。你看到这个草写的签名吗？只要选草写字体，就会印成这样。”

“所以无法辨认两封信是不是从同一台电脑印出来的？”

“这件案子我并不完全了解，”他说，“不过也知道得挺多的。从威尔一号所写的几封信看来，他们认为用的印表机不只一台。”

他又继续说了些我无法完全了解的东西，比方你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写信，复制到磁片上，然后用另外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印出来。我没有仔细听，最后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讲下去。

“行了，”我说。“我被折磨死了。每次跟TJ讲话，一定要听他说电脑有多神奇。我不在乎字体或纸张，或者他是不是在东区的电脑写好，跑到西区去印出来。我甚至不在乎行文的风格。最让你没办法忽视的地方，就是他所说的事情。”

“你是指什么？”

“他的名单。”

“原版的威尔都是写公开信给受害者。”他说，“这个人却是写给麦格劳。而且一口气就列了三个。”

“没错。而且看看他名单上列了谁。”

“彼得·塔利，马文·罗梅，还有里吉斯·基尔伯恩。”

“阿德里安挑的都是社会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人。一个谋杀儿童却被无罪释放的变态。一个逃过一切惩罚的黑手党头子。一个煽动群众杀人却没法起诉的争取生命权人士。还有一个种族主义煽动者，他跟其他人一样，有办法逃过司法系统的制裁。”

“还有一名辩护律师。”

“阿德里安并不真正属于那个名单，不是吗？如果他属于这个名单，那就推衍不下去了。先不把他归进来，那这名单上就是四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民公敌。你可以说人民的意志的确就是威尔的意志。”

“那新的名单呢？”

“一个工会领袖，一个法官，还有一个评论家。这等于是拿他们跟开膛手杰克和匈奴王阿提拉相提并论，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说，然后喝掉他杯子里的马丁尼，乘酒保向他看的时候，指指自己的杯子，“如果‘释放法官’罗梅被送到天上那个法庭，我也许想得出有几个人并不会因此而痛哭流涕。这狗娘养的当了一辈子法官，从来不让警察的怀疑有任何结果。他总是设定最低保释金或让他们认罪释放，就这样把案子结掉。”

“他是个法官，”我说，“如果人民可以投票让他当法官，只要真的愿意，也照样可以投票让他丢官。说不定最近就会了。”

“还不够快。”

“那彼得·塔利呢？”

“他是个自大狂妄的痞子，”他说，“威尔怎么说他？‘你威胁说要瘫痪市区交通的枢纽，为了自我权力的欲望而将全市挟为人质。’你知道，也许威尔二号模仿的本领一点也不伟大。我难以想象威尔一号会这样写。”

“听听他反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理由。‘你几乎对百老汇舞台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引致你绝对的腐化。你因而昧于现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重风格而轻实质；拥护那些随意晦涩的作品，而鄙弃言之有物制作良好的戏剧。’这比较像是指他会去批评一个演员长得不讨喜，而这种批评又是多么不公平。”

酒吧女郎把酒端来时，他想了一会儿。“不光是因为异国风情而已，”她一走开，他就说，“也因为她刚好长得很漂亮。”

“你和里吉斯·基尔伯恩，”我说，“都对别人的外表太过重视了。”

“我们是两个肤浅的混蛋，”他同意道，“到底谁会想去杀一个剧评家？”

“任何曾写过剧本或在戏里露过一面的，”我说，“本市至少有半数的侍者和三分之一的酒保符合这个资格。不过他们会比较喜欢用枪射死他，就像你欢迎有人这样干掉‘释放法官’罗梅一样。你或许比较喜欢离奇情节，而如果一片石檐从高楼上掉下来砸死他，你也不会伤心的。可是你自己不会想杀他。”

“对，而且要是有人杀掉他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欢欣雀跃。当人民开始干掉法官时，对整个系统不会有好处。”

“或者干掉评论家，”我说，“或者是劳工领袖。你知道这两个威尔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第一个威尔反对的是那些法律也拿他们束手无策的人，反对他们破坏整个系统。但现在这三个都不是法律治不了的人。马文·罗梅迟早会被换掉，下回改选时，选民可能就会把他踢下去。”

“但愿如此。”

“而彼得·塔利可以让全纽约的交通瘫痪，但州长可以对付他。根据泰勒法案，他可以逮捕任何命令公务员罢工的人。基尔伯恩也许会在《纽约时报》工作一辈子，但他可能早晚会被调职，就像他的前任一样。这三个人都不是治不了的人，而新威尔的动机也不是要实现正义。他是怨恨这个名单上的人所拥有的权力。”

“权力？怎么说？”

“塔利可以下令就让全纽约市动弹不得。罗梅可以打开监狱的门，让罪犯回到大街。”

“而里吉斯·基尔伯恩可以告诉一个女演员说她的鼻子太大、乳房太小，让她哭着跑去找整容医师。这就是你所谓的权力。”

“他几乎可以决定哪出戏可以演下去，哪出戏演下不去。”

“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差不多。不是他个人，而是他的职位。谁替《纽约时报》当剧评人，就可以有那样的影响力。他对一出戏的恶评，不能保证那出戏垮掉；而如果大家都很讨厌一出戏，那么他的喝彩也不见得能救得了。但通常他讲的话就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表示他是那个人。”

“没错。”

“‘什么人？’‘掌握权力的人。’还记得这个台词吗？”

“有点印象。”

“‘什么权力？’‘巫毒的权力。’”

“我现在想起来了。”

“‘谁赌？’‘你赌。’马修，现在的戏都没有这类双关语台词了。”

“的确，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觉得自己没有权力，你不觉得吗？”

“谁？掌握权力的人吗？”

“写这封信的人。”

“我来看看。”他拿着那封信，扫视一遍，“没有权力，是吗？”

“你不觉得吗？”

“不知道，”他说，“我想联邦调查局的人会先去查内部有没有他的档案。他恨其他人的权力影响到他，想借着威胁他们的生命来报复。而且他小时候还尿床。”

“可笑，那些专家总这么说。”

“就好像发现他尿过床会有助于找到那个狗娘养的。‘嘿，联邦调查局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小时候尿过床，所以你们去街上给我找一个成人小尿壶。’在追捕犯人的时候，某些资料会很管用，不过总不免会夹杂尿床这一类的玩意儿。”

“我知道。”

“根据资料，他来自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耶稣，真有用，不是吗？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狗屎，谁听过这个说法？”

“如果你来自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我严肃地说，“那么你就会尿床。”

“说不定还会杀几个人。老一套了。”他对着那封信皱眉，“没有权力，而且怨恨其他人的权力。没错，我想是这样。这个理论很有力，无可辩驳。可是你知道这个威尔二号让我想到什么吗？”

“什么？”

“就像你会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的牢骚话一样。‘真正让我恼火的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人、代数课上的嘲笑，和没捣碎的土豆泥。’”

“哦，谁会喜欢没捣碎的土豆泥？”

“反正不是我。这些会让我想去把教皇杀死。不过看起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以下是真正让我不痛快的人的名单。’”

“你说得没错。”

“可不是吗？”他推开凳子站起身来，“那狗娘养的所讲的话不像个杀人狂。而是个自寻烦恼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