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床时，埃莱娜已经走了。厨房的餐桌上有张纸条，说她去参加东二十五街泰柏画廊的一个拍卖会，又提醒我呼叫TJ。我先冲了个澡，然后烤了个英式松饼。保温壶里还有咖啡，我喝了一杯，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拿起电话拨TJ的呼叫器号码。讯号声响之后，我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我抓起话筒。“谁找TJ？”他说，然后没等我回答就又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哥，我还记得你的电话。你相信我找个电话要花那么久时间吗？不是坏掉就是有人在打，好像说话越多就可以赚钱越多似的，死霸着不放。你看我该去弄个移动电话吗？”

“我不想要。”

“你连呼叫器都不想要，”他说，“也不想要电脑。你只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九世纪。”

“说不定是十八世纪，”我说，“回到工业革命夺走生活中的欢乐之前。”

“总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骑马乘马车的时代有多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想要移动电话，因为太贵了。你打给别人要钱，别人打给你也要钱。最重要的，你就没隐私了。有人会戴随身听，其实可能是在窃听你讲电话。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叫你应该去邮局把大家都射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看到凶手的背面，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每个公园里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前杀他？”

“大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雇的人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那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父亲藏在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块钱来当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本应该乖乖等她父亲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父亲会带枪，那要解决整件事就更简单了，于是他们就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气她爸爸，两个凶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想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还有四万元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太过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杀人的事情发生过。”

“此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吗？应该吃一块馅饼。”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馅饼，认真考虑后说：“山核桃的，”他决定，“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力怎么样？”TJ话里乱夹杂了几个法语，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馅饼，”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现在她以为我是博士了，赶快回去查字典。”

“跟她说你拿的是植物学博士。”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跟我谈她的盆栽。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TJ继续说，“病毒啊，有人让他传染到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除了拜伦·利奥波德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谁，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表示同意。

“那‘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他一只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来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方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偷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越讲越没道理了。拜伦·利奥波德是被某个有理由杀他的人谋杀的，而他自己是世上唯一有理由希望自己死掉的人。感觉上，这么做应该有金钱的动机，可是根本没人能拿到钱。”

“他还是有些钱的。四万块吗？可是你说有些慈善机构可以分到钱。”

“但无论如何不够多。”

“不够多？”

“不足以因此杀掉他。”

“华盛顿高地那些家伙，杀了三个人才拿到半数而已。”

“他们是小混混，”我说，“他们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就杀人。他们既然已经拿到钱，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呢？好让她闭嘴？她不可能说出去，而她母亲和弟弟都已经在各自床上睡着了，老天！他们杀了三个人，根本没有理由。”

“我想你不会替他们当人格分析的证人。总之，会不会是某些小混混叫拜伦的名字，只是打招呼，你懂吧，礼貌而已。”

“一点点不同，整件事就全部改观了。”

我们谈话时，他的馅饼已经送来了，这会儿已经去掉大半。他又起一块说：“那四万块真滑稽。一开始太多，现在又不够。”

“他把他的保险金都领了出来，”我说，“存进银行，每次只领一些出来用。所以虽然四万块太多，可是……”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忽然停下来瞪着眼睛？”

“太多的钱，”我说，“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他死时，钱在他的保险盒里。我梦到过他，那个梦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太多的钱。”我看着TJ，他用叉子把最后一口馅饼送进嘴里，“我原以为那个梦跟威尔有关，结果不是，而是跟拜伦·利奥波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