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儿紧张。厕所不大，右手边是两个隔间，左手边是小便池，顶头是水池，他站在门前，我的后面是紧闭的窗。

“我找你？”我脑子在转，我反问道，先稳住他再说。果然他愣了愣，吃不准我的路子，手依然放在裤兜里。

“你是谁，是来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我又问道。我想这话是会有效果的，这等于让他感到我们并没有怀疑到记者就是凶手。

“嗯。”他点点头，狐疑地看着我。我假装威严起来：“这是在警察局，没事儿不要乱跑，你是哪个报社的？”

他还是看着我，但肩膀紧张的肌肉放松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的行为，他对我的警惕感正在慢慢消除。

“日报社的。”

“日报社？刚刚在会议室里，我怎么没见到你？”我继续胡扯着，眼睛盯着他放在口袋里的右手。

“我坐在最边上。”他说道。这是个很奇怪的场面。我们俩就站在厕所里对视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答，他不动我也不动，有点儿心照不宣的味道，光凭这一点就更让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琢磨着应该如何打破僵局，他守着门，口袋里如果摸出个凶器什么的，我没准儿就得见红。这是下下策，我得跟他掉换个位置。

我不说话，然后走向门口。他紧紧地盯着我，我假装随意，但肌肉已经紧绷起来，随时准备搏斗，离他两步的时候，他突然闪开了身子，看样子是想让我出去。我停了下来，这反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他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我停下来，又紧张起来，开口问道：“你还没上厕所？”

“什么？”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

“你来厕所干吗？”对方步步紧逼。

我心跳得很厉害，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泄气，我死死地盯着他，停下的脚步顿了两秒之后，再次走了过去，反问：“什么意思？”

他还是没有动静，然后侧身让开位置，让我开门，我打开门正准备走出厕所找帮手，他又开口了：“我就干了这一次。”

我转过头去。他的鼻尖就在我的眼前，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慢慢地抽了出来。手臂青筋暴突，他在使劲儿，再不下手就没机会了。我赶忙抡起右拳朝他的太阳穴击去，拳挥到一半，被人在半空中硬生生地抓住了，那中年记者一脸骇状，我回过头去看，捏住我手臂的是刚刚赶到的周炳国。

“我知道。”他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周炳国已经横到我俩中间。

周炳国把中年男人的右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那是个微型摄像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这次通气会不允许摄像。”周炳国严肃地说道。我傻站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虚惊一场，原来这个记者违反规定，偷偷地把摄像机带进了会议室，所以一直鬼鬼祟祟的，怕被人发现。

“这次就算了，”周炳国取出摄像机的内存条，然后把机子还给他，“这个没收，谢谢配合。”

那个中年男人沮丧地回到会议室，我们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当他转出视野的时候，周炳国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

周炳国看看我，脸色凝重地说：“会议室里有情况，多了个陌生人。”

“凶手很会在人群中隐藏起来，照他的性格是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破绽的。”周炳国跟我解释，“起码不会坐在第一排，东张西望地等着我们来发现。”

原来周炳国早就注意到他了。我还一本正经地监视了半天，结果空忙一场。“什么叫多了个？”一边往会议室里走，我一边问周炳国。

周炳国有点儿不自然，这个状况想必是他也没有意料到的。

新闻通气会为每个记者都准备了一份光盘，里面含有关于此案的诸多官方解释，38个被邀的记者中有一个没来，理应是发出去37份才对。就当我和那个中年男人在厕所有惊无险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个工作，才发现一共发出去38份。周炳国数了数，房间里居然有38个人，也就是说，有一个人未经邀请就擅自来了。

由于是内部发函邀请，加之在公安局，也没人想过要给来的记者签到，所以分不清楚究竟谁是多出来的那一个。

“会不会是某个记者带着他的朋友一起来的？”明知道这个设想不可能出现，但我还是忍不住确认。

“不知道，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周炳国回答道，“这次发出去的邀请函说好是一人一座，他们都是老记者了，这点儿纪律性还是有的。”

要找出那个人来，自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但还是同样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比较合适。现在很难断定他就和此案有关。但在这个当口，怎么能让人不往那上面想。

“不知道多出来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意图是什么？”周炳国提出了他的担忧，这事如果往最坏方面想的话，就没底了。

“现场人太多，房间太小，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警方就会很被动。”他接着说道。原本想通过观察，把嫌疑人圈出来，然后再隔离出来单独拿下，可现在多了一个藏在人群中，很有可能必须与他正面接触了。

“怎么办？”回到会议室之后，我们和闫磊碰了头，会议还在暂停中，记者们围成一圈在聊天，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去把还没下班的警察都叫下来，现在只能人海战术，一个个地盯住，然后再想办法，”周炳国建议道，“再去把老李叫来。”

老李莫名其妙地被安排了一些新任务，才发现原来今天的通气会还有另外的意图，顿时人紧张起来。身子像被人捅了一下肚子似的蜷了起来，我还在想这行为有些过了，不至于反应那么大吧。

我上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别紧张。”

老李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突然就定住了，冷汗开始往下淌。“不要相信任何人。”下午收到的那封信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我看着老李，他正在做着准备工作，我没来得及消化这其中的蹊跷，上面的警察被喊了下来。

趁着老李在台上说话的当口，他们已经穿插到了记者中间，虽然这行动有些突兀，但还算顺利。

老李接着说：“麻烦各位把名片留下，我们好备案。”他边说着，边指指身边桌上的盒子。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有记者都把名片交上来了。有个小姑娘，在老李的身边看着媒体名单，对比着名片上的单位。居然一个没少，收上来38张名片，而且和名单符合。

难道那个郊区的记者赶回来了？

闫磊正准备当场叫出他的名字，被周炳国拦住了。周炳国郑重地说：“先确认一下。”

小姑娘拨打了名单上郊区那个记者的手机，通了，房间里没有动静。然后小姑娘“喂”了两句，点了点头，挂了电话说道：“他没来，还在郊区，房间里的人是冒充的。”

周炳国皱皱眉头：“要把他找出来。”

警察还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命，局面基本能够控制得住。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现场男记者的身上。我看着我范围里的一男一女，男的似乎还一无所知，看着手中刚做的笔记，我不敢懈怠。他时而抬头，然后挠挠头皮，突然一下站了起来，我就像惊弓之鸟紧张起来，顺着他的行踪把视线跟过去。视野里有人干扰了我的观察，老李走出了自己的位置，我的余光被他的影子带了一下，因为这个缘故，余光落在了另一个女记者的脸上。

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正对我笑着，开始我还没在意，还定眼回过去一个表情以示招呼，她依然保持着笑容，我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她又眨了眨眼，我脸色大变，这个表情我见过。我刚要作出反应，却率先明白过来老李要做什么了，他已经预示过一切。

“别——”我还没叫出声，会议室里灯“刷”地一下灭了。

我的大脑在高速运转。那个女记者的表情我确认见到过，没错，树林子里的那具“尸体”，浑身泥浆，对我露出白牙。

她怎么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男人身上，把女人忽略了，否则应该更早一些发现她的存在。

可毕竟还没有发现，为什么她要自己跳出来，暗示我她在这里呢？而就在如此紧要关头，老李为什么要把灯灭了？一连串的疑问像机关枪的子弹射过来，让我无从招架。

难道又是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行动？

我保持着镇定，由于这个会议室没有朝着户外的窗户，所以灯一灭，几乎一片昏暗。周围的人出现了小范围的骚乱。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人和人撞在一起的声音。

“大家不要乱！”有个声音喊着，大伙儿果然就不动了。要说还是记者群，基本的素质和应变能力还是有的。一有人出来引导，马上镇定下来。

我蜷着身子，保持战斗姿势，“咣当”，门不大不小地响了一声，我估计这事儿已经迟了。就在灯再次亮起的一瞬间，那个女人果然不在了。

“是她！”我大声叫着，所有人都看向了我。我想要跑出去，想想不对，转头去找老李，老李正死死地盯着我。

“谁？”周炳国走到我的身边。

我已经彻底明白过来了，我面朝着老李，没错，老李熄灯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而是找机会让那个假装记者的女孩逃跑，老李和李舒然也是一伙的。一开始老李并不知晓我们通气会的真正目的，那个假记者来此的目的我们还不知道，但被我们发现现场多了一个人后，老李用了这个笨办法保住同伙，舍去了自己。

李舒然果然又因为大悬案出现了！

周炳国顺着我的视线看向老李。这要命的僵持就出现了。其他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对视的气场，很快就让他们把目光集中过来。无形中我们之间就像隔开了很大一块空地，周围的人都在围观，这不是个好现象，不动正是为了预谋该如何行动。

老李的身边还有两个女记者无辜地看着前后，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我紧盯着老李，往前走了两步，闫磊他们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虽然还不知缘由，可包围圈在慢慢缩小，老李侧了侧身子，我们集体停了停。

那两个傻妞终于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刚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老李更大幅度地侧身，一把拿起桌上的剪刀，抓住其中一个矮个子记者，绕过她的脖子，抵住了要害。

“冷静点儿。”我叫着，把双手平放在前。

“全部往后，谁也不准出这个门！”他说道。

没有人出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我知道，他是在给那个假记者争取逃跑的时间。

现在有一点是确认的。这个老李和李舒然是一伙的。这意味着李舒然团伙的能量无限，居然渗透到了警方内部。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所有人都傻了眼。记者们虽说见多识广，但也愣着不知所措。

“我们不动。”周炳国说道，他往前走了两步，老李的手在用力，有血从女记者雪白的脖子上渗出来。

这回周炳国真的不动了。老李挟持着女记者往后走，那里还有个小房间。我吃不准他的路子，那个房间里没有出口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行动。他刚进入房间，我转身对闫磊说：“林子里，林子里的那个女人刚刚就在现场。”

闫磊赶忙布置人追了出去，然后压着嗓子说：“把记者全都关房里去，这事儿没解决之前，谁也不许走出公安局的门，也不能外传。”

他拿起手机汇报，安排谈判专家、特警武警忙得不亦乐乎，还没空下来，屋里的电话响了。闫磊四处找，周炳国拍拍他的肩膀，指了指桌上的电话。

闫磊接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听完之后，脸色很难看，他指指我：“提条件了，他只让你一个人进去。”

说实话，当时我很吃惊。为什么选的是我？但我立功心切，好奇心也重，没想那么多就逼着自己进去。

没过多久，现场就来了不少人，刚刚从市里赶回来的局长亲自挂帅督战，在小房间外面候着。临时作战指挥所被建立起来，一群人围在桌子前讨论策略。武警部队来了个神枪手，据说1000米内弹无虚发。可照现在的情形，有点儿用不上劲儿。老李进的房间很小，事实上只是个储物间。只有很小的一个气窗开在墙壁上方。神枪手被引到对面的楼上，用对讲机，把瞄准镜里观察到的情况反馈到指挥所。

“尽量把他引到桌子那边去。”局长对我说，“只有桌子那儿是有效射程。”他指着桌上简单画出来的储物间示意图上的右边。

“进门之后，他一定会要求你立刻关门的，届时你就和我们失去联系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沟通的方式。”周炳国也在一旁预测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思考着可以沟通的方式。老李不会给我们很多时间，最多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如果我还没有进入那个房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闫磊拍拍脑袋，冒出一个不算很好但最有可能实现的沟通方式。他想起来，局里有几把红色的手电筒，可以通过门底的缝隙，往里照射红色光线，来向我传递简单的信息。只不过这种方式只能单向沟通。也就是说，我只能依靠门缝底下微弱的红色光线来判断老李是否进入射程，然后我要做出反应，让狙击手行动。

“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留活口的好。”我把老李是李舒然的同伙的推论再次和局长说了一遍。

局长皱着眉头：“保证安全为主，能够活捉当然更好。”

我往前走着，武警跟在身后，我敲了敲门，门没锁，我深呼一口气，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把门关上。”

我刚进屋，他果然说到了这一点。

这个“战术”运用得很到位。老李也是警察，即使没出过外勤，耳濡目染地也把警察会的那些东西全看熟了。站在门附近那是找死，武警部队里有很多那种一招制敌的神人，躲避他们的唯一办法，就只有保持距离，老李挟持着那个女记者退在墙角，我毫无办法地转身，再把门带上。

这个储物间果然不大，只有20平方米不到，因为东西早些时候全被清空了，我看了看要把老李引过去的那个桌子，上面布满了灰尘，桌子的底下折叠着一块鲜红的地毯。也许是开什么庆典会议用的。

我有一些色彩心理学的皮毛常识，知道这不是个好现象。地毯的红色，是个刺激人情绪的颜色，对于高度紧张的绑架者，视野里长时间地出现红色，会增加其失控的概率。

我贴着墙角，往左走了几步，这是周炳国教我的，绑架者通常会选择直视警察，而且在空间中本能地保持最大距离的对角线，果然随着我的步伐，老李转动着身子，直到他自己感到位置不适，然后移动着脚步往桌子那边移了几步。

周炳国到底不是吃干饭的，这个实战再次证明了他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计谋明显有效用。“我要一辆车。”老李开口说话了。

我看着他，说：“你也是警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老李冷冷地看着我。

“从来没有过先例，外面那帮当官的不会在乎我们是死是活，我们全死光了，他们也不会受一点儿影响，但让你跑了，没准儿乌纱帽就丢了。你要是他们会选择怎么做？”我坚决地说。

老李沉默了，似乎在分析我的话。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现实点儿，你现在没犯什么大事儿，说清楚，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这样下去性质可就变了。”

我又往左边走了一步，我和老李就像圆直径上的两个端点，绕着中心画圆，这也是周炳国教的，他之前特意嘱咐道：“别过于急躁，走两步停一停，然后和他说话，趁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话上，这种无意识的移动，才能实现。”

老李也在无形中转着身子，抬起头看着我冷笑，问：“你知道些什么？”

老李正在接近有效射程，我皱了皱眉头，故意装不明白，反问：“什么？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必须帮我弄到一辆车，”他继续看着我，“因为你很想知道李舒然是谁。”我愣了愣，脚步停了下来。老李开诚布公地说这个话题，反倒让我愣了。

“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他接着说道。

这句话更让我云里雾里，我皱眉看着他。难道很久以前我就被牵扯进来了？我当然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是故弄玄虚的缓兵之计，还是另有阴谋？这个谜题出得太玄，弄得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

“你要跟我说什么？明白点儿。”我继续看着他。

很要命的是，门缝底下钻进来红色的光线，刚刚还在庆幸让他进入绕圈的惯性，可以将他引入射程之内，可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却不能让他死，他在继续往桌子那边靠。

“别动！”我喊出口，老李一死，刚刚有的线索就会又全部断了。

老李也突然意识到不对，赶紧拉着女记者离开桌子，可已经迟了，说也快，玻璃破碎和子弹呼啸响起，就在老李刚要开口说话的一瞬间，他的脑后出现了一个窟窿，老李应声倒地，我急忙冲了过去。

我刚到老李身边，储物间的门就被一脚踹开了，外面的人蜂拥而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后领子被人用力一提拉了出来。有人用脚踩在老李的身上。这没什么意义，老李已经死了。房间里反而乱成一团。

局长见到我，还没等我坐定，就劈头盖脸问了过来：“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局长的表情夸张，可能是因为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表情，他才意识到刚刚自己的失态，把脸色缓和过来，说，“人没事儿吧！”

我看看身旁的女记者，她正缩成一团，老李刚刚在房间里对我说的话，我肯定瞒不住了：“也没说什么，就跟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周炳国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原本想把在招待所里收到同样的字条也告诉局长，但本能地觉得这时候应该少说为妙。

局长的脸色很尴尬，冒出了一句很扯淡的话：“任何与人民为敌的人，都是神经病。”

我奇怪地看着他，然后说道：“嗯，我也这样想。”也许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让我有所醒悟，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大的阴谋。

另一个房间的记者仍然懵然无知。尽管这事儿是再大不过的新闻了，但还是不用担心。事儿出得越大，反而越好控制，稳定压倒一切，警察在公安局公然绑架记者，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在案子未破之前，记者们应该有这样的素质，暂且保密。这和媒体监督无关，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已经到了深夜，公安局里还是灯火通明。记者们一个个被叫进去谈话，签订保密协议。对老李的身份还在调查中，那个混进新闻通气会的女记者不知所踪，老李为她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我被送回到了招待所的房间里。关了门之后，我进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响着，然后又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耳朵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没有声响。

我重新又回到洗手间，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铁牌，老李在临死之前，把这玩意儿塞到了我手里。

已经进入了龙舟赛开幕倒数的第五天，案子没有剥丝抽茧，反而是越查越复杂，确切地说是越查越混乱。

我洗完澡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一边看着老李给我的铁牌，一边分析错综复杂的案情。

半年前，我和张凡双因为十几年前的大悬案来到J市，还没摸到公安局的大门，就被一个叫李舒然的男人绑到郊外，莫名其妙地目睹了黄玉芬的死。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那边的调查并没有得到我们预料中的结局，李舒然不是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更别说是大悬案的凶手了。

半年之后，当我以为J市公安局把我们找来是因为李舒然时，却得知凶手再次出山，屠杀了民警冯天天，而李舒然依然毫无踪迹。

当排除其他可能，怀疑是记者，在警方设下的“通气会”圈套中，凶手没有出现，反而是李舒然的团伙又插进来一脚，还对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李舒然和凶手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在阻止我们查当年的悬案吗？看上去也不像，如果这样的话，直接在树林子里把我干掉不是更省事吗？还有，他给我发了那么多信，难道是在暗中协助我们调查？

也不对，除了纸上谈兵地分析凶手的性格，在实战中，他一直没干什么好事儿。更重要的是，李舒然团伙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伙，居然能让公安局宣传科的老李也被牵扯进来？

不要相信任何人！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再次拿起那块小铁牌，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完全没有概念。

总而言之，现在有两起案子，第一起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又开始杀人了；第二起是有个叫李舒然的男人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左右，但凡我们对大悬案开始调查，他就弄出点事儿。

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的境地尴尬。老李“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告诫，证明确实有隐情存在。就在刚刚，我和公安局局长就这个问题心照不宣，用屁股想想也知道，他肯定不会愿意我们知道真相。我从床上爬起来，从猫眼里看看门外，门外没有人，然后走到茶几旁，拨打了周炳国房间的电话，没响几下，那边就接起来了。

“周教授——”我刚要把话说下去，周炳国就把话打断了：“嗯，我知道，你在房间等我，我这就过来。”

挂掉电话，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周炳国的警惕心。如果局长真的有真相不希望我们知道，没准儿有人正在监听电话。周炳国是为了安全起见，人生地不熟，在别人的地盘上，还是小心为妙。

我打开电视，开大了声音，然后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的墙壁。难道真被监视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能躺回床上耐心地等着周炳国的到来。

离龙舟赛还剩下五天，电视里播放着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我继续观察房间里的其他设施，这是在二楼，夜已黑，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会不会有人正在对面的房里看过来。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有可能就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站在房间的中央脱掉汗衫，接着脱裤子，裤子褪到一半，佯装看了看窗外，仿佛怕被人偷窥似的，走到卫生间的门口，打开里面的灯，然后再关上房间的灯。接着把卫生间的水龙头打开，蹲着身子潜回黑暗的房间里，来到窗户旁往外看。

对面是座五层楼的居民房。多数的房间都亮着，从这边可以看到里面居民的日常生活，我看不出个所以然，又悄然潜回卫生间，打开淋浴洗了个澡，重新开灯躺回床上。

电视画面从赛场的布置转回到了演播室，此次龙舟赛的主赞助商正在本地的一个访谈节目里侃侃而谈。

我点了一根烟躺在床上。那个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在女主持人的面前一直在介绍自己的企业，绕了一大圈才绕到重点。

“我一直认为从商和体育竞技没什么两样，通俗地说，它们都是一场游戏，要想获得游戏的主动权，就必须通晓其中的规则。”他意气风发地总结了一句，“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句话突然让我一颤，是啊，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半年前我就被牵扯到这个游戏中来了，在貌似繁华的背后，正有个不知名的操控手，在操纵着游戏规则和进程。

“杀黄玉芬只是开始。”我把自己的话拿出来问自己，龙舟赛还剩下5天时间，游戏真的能按时结束，还是只是刚刚开始？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从床上爬起来，从猫眼里看到周炳国的脸。我打开门，周炳国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然后迅速钻了进来。

我刚要说话，他先把食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机翻过来看，再沿着墙角，顺溜摸了一遍，最后站到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压低着嗓子问我：“什么情况？”

我被周炳国的紧张兮兮弄得反而不淡定了，从裤袋里拿出那块铁牌，连同老李给我的那封信一块儿递给他。他拆开信看，然后又把铁牌拿在手上掂了掂，这是块类似于美国大兵身份牌的银色铁片，呈椭圆状，上面刻了一排钢印数字：960320ST1184。

他皱起了眉头，显然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问他了：“你怎么看？”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们很有可能进了人家的套。”周炳国表情严肃，他的分析比我的更加令人不安。他说得没错，如果真有隐情不想让我们知道，可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邀请来呢？

“不管怎么说，”周炳国把铁片还给了我，“这牌子先别交给任何人，我们以静制动，在没有把握之前，还是什么都不要做的好，”他顿了顿，“不过，我估计即使我们想做什么，现在也并非那么容易了。”

果然，第二天当我问及老李的案子，无论旁敲侧击还是直抒胸臆，每个人都闭口不谈，理由是这是他们内部的问题。态度倒是很诚恳，说是调查出了结果之后自会给我们个交代，然后用毋庸置疑的口气暗示我们，来J市的目的只是为了抓住大悬案的凶手而已。

一听就是统一过意见的。周炳国的判断没错。只是想想都是很滑稽的事儿，我是警察因为查一件案子被卷入第二件案子中，作为第二件案子最主要的受害人，现在却告诉我这事不用我管。

中午时分，闫磊仿佛也看出来这样下去大家都尴尬，所以当我们坐下来，就过来接着谈大悬案的凶手，故意把话题岔了出去。“记者不是嫌疑人，”他说道，“接下去只剩下成人用品店这条线了，当初的店老板已经都找着了，接下去立即就可以展开排查工作。”

我们围成一圈，周炳国正在建议走访时应该注意的细节，聊了20多分钟，我发现闫磊每隔十几秒钟，肩膀就要上耸一下，周炳国也发现了。“怎么了？”他问道。

“偏头痛。”说话间闫磊又抽动了一下，痛苦烦躁的表情写在脸上。周炳国看了看四周，刑警队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红着眼睛，因为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加之悬案的凶手至今没有线索，每个人的压力都几乎到了极限。

周炳国抬腕看了看表：“到饭点了，大家都先把手上的活儿停一停吧，都停下，吃过晚饭再弄。”

这句话让原本喧杂的办公室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闫磊先愣愣，明白了周炳国的意思，再绷下去，神经自己就断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家先吃饭。”

有了队长的命令，仿佛突然间松了下来，房间里的舒气声此起彼伏。

“队长，我就不去了，有就给我带一口，我上沙发那眯一会儿。”

“我也是，颈椎疼得要命，得躺会儿。”

众人七嘴八舌，闫磊刚想发作，周炳国打断了他：“算了，我们自己去吃吧，然后带点儿外卖回来。”

“我也不去了，手上还有些资料要整理。”张凡双憔悴地说道。

结果只有闫磊、我，还有周炳国三人出了门。闫磊左边的肩膀还在不停地向上耸着，这是疼的。

我们找到了一家饭馆，刚坐下，闫磊就掏出了芬必得酚咖，周炳国阻止道：“别回头成了顽固性的，就麻烦了。”

“知道。老板，先倒壶水来，”闫磊转头吼了一声，然后吞了两片药片，“去查过，查不出来，可能是最近累了，没睡好觉的缘故。”他把桌上的菜单打开，推给了周炳国。

“让马路看吧。”周炳国移给了我。我点了几个菜吩咐老板打包带走，为我们各要了一碗面条，然后掏出烟递过去。

“这样下去不行，案子还没破，人已经累垮了。”周炳国接过烟又说道。

“上面逼得紧，”闫磊无奈地说道，“再过五天破不了案，自上而下都得挨批，要是龙舟赛期间再弄出点儿啥事儿——听说这次省领导来了不少！你说这龟儿子怎么就一点儿影子都抓不着呢？”闫磊猛地吸了一口烟。

“不知道，”周炳国眉头也皱得紧，“不过总得想个法子，这人没准儿对我们很了解。”

我不动声色地在一旁听着，闫磊没理解周炳国的话外之音：“记者已经排除了，那么他还会有什么途径接触到冯天天，而不被怀疑呢？”

周炳国没有接下去，三个人就这样沉默着等着面条。在不说话的同时，我脑子一直在接着周炳国的思路往下想，是啊，他说得没错，要说线索，十几年来，凶手一直就在这座城市里，而且还有指纹锁定，他怎么可以像隐形人一样对付着专案组的民警，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当初已经细致缜密地调查过，让他跑了一次，现在又出来犯事儿，而且还是让警方一无所获，他的反侦查意识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当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排查掉之后，有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我的心里不是很踏实。

“12年前那些系列案发生之后，你们都有哪些收获？”我问闫磊。

“和现在的架势差不多，排查了上万人，所有有可能、没有可能的，只要是个人就被调查过，结果影子都没摸着。”

“查的时候，有没有查过公安系统里的人？”周炳国突然冒出来一句。

我木在那儿，尽管意料到周炳国一定是这个意思，可没想到他会如此直接地说。这种直捣黄龙的做法，让我吃了一惊。我赶紧转过头看闫磊的反应。他下眼皮紧绷，我看到更多的是他脸上那种不易觉察的惶恐。

周炳国一语点醒梦中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当年大悬案的凶手是系统内的人？因为包庇，所以才会导致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发生。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所有奇怪的事情就能被解答了。

闫磊的脸色很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周炳国好。周炳国很淡定，像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儿，我倒反而紧张起来。

闫磊终于说话了：“那现在怎么办？”

“我就是提出一种可能而已，也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周炳国用不经意的口气说着，“不过我建议可以留意一下，也别太过张扬，别回头造成心理上额外的负担。”

闫磊看看周炳国，再看看我，说：“明白了。”

老板把面条端了过来，周炳国率先拿起了筷子，说道：“先吃面，身体终归是最重要的。”

西南人爱吃辣，朝天椒、毛椒，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小玩意儿混在一起，辣味不轻。我对辣椒还是有点儿免疫力的，在我所在的江南城市属于吃辣高手，可是比起这边，连喝碗稀饭都要铺上半层辣油的风俗来说，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闫磊拼命往嘴里塞辣椒，这种吃法让我瞠目结舌。“这么吃对偏头痛不好吧，神经岂不是跳得更厉害？”我问道。他坐在我的右手边，餐桌不大，我们俩拿筷子的胳膊老是碰在一起，我这才发现他是个左撇子。

“不好意思，”他往那边靠了靠，“习惯了，没事，这样以毒攻毒反而舒服。”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继续埋头吃着面条。

我看出了他的心猿意马，真是饿了，否则可能连吃辣的欲望也会大打折扣。周炳国这个话题简直比案子本身更为沉重，系统内部的人，意思就是说，警察也都在怀疑范围之内。

我背对着饭店的大门，正对着一面做屏风用的落地玻璃，我吃一口面，抬一下头，把玻璃屏风作为屏幕，倒映着我所认识的那些J市警察模样。

小刘是个细长个，高鼻梁，中长发，就算把眼镜摘了，我也能够确认在此之前没见过他；王二是年轻人，刚从警校毕业，现在还在实习阶段，别看他个儿小，可是浑身的肌肉，一看就是那种爆发力超强的运动员；吴娜是个小姑娘，从政治部转过来的，脸上有些小雀斑；武警总队的政委，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圆脸，平头，肩膀厚得像一块铁板，我估计以一敌三不在话下……

这些人的模样在我面前的那面毛玻璃上一一浮现。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无聊的事儿。这些人为了此案，忙得不成人样了，难道都是装出来的？如果这样的话，那身边的闫磊岂不也是怀疑对象？

我又侧脸看看他，他继续嚼着辣椒吃面条，头上冒出的汗，更显示出他的疲惫。我仿佛也被闫磊传染似的，太阳穴开始一点一点地跳动抽搐，可思维的惯性依然让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还在那面毛玻璃上时隐时现。

一个似曾相识的影子出现在了毛玻璃上，我愣了愣。正在疑惑的当口，她又出来了，来来回回反复了两次，当我反应过来这不是思维，而是真实的倒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脑袋瞬间大了，猛然回头看着门外，已没有了她的踪影，我急忙跑到门外，马路上人来人往早已没有了她的行踪。

闫磊和周炳国也跟了出来。“怎么了？”闫磊问道。

我说：“有人在跟踪我们。”

便利店里那个女孩！没错，她戴着淡灰色发卡，还是白色T恤和黑色牛仔裤，和半年前一模一样。就在她出现后的半年，再次回到了我的视野。

“你确定吗？”闫磊问道，“你确定在你们来J市之前，她就盯着你们了？”

“确切地说是盯上了我。”我说着，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肯定还是含糊其辞，那个淡灰色的发卡是如此特别。我感到浑身发冷，不可能一而再地用精神紧张来解释。

“你真的确定吗？哦，别介意，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对一个发卡如此敏感，我就不会留什么印象。”

“肯定不会，”我有些急了，“因为、因为我的前女友就一直戴这个颜色的发卡。”

“什么？”这反而令闫磊更怀疑了。

我补充道：“但她已经死了。”

闫磊像被人点了穴似的，木在那儿不动弹。

闫磊对五家成人用品商店作了一次梳理。它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彼此没有联系，进货渠道也不一样，有从广东的，有从沈阳的，各自发展的脉络也迥然不同。两家因此做大了规模，居然卖这玩意儿在省内也卖出了名堂，除了一些常规的东西，还有手铐之类特殊癖好者的喜好品；另外两家已经转了行，之一在从事服装生意，之二在批发水果；只有一家倒闭了，据说是因为当初卖过不合格的避孕套，被罚款之后一蹶不振。

闫磊逼着人家在这样的情境下——而且还是在十年前，回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顾客，实在勉为其难。店主被逼得不行，脸憋得跟猪腰子似的，才说出一件不算事儿的事儿。

也谈不上多新奇，但还是有些怪异。当年有个顾客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也不买东西，总是东看看西看看。做生意挺讨厌这样的人，看他穿着，比较朴素，像个农民工，在一连两个月之后，他还是什么都不买，店主终于发话了，软软地嘲讽一下，之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所以店主对他多少有些印象。

当时闫磊还没有把这点往心里去，走到第二家的时候，店主居然说起了相似的人，也是一连一两个月，晃来晃去，临了还多了信息，这男人貌似每次都是蹬着三轮车来的。

再往后三家，话谈到三分之一，闫磊就开始往这上面引导着回忆，这下不得了，一连五家的走访，得出个结论：当年有个蹬着三轮车，穿着朴素，跟个农民工似的男人，曾经逛遍了J市所有的成人用品商店。

单木不成林，但要搁在一块儿就能说明问题了。讲到这儿，周炳国被触动了一下，敢情这闫磊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在铺垫呢，这才是重点。

闫磊说完之后，看着周炳国：“我是觉得有点儿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周炳国想了一会儿：“凶手有一辆可以装运尸体的车，未必是机动车。”他顿了顿，我立即把话接了上去：“也有可能是人力三轮车。”

我们突然发现了当时的问题所在，凶手有一辆车，所以大家都往司机身上查，但还有更大基础的三轮车主人，从来没有进入过侦查员的视野。有着多年刑事经验的警察居然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但要找到他，几乎是难于登青天了。别说J市有多少辆三轮车，难以找到突破口，而且还要上溯十年，去找一个去成人店“只摸不玩”的普通男人，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更让周炳国感到沮丧的是，如果那个蹬三轮车的真是凶手，那么他和我们刚刚圈定的“系统内部人员”又有什么交集？

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想起一件事儿来，于是说道：“李舒然说过，这凶手很有上进心，我们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十年前是个蹬三轮车的，因为上进心，摇身一变，努力成了系统内部的人？”

周炳国却觉得这些假设靠在屋子里纸上谈兵的推理，是得不出结论的。为了保险起见，当初的三轮车男人要查，系统内部的调查也不要停，着重在那些有特殊性癖好的人身上。

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指导，我们回去之后，又和当初的那个副局长谈了谈，副局长说这事儿你们找局长吧，他已经开会回来了，全权负责这个案子。

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在局长办公室聊着周炳国的看法，我一直担心局长会发飙。不过他倒是显得很克制，跟着我们分析了下案情，对话中我一直想把老李的案子也顺带提提，摸摸情况，可一到关键时刻，局长总是把话题岔开。

最后讨论的结果，由他亲自调查系统内部人员，首先就从刑警队开始，然后再辐射出去。

一干人等率先被叫出去问话，闫磊坐在门口的位置，一直闷头抽着烟，脸色凝重，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出来之后，他松了一口气。像松狮犬一样皱起的眉头，才算舒展开。

刑警队没问题，当然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即使有问题，但鉴于这案子另有隐情，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作秀？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的要好，死水微澜不如丢块石头进去，要更大规模地进行系统内部的调查，必须先得证明自己没有嫌疑。我相信这并不是周炳国的本意，他一定是在下个什么反套儿，再让他们钻进来，让真相离我们更近。

说实话，对于这点我还是有点儿兴奋的，在此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有周炳国撑腰，我相信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无法预知的事儿发生。

然而不知怎的，我太阳穴的抽动也越来越厉害，似乎这偏头痛还真的传染了。从下午一点多开始，这种疼痛愈演愈烈，原先每隔五分钟，紧接着频率越来越高，到了最后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停下来专心应付。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疼痛好像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它无从下手，既揉不到，也摸不着，用手指轻按痛处，却能够感觉大脑内部正在微微地抽搐。我心里默数着其间隔时间，几乎每隔五到六秒钟就会汹涌袭来。

我看了看四周，想用些什么东西捂在脑后，一无所获。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我起身走到门外，想去趟超市。我在超市买了瓶冰镇的矿泉水，敷在脑后，顿觉舒畅了不少。虽说依然疼痛，但因为沁入脑髓的冰凉，使得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

回局里的路上，我改变了方向，走进值班室后的一个侧门，侧门后的小房间里有张床可以休息一会儿。进门的时候，正逢张凡双去洗手间，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没事儿吧？”她问道。

“没事，就是有点儿头疼。”我笑笑。

她坐了下来，看看我，欲言又止，然后问了一句：“听说有人在跟踪你？”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她提过我女友林慕的事儿，我抬起头来：“还不确定，但我觉得是。”

张凡双没说话，我其实知道她想问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吧！”

“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说林慕的事儿吧，”我点了一根烟，“我想你应该多少听到过一点儿，我女朋友的死，是和我有点儿关系的。”

张凡双站起来：“你先休息会儿吧，别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

她走后，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淡灰色的发卡，它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地有质感。

我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对付着脑袋上的疼痛，越是接近睡眠状态，疼痛感就越轻，我保持着放手的状态，一边想事，一边对抗。林慕的脸庞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她扎着小辫子，头上有个一模一样的淡灰色发卡，再接下来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

林慕孤独地躺在暴风雨中，凄惨寂寞，而我在一旁，就像与她隔了一层玻璃大墙，任凭我如何喊叫，她始终没有起来过……

我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四周漆黑一片。我在黑暗中适应，才发现自己还躺在值班室的小床上，我摸索着墙，找到房间灯的开关。天已经黑了。

我翻看手机，上面竟有两个未接电话：闫磊和周炳国的，我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了，我居然在这张床上睡了这么久。于是赶紧拨通了周炳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起来了，是周炳国的声音，第一句话就是：“又发现一名死者，已经死了12个小时了。”

死者叫何久安，40多岁，是中午在家睡觉的时候遇害的，之所以到了半夜才被发现，是因为他的老婆带着孩子回老家，半夜12点多的火车回来，然后就看到了坐在卧室床边椅子上的老公已经死了。这个现场和死者冯天天的死亡现场很相似，额骨左处有创口，照样用胶带绕在面部，绕了五圈，法医现场勘察证明死亡时间在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何久安的家也是两室一厅，格局与冯天天家差不多，凶手依然用木棍击倒受害者，绑上电线窒息致死，而且现场同样“干净”，凶手制伏受害者的范围只局限于卧室门口到床边一点儿狭小的面积。

这样看来，凶手也是作了准备的。

我到的时候，他们照惯例在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露出马脚的可能性更低，他正在成为一个“熟练工”。果然，上次还采到一枚指纹，这次只提取到半枚。除此之外，在卧室的床单上，还有一滴类似墨汁的印记。

周炳国和一群搞勘察的继续在现场寻找痕迹，想必这案子太大，须他亲力亲为。他们穿着工作衣、戴着手套，照相、提取证物，忙得不亦乐乎。法医官杨静静正在卧室，我看见她弯腰在尸体旁观察。

凌晨三点了，因为一辆接着一辆的警车开进小区，对面楼里的灯亮了很多盏，即使那些没亮灯的房间，我怀疑在窗户后面也贴着一张张看热闹的脸。

这边的邻居更不在话下，警察一家家敲开门一边作着解释，一边面无表情地做着询问工作。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何久安的身份。何久安是个下岗工人，现在在家附近的印刷厂里做搬运工。其实也就是个临时工，按件取酬，把一捆捆印刷包装好的书和报纸搬上卡车。

这活儿无须坐班，在家等电话就行，遇害当天他搬完将近一吨重的书刊之后，一身臭汗，所以回家洗澡睡觉，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钻进来的。

这身份似乎和案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事到如今，死了N个人，从高知女性到医生，从刚刚牙牙学语的婴儿，到公安局宣传科的副科长，何久安的社会地位和离奇程度，貌似是最没有含金量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凶手把案子推向又一个高潮的关键点是。死者和那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公安局局长同名，都叫何久安。

这问题就又大了，简直是“连升三级”。谁要认为这事和局长无关，那这个人肯定脑子有病。反正我没那么傻，第一反应就是凶手的目标是何久安，因为何久安的保卫措施、反抗能力显然要比眼前这个瘦了吧唧、头发就快秃光的下岗工人强得多，所以才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我想得知消息后的局长何久安，比死去的何久安脸色一定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是赤裸裸的挑衅，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走上去，先和周炳国、闫磊打了招呼：“你们怎么也不叫我？”

“我听张凡双说你病了，干脆让你休息会儿。”闫磊说完，转头继续自己的工作。我有点儿尴尬，只好把话题转到案子上来，问：“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损坏的迹象，窗户也是好的，但有个气窗开着。”闫磊指指厨房的上方。那里有个窗户开着，不大，但能够勉强钻进来一个身材不算太胖的人。

何久安家是一梯多户，环绕式的，所以厨房窗外是个天井，从天台爬下来，外面根本看不见。凶手就是利用这个视觉盲点，在大白天钻进何久安的家伏击他的。

“在这个时候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妈了个巴子，让我逮着他，非弄死他不可！”闫磊骂骂咧咧地说道，“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案子不仅没破，反倒又出了一条人命！”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嗓音很高，貌似是说给大家听的，是啊，局长危在旦夕，你个刑警队长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周炳国不说话，他听着闫磊抱怨，眼睛突然闪过一丝光芒，开口问道：“你刚刚说什么？”

闫磊吓了一跳：“我说非弄死他不可，我是说着玩儿的。”

“不是，后面那句。”

“我说什么了，”闫磊迷茫着双眼，“我说又出了一条人命。”

“前面一句，前面一句你说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了？”

周炳国迅速转身，走进卧室跟杨静静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对大家说：“我知道这个神经病要跟我们说什么了。”

周炳国一字一句地把自己的答案公布出来：“他正在用龙舟赛的倒计时进行谋杀！”

我和闫磊都吓了一跳。一时半会儿还没明白过来，不知道周炳国这个推理从何而来，他接着解释道：“冯天天的面部被绕了九层胶带，作为个子、体力、性别都比冯天天更为抗击打的何久安，面部却只绕了五层，这和他们遇害时的倒计时正好符合，难道只是巧合？”

周炳国的分析有道理，虽说听上去不可理喻。是啊，难道只是巧合？

警察办案可不能都用巧合来解释，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大胆假设，小心推理，犯罪分子无论强奸、抢劫、谋杀还是偷窃，都有其内心的动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有其一套自有的奇怪逻辑。

“那他想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抛开所有刑侦学学到的知识，在这里分析一个精神病的心理。

“我不知道。”周炳国说道。

每个人都在埋头苦思，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其实大家都清楚，是在对抗政府，但是谁都没有说出来，一来太大，即使说出来也无从下手；二来这个反社会人格的变态，再离奇的作案手法现在也只是单个刑案，一旦上升到政治角度，破坏重大赛事那就要另说了。我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如果凶手真的是按照龙舟赛的倒计时在杀人，那么显而易见这事肯定还没有结束，还有倒数四天，这四天他会做什么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但如果我胆子大一点儿去猜测结局，高潮部分一定会放在开幕的那一天。

鬼知道他接下去会弄出多少骇人听闻的事情来，这就要上升到反恐行动了。

在这个当口，没有十足的证据，谁也不敢往自己的身上揽这个活儿。就在我们继续想的当口，杨静静走了出来，说：“我有些自己的推测。”所有人都把眼睛望向了她，等着她给出一个明晰的方向线索来。

“凶手是个左撇子，身高在一米七四到一米七八之间。”

后者没有新意，前者却是条崭新的线索。“并且他在刻意隐瞒自己是个左撇子。”杨静静又补充道。

她说完这话，我不自觉地看了看闫磊，然后脑袋中马上就提出了质疑。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应该是两名受害者的棍击伤都在左额。然而这也只能说明凶手用右手顺向挥打的可能性较大，杨静静之所以提出这个推理，一定有她的道理，果然，她咽了口唾沫，然后娓娓道来。

“两次都是一招制敌，干脆利落，我不得不说这个挥打动作，他作了反复练习，如果你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她接着说道，“用木棍挥打人的头部会采用什么样的姿势？”

她把右手举到半空中，然后从斜上45度用力挥打下来。“这个才是最顺手的，因为用力的方向都符合关节屈伸，”她左手从右肩关节开始，顺着手臂往下摸到肘关节和腕关节，“肩膀带动手臂，再到手里的棍子，半个身体的力量都可以集中起来，冯天天棍击伤就显示出这样的特征，这也是这种姿势最普遍的伤口形态，冯天天的眉骨自上而下豁开。但是何久安的伤口却是不一样的，他的眉骨不仅骨折而且略微上移了，也就是说凶手是这样——”

她又把棍子放到了斜下45度的位置，然后自下挥了上来。

“不是说不可能，但问题，这种挥手的姿势显然不利于用力，对于一个练习了很多次，准备好要一招制敌的凶手来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冒这个险，因为没必要，自上而下顺向的挥打，能够把力度掌握到最好。所以我认为他不是顺向击打，而是用左手反向击打，击中受害者的左额部。”她又把左手横过自己的身体，“就像这样。”她的手臂横过前胸反向挥舞过来。

我把手举了起来，尝试着模拟杨静静的动作。

“反向击打，从人体生理学构造，关节屈伸，还有肌肉牵引力的作用，一定是手横过身体，与肩膀平行的时候是最能够集中力量的。”我尝试着用行动来印证她的手法，果然，不在平行的位置上，怎么样都不顺手。

“那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形状的伤口呢？”我问道。

“因为身高，”杨静静继续说着，“冯天天只有一米六二，而何久安虽瘦却有一米八六，凶手的身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在反向击打时，两个受害者的伤口着力方向，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恰恰相反——当然，我说的这种只是常理下的推论，供你们参考用。”

我仔细消化着杨静静的话，想了一会儿基本明白，杨静静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有点儿绕，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通过常人抄棍子挥打别人时所顺手的姿势，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并加以隐瞒，因为顺向挥打，怎样都比反向要得心应手得多，按照她的说法，凶手没必要来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