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窗外狂风大作，到处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德国人从九月开始轰炸伦敦。而且就在几天前，他们开始轰炸其他大城市，首先是考文垂，然后是伯明翰。人们都说下一个轰炸目标不是朴莱茅斯就是布里斯托。

说起来，从事件发生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日益闲窘。在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国内各种物资都还相当充沛。汽油配给制并没有给大家出行带来很大麻烦。虽然部分食物也需要配给，但大都充足。大部分人可以毫不犹豫地邀请客人到家里晚餐。

我会联想到这些事，是回想起了七月那个星期一的晚上，贝拉·沙利文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情景。

我们全都喜欢上她了，包括汤姆、哈平夫人和我在内。年轻人可能会形容她为伶俐可爱，而且她那双迷人的眼睛无往不利。我们刚把她带回家时，她如我所料出现了延迟性休克症状：浑身发寒、呕吐、心跳加快，甚至脉搏虚弱得几乎摸不出来。而且她吃不下什么东西。

哈平夫人帮她泡了个澡，然后为她换上汤姆的睡衣，在被窝里放上热水袋，送她上了床。虽然汤姆给她开了些索福那帮助睡眠，但夜里十一点她还是爬了起来，坐在床上缝缝补补，补着哈平夫人好心但态度冷漠地帮她浆洗好的外衣。

汤姆喜欢她，表现就是比平常更加啰嗦，更让人无法忍受。十一点过几分，我正在坐在卧室里享受着每天唯一一管烟草时，关闭的房门外传来他们在隔壁聊天的声音。请容我将那些罗曼蒂克的对话记录如下。

“看在上帝的分上，女人，如果你真要像美国人那样说话，麻烦你学像点儿。别学电影里的台词，那和真正的美国话可不是一码事。”

“你有毛病啊。”

“你有双倍的毛病！”我没礼貌的儿子大声嚷道。他在病床边照顾病人的态度素以活力四射而非温和著称。

“我头发看起来怎么样？”

“糟透了。”

“你给我滚出……对了，你外套口袋衬里破了条缝儿。你这家伙，真是我见过的最邋里邋遢的男人。来，我替你缝上。”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女人。我可不愿意被饿狼似的女人照顾抚弄。”

“谁是饿狼似的女人？你这个丑陋的那什么养的！”

不过你要知道，贝拉话是这么说，其实并没有太生气。她就是有那种本事，直白地说出最恶毒最无礼的话，但同时声音却无比甜美甚至充满关爱。

“你，”汤姆说，“就是饿狼似的女人。你们女人都是。这是腺体分泌问题。等我下楼去拿张解剖图给你看就明白了。”

“你是说那种剥皮人体图画？”贝拉颤抖地说，“不必了，谢谢。我还是喜欢自己表皮完好。”

说话间，姑娘声音中笼上一层阴云，她说：“瞧啊，克劳斯里医生，你认识克拉夫警长吗？”

“认识。为什么这么问？”

贝拉犹豫了一下。我能想象出她现在的样子：坐在曾是我妻子卧室的舒适房间里，手里拿着针线，肌肤熠熠生辉，还有那一头俏丽的棕色卷发。

“他说——后天将举行死因调查听证。”

“躺下去，”汤姆说，“好好睡会儿，这是医生的命令。”

“不，听我说！他说——也许我需要站上证人席，确认巴里的身份。”

“没错，一般而言得要最近的亲属辨认死者身份。”

“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巴里的尸体？”

“快睡觉，听话！”

“他看起来——可怕吗？”

“从七十英尺高的悬崖落到三四英尺深的水中，不可能没损伤。不过验尸的医生说损伤不大。可能是因为他们落到水里时已经死了，当时尸体还是软绵绵的。他说尸体身上最严重的破坏是在海里漂流时造成的，被海浪冲到岸边岩石上不断碰撞的结果。”

听到这儿我赶紧猛敲了敲相邻的墙。医学方面的细节不能毫无保留地说给姑娘听。

“好了，赶紧睡觉！”汤姆咆哮道。

“告诉你了，我睡不着。”

不过索福那发挥作用后，她终于还是睡着了。倒是我一直无法入睡。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我却辗转难眠，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丽塔的面容。后来我不得不穿着睡衣，去楼下诊室找了点温和的安眠药水来喝。这虽然不是什么值得大力鼓吹的好习惯，但在医生中比较常见，不算什么大毛病。当我醒来时已经过了中午，外面天气晴朗，我浑身再次充满力量。

事实上，我晨浴时简直可以说心情愉悦。起来后才知道克拉夫警长和亨利·梅利维尔已经来看过贝拉了。后者甚至不怕麻烦拄着拐杖单脚跳上了楼。他们留了口信，让我下午三点时去阿莱克·温莱特大宅会合。当我准备下楼去吃大大推迟的早餐时，正好碰到莫莉·格伦吉从贝拉的房间出来。

我一直很担心性子安静而保守的莫莉和我们的客人不能融洽相处。但一看到她，我就知道她们相处得不错。莫莉脸色微微发红，冲着我微笑。

“你见到沙利文夫人了？她起床了吗？”

“起来了，”莫莉答道，“而且已经穿戴整齐。

”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非常喜欢她。”莫莉表情有些困惑，“不过卢克医生，要我说，她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你会习惯的。”

“而且她一直在窗前走来走去，”莫莉说，“几乎是不着寸缕地走来走去。马车驿站酒吧里的人都围在几扇窗户前偷看，眼睛都要脱眶了。卢克医生，如果不妥善处理，你在临肯比的名声将会受损。”

“在我这把年纪？”

“我刚给她送去几双袜子，”莫莉继续说道，“我仅剩的几双丝袜。不过，就像贝拉会说的那样，见鬼的，谁在乎？顺便说一句，别把她介绍给我父亲认识。他一准儿会火冒三丈。“

“警察来找她干吗？”

莫莉面露忧色。

“他们想问问她有没有巴里的照片，她说有。不过伦敦警方巳经搜查过沙利文在伦敦的住处了，一张照片都没找到。”

“身为一个演员，一张照片都没有？”

“就是说啊。”

“不过，听着，莫莉！”我突然想起来，“温莱特家肯定有大把他的照片。你还记得吗？他和丽塔总是拿着相机相互拍来拍去。”

“正是。警方也去找过了。不过，看起来——”莫莉抿了抿嘴，“似乎有人故意把他们所有的照片都撕碎了，大概是出于憎恶。卢克医生，你能理解这种事吗？怎么会有人恨他们恨到这步田地，居然连照片都不放过？”

不祥之兆再次降临。我永远都会记得莫莉当时的样子，胸脯起伏，身后窗户射入的阳光为她一头金发镶上了耀眼的光环。

“莫莉，有人恨他们恨到杀死他们的地步。”

她不敢置信地说：“你不会仍然坚持这种说法吧？”

“我坚持，而且打算在死因调査听证上为此作证。”

“但你不能！”

“我就要这么做。现在，陪我下去吃早餐吧。”

但莫莉犹豫了一下，她说：“沙利文夫人在本地好像不是举目无亲。似乎她和保罗·费雷斯相熟。”

“我想是的。”

“她突如其来地告诉我，和保罗·费雷斯一起喝个酩酊大醉，比和任何人一起都要愉快——我猜她是指醉醺醺的意思？非常有趣的言论。不过记住我的话，卢克医生，我们这位小朋友肯定会在邻居中引来诸多风言风语。”

等我吃完早饭走出大门、想去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时，才发现莫莉此言果然不虚。哈里·皮尔斯，马车驿站的老板，像个不情愿的使者一样走出自己的酒吧。哈里是个老派的酒吧店东，身材强壮，脑门上一丝卷曲的刘海让人惊鸿一瞥。他人还没到，话音先远远传来。

“没有冒犯之意，卢克医生，”他推心置腹地说，“不过我和我的几个顾客想知道本地到底出了什么乱子。”

“你是指哪方面？”

“首先，”哈里说，“两个闷闷不乐的家伙纵身跳下了情人崖。而就在昨天——该死的见鬼的老天爷啊！——那个大块头家伙像开着坦克车一样横冲直撞地冲进酒吧，打碎了十一只啤酒杯，一张桌子，两个水壶和一个烟灰缸。”

“对此我深表遗憾，皮尔斯先生。”

“请注意，我不是说他事后没照价赔偿，”哈里举起一只手，宣誓似的说道，“他赔了，这是事实。我不是想说那位先生坏话。但是无意冒犯，医生，人们才举起一天中第一杯啤酒，就碰到这种扫兴事，到哪儿都说不过去。不是吗？”

“当然没错。”

“我的顾客们扫兴极了，这是事实。然后，今天早上，你家窗前居然出现了一个几乎赤裸的妙龄女郎，一个非常美丽的妙龄女郎，我没说她不漂亮！我都快疯了。”

“我相信，最后这件事没有让客人们扫兴吧？“

“不，但它让女眷们不快。”哈里放低声音，诚恳地说，“而且还有其他女士表达了同样的不快。有人去报告了圣马克教堂的牧师，他到此表示了抗议。啊哈，他似乎对没能赶得及亲自向她表达意见而遗憾万分呢。而且，这还不算完，还有威利·约翰森和尼禄那家伙的事。”

“哪个家伙？”

“尼禄大帝，那个在罗马城火光冲天时，对着一片火海弹琴唱歌的家伙。”

“他怎么了？”

哈里沮丧地摇摇头。

“夫哪，真没见过像威利那样能唠叨的人！昨天不知道是谁给了他十先令……”

“没错，我知道。”

“他拿着钱去临潭的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回来之后先是去了皇冠酒吧，然后就到了我这里，开始滔滔不绝。除了尼禄这家伙，他根本不谈别的。威利说尼禄是他在电影中看到过的最丑陋、最卑鄙、最邪恶的人物。威利说他简直是太可怕了。把五十个还是一百个基督徒丢到狮子嘴里，自己则一边品着啤酒一边观赏。这是威利说的。”

“是的，但是——”

“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我对自己的店颇为看重，听到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就把他赶走了。但他又去了黑猫酒吧，乔·威廉姆斯蠢到让他赊了瓶威士忌。”哈里再次沮丧地摇摇头，“我猜今天早上威士忌对他来说只是个开始。”

“如果我是你，才不会去过多担心他。他不会有事的。”

“希望如此，医生，希望如此。”

“至于我家那位年轻女士——”

“啊哈？”

我在他眼中看到一闪而过的赤裸裸的兴趣，让我感到厌恶。

“你可以回去告诉皮尔斯夫人和其他女士，她们看到的姑娘是巴里·沙利文夫人。她刚刚失去了丈夫，非常难过，不希望別人对她探头探脑。你能转告她们吗？”

哈里犹豫起来。

“好吧，医生。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不过你不能责怪她们对此不快。战争以及其他烦心事不断，你也许会说我们就像被诅咒了。我们中的某些人只是担心，接下来要发生的又会是什么呢？”

私下里说，他最后那个担忧我也有同感。

我开车赶往阿莱克家时才刚过两点，时间还早得很。天空一片蔚蓝，呈现出人们称之为蓝绿色的那种颜色。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原野从没比这一刻更美丽。不过情人崖边的大宅好像老旧了许多，和它主人一样，也和我四天前夜里看到的一样，破败而萧索。彩色沙滩椅仍然放在草坪上。我记得星期六晚上开始下雨后，巴里·沙利文特意留下来说要把它们搬到室内。不过到现在椅子还留在原处。

我在门口车道上停下车。老女佣玛莎迎接我进入房内，带我到楼上。在这栋房子里走动时，踩在硬木地板上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阿莱克和丽塔刚搬进来时，共享大宅后半部一间巨大的卧室，卧室窗户面朝大海。而后来，丽塔和阿莱克开始分居。她仍住在屋子背面的大卧室里，阿莱克搬进了前面的某个房间。不过，星期六晚上我把阿莱克抉上楼时显然忘了这档子事，我把他抉进了丽塔的房间，所以现在只能去那里探望他。

白班护士格洛芬夫人正在值班，她前来应了门。

“他怎么样了，护士？”

“不好也不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休息得好吗？”

“还行。偶尔会叫她的名字。”

“你没放人进来探访吧？”

“没有，医生。佩内小姐和我日夜守在他身边。而且，也没人来看过他。”

我走进房，随手带上门。卧室面海的两扇大窗户拉着严严实实的白色百叶窗，我关门时稍用了点力，震得百叶窗抖了抖。灯火管制时用来遮光的厚帘子被卷了起来，藏到厚厚的窗帷和花卉图案的印花窗帘后面去了。

阿莱克正熟睡着，躺在右手墙边放着的桃花木双人床上，呼吸急促而虚弱。房间里充满虽然熟悉但仍令人不快的病人气味。阿莱克陷入这种状况全怪他自己。经年累月的酗酒弄垮了他的身体，加上他年事已高，虚弱的身体根本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不过事已至此也无谓事后诸葛。我替他把了把脉，然后看了看挂在床尾的表格。通过百叶窗照进来的微弱光线，我发现阿莱克放在被子外、置于胸前的手里抓着什么东西。

他手上的皮肤满是皱纹和印痕，青筋毕露，随着呼吸在胸口起起伏伏。他手里抓着的东西，看起来像那把刻着玛格丽特和同心结的镀铬钥匙。阿莱克对这把钥匙相当重视。

“护士！”

“是的，医生？”

“你看到他手里的钥匙了吧。你会不会碰巧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重视，那是什么钥匙？”

格洛芬夫人犹豫不决。护士不应该对病人的私事探头探脑，但很显然，我问的事她刚好打听过。当她断定我的问题里没有陷阱之后，走到三面镜梳妆台边，打开其中一个抽屉。

“医生，我猜就是这玩意儿的钥匙，”她指着什么东西说，“当然我不敢肯定。”

抽屉里乱七八糟地放着些丽塔的小玩意儿，其中有个象牙大盒子。盒子上了锁，锁上刻着烫金大字“玛格丽特”，名字下方刻着个蓝色的同心结。

“你瞧，样式都是一样的。”格洛芬夫人说道。

我拿起盒子，还颇有些分量。摇了摇，没听到声音。我拿起盒子时碰到了抽屉里散落的香粉，泛起一阵芬芳，这让我骤然回想起那个死去的女人，仿佛就她就站在我身边。

丽塔的小玩意儿——在她死后看到这些东西真让人不好受——完全体现了她的性格：有一个小小的儿童手套，一只表面和指针都掉了的昂贵腕表，几张彩色薄丝帕；还有数只发卡、卷发别针、用光了的面霜罐子和管子、一扎配给券和一本护照。所有的东西上都沾着香粉末，显得死气沉沉。

我拿起那本护照，护照用的是丽塔和阿莱克早些年的照片。那时的阿莱克看起来健康又自信，甚至在护照相片里也是唇边含笑。照片中的丽塔单纯而充满渴望，戴着顶钟形帽。护照上写着：“护照持有人，女，玛格丽特·杜拉莉·温莱特；出生时间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地：加拿大自治领蒙特利尔……”

这么说丽塔已经有四十三岁了，而不是她声称的三十八岁。不过也没什么要紧的。我把护照放回去，象牙盒子也搁回原处，然后关上抽屉。

格洛芬夫人清了清嗓子说：“医生，我说过，没人来探望过教授。但不久前倒是有人到大宅来过，大吵大闹了一番，最后被玛莎赶走了。”

“谁？”

“那个可怕的威利·约翰森，当时喝得酩酊大醉。”

（再次听到约翰森先生的名字，我禁不住颇为恼火。）

“他声称温莱特教授偷了他什么东西，”格洛芬夫人说，“语速飞快地大吵大闹着，就是不肯离开。被赶走后，他跑到车库另一边的花匠棚里去了。我想他现在还在那儿，满嘴污言秽语，唠叨个不停，我也不知道。我们不愿意为了这种小事报警。你可以做点什么吗？”

“交给我吧，护士，我会处置他。”

我怒气冲冲地走下楼，穿过客厅，丽塔半含笑的肖像迎面而来。我经过餐厅走进厨房，然后从厨房后门走下台阶，进入后院。

上礼拜六晚上后就没下过雨。院子里那片稀疏的草地勉强可以称得上草坪。在草坪之外就是那片广阔、湿润而且柔软的红泥地，一直延伸到情人崖边。后院中有白色小鹅卵石铺就的几何图案，还有一道鹅卵石镶边的小径直通到崖边。红土上那两行脚印仍然清晰可见，那是两个一去不返的情人的脚印。

从后院可以顺着雄伟的悬崖轮廓向海上眺望。远处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上有艘灰扑扑的拖网渔船，正懒洋洋地游弋着。从海上刮来一阵微风，有个声音喊道：“喂！”

威利·约翰森先生从大宅左边、网球场旁的花匠工棚方向走来。

他走得不快，显得分外小心翼翼。看上去倒像是在跟踪谁。他的阔边帽压到眼睛上方，帽子下一双充血的眼睛努力聚着焦，但聚成了斗鸡眼，外套口袋里露出一小截酒瓶。他在离我颇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左右晃了晃，专注地用手指指着我，声音嘶哑地说：“我做了，做了可怕的噩梦。”

“真的吗？”

“可怕的梦，”约翰森先生顺着伸出的手指往前看着，强调地说，“做了一整晚。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要付出代价的是你自己，如果你不离酒精远点。”

约翰森先生对此亳无兴趣。

“我梦到，”他说，“尼禄皇帝高高在上，正在审判我。他抽着价值半克朗的雪茄，往人们身上浇满沥青，好点燃烧死。他可真丑啊，从没见过那么丑的人。在他身后站着他所有的角斗士，手持利剑和草耙。他像这样往前倾着身子，对我说——”

说到这儿约翰森先生停了下来，清了清沙哑的嗓子。似乎这样还不够，他从口袋里掏出酒瓶，在袖子上小心翼翼地擦了擦瓶口，然后举起来对着日光，眯着一只眼看了看还剩多少，这才把酒瓶举到唇边。

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