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五点整，在贝维克公寓四号将举行一场“十茶杯”聚会。诚邀伦敦警察厅大驾光临。

这封寄给新苏格兰场汉弗瑞·马斯特斯总督察的短笺，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令他不安的因素。信是随星期三的第一拨邮件寄来的，那天恶魔般的热浪—也许你还有印象—可谓登峰造极。信上没有签名，正文工工整整打在一张便笺中央。对于马斯特斯的副手、年轻的波拉德警佐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日酷暑中的小插曲而已。

“不会吧，”波拉德一点也没有挖苦的意思，“如果邀请我们所有人，那一定是个很大的茶会。你怎么看，长官？是个玩笑或者什么广告之类的？”

马斯特斯对这封信的反应完全出乎波拉德的意料。无论天气如何，总是穿着厚厚的蓝色哔叽套装和背心的马斯特斯，正坐在满满一桌文件中间闷得汗流浃背。他那张大脸像个扑克牌赌棍似的毫无表情，灰白的头发经过梳理才遮住谢顶部分。此刻他抬起头，脸色越发通红，咒骂连声。

“怎么了？”波拉德问道，“你该不会是说—”

“喂，喂！”马斯特斯咆哮着。他有个习惯，烦躁不安时总像家长在教训傻孩子，“鲍勃，没弄清状况之前可别随便下结论。当你卷入这场游戏之后，就像上次我……对了。赶紧去把达特利一案的卷宗给我拿来。动作快点。”

案卷上的日期是两年前。波拉德回来时还未及详察，但他从标题上看出这是一起谋杀案，百无聊赖的心境顿时被好奇所取代。波拉德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步入警界，只觉得文书工作索然无味。纵然他也曾身穿制服去出勤，工作也无非是在十字路口昏昏欲睡地维持秩序，仅仅扣留了一千三百二十二名司机而已。马斯特斯总督察瞪着这份报告，清嗓子的声音中带有一丝不祥之兆，顿时令他来了兴致。

“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吗？”他催问道。

“激动人心？”马斯特斯虽然嗤之以鼻，但素来谨慎的他亦忍不住接着说道，“这可是谋杀，年轻人，就这么回事。我们一直没抓到下手的家伙，而且也没可能破案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干这行已经二十五年了，在我听说过的谋杀案中，这是唯一一起毫无意义可言的。什么激动人心！”

波拉德一头雾水：“毫无意义？”

“就说到这儿。”马斯特斯下了结论，“拿上帽子，鲍勃，我要打电话给副局长。然后我们去拜访一个你认识的人—”

“该不会是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吧？”

“有什么不妥？”

“老天，长官，这可不行！”波拉德极力反对，“今天这种时候可不行，他会发狂的。他会把我们的手脚一条条扯下来，踩在上面跳舞。他—”

虽然热浪逼人，马斯特斯脸上还是掠过一丝微笑。

“说得好，没错，那老家伙会暴跳如雷，”他承认，“但他最近忙于工作，也想换换口味。让我来对付他好了。关键是要引他上钩，鲍勃，引他上钩。嗯嗯，然后，一旦挑起了他的好奇心—”

十分钟过后，马斯特斯带着一贯的和蔼可亲，推开了H.M.的办公室门。这间办公室位于白厅后面古老曲折的街巷中一座大楼的五层。酷暑在此越发肆无忌惮，空气中弥漫着陈旧木头和纸张的气味。门后传出怒不可遏的吼声，H.M.好像正在口述信件。马斯特斯没敲门就推门走了进去，发现H.M.正坐在书桌旁，一脚跷在桌面上，摘下了衣领，恨恨地瞪着电话。

“把信拿来。”H.M.沉声说，声调活像个印第安酋长。事实上，如果忽略不计他那大鼻子上耷拉着的眼镜，那一脸粗鲁之色倒是很有印第安酋长的风范，加上他冷酷地环抱着的双臂，效果便更为显著。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映照着他的秃头，他庞大的身躯仿佛被热浪压缩了一般。

“请转接《泰晤士报》的编辑，亲爱的讨厌鬼，”H.M.继续说道，“我要投诉那个得了麻风病、狼心狗肺的家伙，丢尽了我们现任政府的脸。我问你，先生，有多长时间……（很雄辩滔滔对不对？是的，我喜欢这样。你知道就好）……我问你，先生，宽宏大量的英国人容忍公共财产被挥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有多长时间了？还有那么多要紧事等着用钱！就拿我来说吧，这辈子我每天都要徒步爬五层楼，为什么？因为那群肮脏卑鄙的守财奴拒绝安装—”

“啊，爵士！”马斯特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

H.M.尽管还沉浸在恶斗之中，却也不耐烦地连咆哮也省却了。“好吧。”他恶狠狠地眨眨眼，“好吧，我早该想到是你，马斯特斯。这下子麻烦算是把我的茶杯填满了，你一进门可就要溢出来喽，呸！”

“早上好，弗利奥特小姐。”马斯特斯殷勤致意。

H.M.的秘书“棒棒糖小姐”是位金发女郎，一头炫目的金发用发卡束起。两人进门时她起身合上笔记本，在波拉德的目送下沉着冷静、面无表情地快步离开房间。H.M.费劲地喘着粗气，把脚从书桌上移下来。他身前放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

“实话告诉你，”H.M.突然卸下戒备，主动开口，“我正巴望着有什么趣事找上门来呢。这些外交事务把我的背都压弯了。又有人冲我们的军舰开枪。你旁边这位不是鲍勃·波拉德吗？啊，我猜就是。请坐，马斯特斯。有什么事？”

如此轻易投降，反令亲切的马斯特斯犹豫起来。但波拉德怀疑，实际上H.M.过去几天不得不忙于工作，正在寻觅解脱之道。马斯特斯把“十茶杯”聚会的邀请信推到桌子对面，H.M.愠怒地研究了一番，把玩着手指。

“噢，啊，”他说，“好吧，怎么回事？你准备赴会吗？”

“是的，”马斯特斯冷冷答道，“还有，亨利爵士，我有意在贝维克公寓四号附近布下一道警戒线，连一条蛇也不能放走，就这样。现在你看看这个。”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达特利一案的卷宗，然后又从中抽出另一张信纸，与刚才递给H.M.那张大小相仿，也同样出自打字机。两张纸并排放在H.M.的书桌上，波拉德读道：

四月三十日星期一晚九点半，在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将举行一场“十茶杯”聚会。奉劝警方严加防范。

“不如另一封那么客气，对吧？”H.M.望着两封信，眉头紧蹙，“不过，两座房子都位于肯辛顿区。怎么办？”

“我们把潘德拉贡花园这封信称作展品A，”马斯特斯敲敲信纸，“这是两年前四月三十日下午寄来警局给我的。现在我问你，先生，”马斯特斯苦涩地吼道，“我能怎么办？呃，我能有什么办法？你还记不记得，这事发生在达特利谋杀案之前？”

H.M.没说话，疑虑重重的双眼微微睁开一条缝。他拾起芭蕉扇，将一盒雪茄推过桌面。

“我干这一行的时间太长了，”马斯特斯支起胳膊说，“长得都不知道该如何从这种局面中挖掘有价值的线索。呃，但是，除了传话给那个区的警局之外，我就束手无策了。我检查了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潘德拉贡花园是西肯辛顿的一个安静、优雅的街区，十八号是座空房子—不过是在差不多一周之前刚刚搬空的，供水供电都还没有停。我唯一查出的就是，出于某些原因，人们好像很害怕那个地方，所以都住不长。你了解了吗，爵士？”

“你的表述之清晰堪称典范，孩子，”H.M.答道，好奇地打量着他，“呵呵！我只是纳闷你这老妖怪是不是打算偷偷行动，去你的……”

“现在别打岔！”马斯特斯说，“我还没说完呢，嗯嗯。夜间在那周围巡逻的警员没有发现任何异状，但第二天一早，大约六点钟，一名警佐在前往警局的路上看见十八号的院门半开着。他走上台阶，发现房门没上锁。这还没完，虽然那是座空房子，但大厅里却铺着一长条地毯，还摆了一个衣帽架和两张椅子。警佐警惕地查看了所有房间，全都没有，哪怕是一件家具—只有其中一间除外。那是一楼房门左侧的房间，可能是客厅之类的。窗户被百叶窗遮住，但警佐能看出里面有家具。

“就是这样。屋里的家具十分齐整：地毯、窗帘，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盏新的枝形吊灯。这都是普通物件，只有一个例外。在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圆桌，有人在桌上把十个陶瓷茶杯和托盘摆成一圈。没有任何茶点，只有茶杯，而且所有茶杯都是空的。那些茶杯……哦，爵士，它们有点古怪。但我稍后再解释，因为它们不是房间里唯一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个死人。”

马斯特斯鼻子里长出一口气，红润的脸庞上绽开一丝怀疑的笑容，看起来他对自己的责任心以及这番话引发的戏剧性效果颇为满意。

“一个死人，”他边重复边翻开更多的文件，“我这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是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男人，身穿晚礼服，外头还罩着一件薄大衣（礼帽和手套放在房间另一头的椅子上）。他面朝下躺在圆桌旁，位于圆桌和房门之间。一支点三二口径的自动手枪从背后喂了他两颗子弹—一颗击中脖子，另一颗穿过后脑。两枪的射击距离都非常近，凶手必定是用手枪抵在他身后开火的，头发和脖子都被灼伤了。看上去这位老兄正走到桌旁，也许是在端详茶杯，然后凶手举枪对他下手。根据验尸报告显示，他遇害的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线索？我知道，但什么也没有。房间里有大量指纹，其中一部分属于死者，但那些茶杯和托盘上一个指纹都找不到，甚至连手套的污迹或是用布擦拭过的痕迹都没有。没人抽过烟或是喝上一杯；椅子也没挪过位置；没有任何线索显示房间里可能来过多少人，或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只有另一个迹象：壁炉里生过火，炉灰中还有一张包装纸的余烬。但是，那并不是用来包装茶杯的盒子和纸张。我等下会解释，装茶杯的容器要精致得多，是一个木匣，但那个木匣失踪了。”

马斯特斯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上面那张清瘦和善的脸庞上长着个鹰勾鼻，还有一副修剪得齐齐整整的灰色髭须。

“这位老兄很容易辨识，”马斯特斯接着说，“然后—砰！我的面前顿时空空如也。真要命，爵士，他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被谋杀的人！他名叫威廉·莫里斯·达特利，是个单身汉，家境很富裕，除了一个未嫁的姐姐（又是这可怕的老一套）帮他理家之外别无亲戚。他不仅没有任何敌人，而且甚至没有任何朋友。他早年确曾涉嫌卷入一两桩敲诈之类的事件，但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姐姐说（老天，我相信她）她可以告诉我他过去这十五年里的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动机？他的一半财产归姐姐，另一半捐给南肯辛顿博物馆。出事时姐姐正在打桥牌，拥有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反正我们也没认真怀疑过她—所以就没有其他疑犯了。那座房子的前一任租客是杰里米·德温特夫妇。德温特是一名律师，日子不太好过，夫妻俩和达特利的关系绝不比和月球人来得深厚，于是又走进了死胡同。达特利生活中唯一的兴趣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尤其偏爱陶器和瓷器。所以我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十个茶杯。”

马斯特斯倾身向前，叩击桌面，加重了语气。

“哦，那么，爵士，我不是你所谓的内行人士，草率下结论也不是我的风格。但一看到那些茶杯，就连我也能察觉到它们的不同寻常。每个茶杯上都有一个标志，像是纠缠在一起的孔雀羽毛，由橙色、黄色、蓝色漆成，色泽温润、流光溢彩，似乎在翩翩摇曳。而且它们非常古怪，你甚至能看到它们在房间里熠熠生辉。我对这些东西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份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报告：

这些茶杯和托盘可谓巧夺天工。我曾目睹早期的意大利产珐琅陶器。它们来自乔吉奥·安德里奥利在古比奥的制作工坊，上面还有他的签名，时间是1525年。但据我所知，这些茶杯很特别，当然，它们其实并不是茶杯，因为茶叶直至17世纪中叶才引入欧洲。我承认它们的用途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测它们被用于某种纪念仪式，例如已知的威尼斯秘密团伙。它们价值不菲，在拍卖所至少能拍出两三千英镑。

“嗯哼，”H.M.说，“一大笔钱啊，不过听起来蛮像那么回事的。”

“没错，爵士，我也有同感。我们追查了这些茶杯的来历，它们属于达特利本人所有。他似乎是四月三十日那天下午刚刚从邦德街的古董商索亚的店里买到的。他与老索亚本人直接进行秘密交易，付了两千五百英镑现金。那么，你也许要说这里存在动机，虽然是个疯狂的动机。假设有个疯子收藏家觊觎那些茶杯，设计了一系列周密计划要把它们弄到手呢？我承认这不太合理，但还能有什么思路？

“计划很周密，没错。首先是那些家具。我们查到之前两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霍尔本家具公司收到一封匿名信—那地方可供你一次性置办从避雷针到窗帘的全套家具—信中附有二十五英镑的钞票。去信人在信中声称，他想为一间客厅和一条走廊配置该公司最好的家具；家具需要集中到一起，他会派车来取货。哦，接着就有人来取货了。卡特莱特运输公司收到了另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五英镑。按照信中的指示，他们派一辆家具搬运车前往家具公司，将那批货物运到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钥匙也附在信中），把家具卸到屋里。整个过程中谁也没见过订购这批家具的人。送货工人只是把家具全部堆在客厅里而已，房子里也不见人影。幕后之人必定是此后才来摆放家具的。当然，也有邻居看见家具搬进房子里的过程，但由于那原本是座空房子，他们只是猜想一位新房客正要入住，并未虑及其他。”

H.M.似乎被一只无形的苍蝇闹得不胜其烦。

“等一下，”他说，“那些匿名信—是手写的还是用打字机打的？”

“打字机打的。”

“嗯哼，那么它们和那封通知你同一地点将举行‘十茶杯’聚会的信是不是出自同一台打字机？”

“不，爵士，是另一台。而且—怎么形容好呢—是另一种打字风格。你也看到了，‘十茶杯’那封信的字体歪斜粗陋，而另两封信则清晰工整。看得出后者出自训练有素的打字员之手。”

“嗯哼，说下去。”

马斯特斯继续：“那么，嗯—我们推测，”他说，“我们的推测是这样的：凶手设下了某个陷阱。呃，他弄到一所空房子，伪装成自己的，只在客人能看到的部分布置了家具。达特利带着那十个茶杯走进房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惨遭谋杀。也许凶手的动机是要窃取那十个茶杯。

“至此，达特利的行动也就明朗了。遇害当晚，他九点半离开位于南奥德利街的住处。他姐姐已经出去打桥牌了，开的是他们的车；男管家送他出门，还和他交谈了片刻。他带了一个挺大的盒子或是包裹，用纸包着，估计里面装的就是十个茶杯，但他没说要去什么地方。他在家门外拦了一辆出租车，后来我们找到了那名司机。他直接去了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马斯特斯咧嘴笑道，“运气不错，出租车司机对他印象深刻。

到潘德拉贡花园的车费是三英镑六便士，达特利只给了司机两便士的小费。简直是个惜财如命的老乞丐。但倒霉的是，愤愤不平的司机驱车扬长而去，完全没注意达特利接下来的去向。该死，哪怕他瞄到一眼有什么人开门也好！呸，那个司机所能记得的，仅仅是房子里似乎没有任何灯光。”

马斯特斯使劲挥了挥手。

“这就是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一切侦查工作都陷入了致命的停滞状态。没有任何反常，没有任何对手，什么都没有。假如你说他是被，嗯，被诱惑的话，”马斯特斯对这个带有戏剧性的词汇颇不自在，“假如你说他是被诱进那座房子，然后因茶杯而送命……哦，爵士，我敢说是最简单的解释。但不合情理！凶手不可能身无分文，他布下这个陷阱必定费了不少工夫和金钱。总之，他付给家具公司一百英镑，我女儿结婚时置办房子里整套家具也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他手头如此阔绰，为什么不直接去古董商那里把茶杯买下？它们又不是博物馆的非卖品。还有，既然他大费周章布置舞台谋杀了达特利，又为什么没把茶杯带走？它们还好端端地放在桌面上。一目了然、毫不夸张，爵士，它们碰都没被碰过，上面一个指纹也找不到。

“我说过，我们发现了一大堆指纹，包括达特利自己的，但什么也证明不了。指纹全都属于搬运家具的工人的。凶手肯定从头到尾都戴着手套。但他没有拿走茶杯，为什么？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现场毫无凌乱的迹象。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怎么看都说不通，都不合情理；如果说有什么案件会令我害怕的话，就是不合理的案情。凶手究竟想干什么？他没碰那些茶杯—但他确实带走了装茶杯的盒子，以及外头那层包装纸！现在我问你！时隔两年，今天早晨我又收到了‘十茶杯’来信，这是否意味着又一次谋杀？你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