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命案被发现的时间，是一八八八年九月七日玛莉·安·尼古拉斯举行丧礼后的翌日早上。

距离第一个杀人现场屯货区西边大约半英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叫做汉伯利街的马路，那是一条比较宽且长的路。至于哪里的街道景象又是如何呢？引用一下昭和初期（指西元一九二五年起）曾经去哪里做过实地调查的作家牡逸马所写的文章吧！

“衣着简陋、赤着脚的小孩从早到晚在马路上乱跑。这个代表性贫民窟的街上，还住着许多以劳动者或以外国低级船员为对象的妓女。”

这就是那条街的部分景象。

汉伯利街上有一排廉价的出租房屋。汉伯利街29号的后院，就是发生这个命案的起点。

这是一栋三层楼建的砖造排屋，面对马路的门经常是关闭着的，住在这里的人总是从院子里通往后面的栅门出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白天就会看到妓女或醉汉、流浪汉出出入入。

九月八日上午六点过后，淡淡的朝阳开始射入排屋的后院，住在三楼的史比特区果菜市场的搬运工约翰·戴维斯因为要上班了，所以下楼到后院。

就在他从石阶上下来，要走到后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和邻居交界的墙壁墙角处。他原以为那是一个喝醉的女人，但是一走进那个女人，便看到女人全身是血，伤痕累累。

他吓得立刻狂奔到附近白教堂路的警察局。

尸体的手掌朝内、手臂伸直且两脚张开，像在朝拜似的双膝着地。死者的手上、脸上都是血，身上的黑色长外套与裙子往上翻起，露出被切割的乱七八糟的腹部。不过，死者的死因并不是腹部上的伤口，而是咽喉上的刀伤。

那时通往后门的栅门外已经围满了好事者，附近的窗口也挤满了一脸好奇表情的住户面孔。

临时验尸工作一结束，尸体就被抬上担架、盖上防水布，送往附近的老蒙塔古街临时停尸间。上个星期的玛莉·安·尼古拉斯的尸体，也曾经被收容在哪里。

尸体的脚步有两枚黄铜戒指、数枚硬币和染血的信封纸片。另外，附近的自来水龙头下面，有一间浸湿的皮围裙。这件围裙之后还引发了别的事件。

八日下午两点后，巴克斯达·菲利浦医生开始进行解剖尸体的调查工作。从受害者没有发出惨叫来看，凶手应该是从死者的背后掩住了受害者的嘴巴，然后刀子从受害者的右耳下面刺入，一口去切割到左耳下面，一刀杀死了受害者。凶手似乎有砍下受害者头部的想法，但是后来不知怎的改变了想法，还把手帕系在脖子上。

另外，死者的腹部被剖开，肠子被切断拉出体外，挂在死者的“右肩”；子宫、阴道的上部、膀胱的三分之二也完全被切除了。飞利浦医生看到这种情形后，非常有自信地说：“这是学过解剖学，熟悉解剖工作的人所作的犯罪行为。”

因为看热闹的好事者之中，有人认识受害者，所以很快就查出受害者的身份了。她是被人称为“黑安妮”，在白教堂一带颇为出名的妓女。

“黑安妮”的本名是安妮·查不曼，有人说她45岁，但也有人说他是47岁。她来自中产阶级，是开膛手杰克事件的受害人中唯一有修养的人，因此自视甚高，同行的妓女们对他的评语并不好。

她曾经和一位有兽医资格的男人结婚，还生了孩子，但是嗜酒的毛病招来离婚的命运。离婚后她辗转来东区，落脚在汉伯利街以南约330码的地方，住在多赛特街35号。

她的身高虽然不足五英寸，但是身材丰满、比例均匀，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鼻子、深褐色的头发，可惜有酒精中毒的毛病和肺结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老了八岁。遇害前的四个月，她才搬到多赛特街的廉价公寓，每次揽到客人后，就立刻把客人带回家里，赚取生活费和酒钱。

发生了两个命案后，一入夜，白教堂一带就变成了鬼域，没有人敢在哪附近走动，只有朦胧的瓦斯街灯屹立在雾里的空气中。不过，因为报纸的热烈报导，星期六或星期日的白天时，就会有不少人因为好奇心，而跑去看命案的现场。白天的白教堂好像伦敦的新名胜区，然而苏格兰场的情况却比较不妙，因为太受瞩目，所以直接或间接地传来了许多号称与命案有关的讯息，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那个时代还没有所谓的基本人权，穷人经常因为黑函或谣言，遭受到差别对待。但警方因为担心或许会发生第三起命案，所以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小题大做。

然而凶手到底在哪里？仍然一点头绪也没有。不管是苏格兰场的警探，还是一般的老百姓，都生活在不安之中，批评警方无能的声音四起。国会的地方议员萨莫埃尔·蒙塔古因为看不下去了，于是宣布悬赏一百英镑来追捕凶手。

在赏金的鼓励下，更多捕风捉影的讯息和密告黑函涌入了警方的信箱。可是，那些讯息或黑函都对警方没有什么帮助，反而让整个英国社会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

“魔女狩猎”的现象就这样出现了。每次苏格兰场一有情报泄露，媒体报导后，就会引发民众歇斯底里的情绪，一窝蜂地去追捕不确切情报中的代罪羔羊。

因为玛莉·安·尼古拉斯被杀的现场是废马处理厂附近，所以首先就要“废马的解体业者很可疑”的说法。

接着还有一说流传出来，因为凶手使用的是宽刃的刀子，那是鞋匠或家具师傅所用的刀子，所以鞋匠和家具师傅也被视为可能嫌犯。

但是，这些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下面的比起来还不算什么。第二个命案的被害者是安妮·查不曼，她被杀死的现场附近有一条湿淋淋的“皮围裙”。

苏格兰场扣押了这条皮围裙，认为这条皮围裙是足以逮捕凶手的最大证据，当初并没有对媒体透露这件事件。可是，神通广大的新闻记者们嗅觉灵敏，还是探听到这个讯息，制作了特别报导，把“穿皮围裙的人就是可恨的开膛手杰克”的感觉，强加到大众的印象里。

一时之间“皮围裙”之名一传十十传百，伦敦东区于是陷入“皮围裙歇斯底里症”的风暴中。因为那个时候赫赫有名的“开膛手杰克”这个字眼，还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一般大众觉得有必要给这个杀人魔一个“通称”，才方便流传这个可怕事件。每个人都很害怕这个只有“绰号”，却不知道真面目为何，会在黑夜的雾街里徘徊的可怕杀人魔。“皮围裙”这个名称，在念起来很顺口又让人感到战栗的“开膛手杰克”名称出现以前，就是伦敦东区发生的连续命案的凶手代名词。

“警察在搞什么鬼，动作慢慢吞吞的！快点把可怕的凶手‘皮围裙；捉出来呀！”

苏格兰场的信箱被这样的书信给挤爆了，民众开始相信，只要能捉到穿着皮围裙、宛如幻影般的凶手，就可以一扫内心的恐惧。

不过，第二桩命案发生没有多久，还在进行验尸的检查工作时，就已经查出那件皮围裙的主人了。

那件皮围裙的所有者叫约翰·理查德森，他住在出租排屋里，总是穿着皮围裙帮忙母亲做纸盒子的副业。那件皮围裙因为已经旧了，所以被他母亲丢掉了。不过，在这样的情形查明清楚之前，“皮围裙”之名已经传遍世间，收不回来了。

奇怪的是苏格兰场警方的态度，他们对“皮围裙”就是凶手的谣言保持沉默，完全没有出面澄清。大概是怕在澄清的时候被问“那么凶手到底是谁”的问题，所以干脆不闻不问吧！不过，警方倒是公布了搜查之后所认为是“凶手肖像”。

警方说凶手大约37岁，身高五尺七寸，脸上有胡子、穿黑色系的衣服，是个讲话有外国腔的男人。

公布了所谓的“凶手肖像”后，从外国流亡到英国，住在白教堂外国移民、流亡者人人自危，英国人的反犹太人情绪也被挑动，犹太裔人成了大家反感的对象。

当时白教堂一带住着很多犹太人，而公布的相关资料里又说凶手有“外国腔”，所以白教堂附近的居民便群集到警察署前面，高喊“是犹太人干的！英国人不会做出那么残酷的事情。把犹太人抓起来！”

民众反犹太的情绪非常强烈。

民众在那样的情绪下，终于找到了一个替罪者。因为苏格兰场公布的资料里没有提到皮围裙，于是民众从公布的资料提到的外在特征“外国腔的投胎人”和“皮围裙”。找到了一个符合哪些特征的人物，不管什么时代都有倒霉鬼，而这位符合上述特征的任务是住在马尔贝利街22号，名叫约翰·派泽的鞋匠。

约翰·派泽33岁，身高五尺四寸，肤色微黑，个子不高，黑色的长发遮掩了大半张脸，薄薄的嘴唇看起来很无情，脸颊和嘴巴的四周蓄着黑色的胡子，极度的罗圈腿，说着外国腔很重的英语。

因为是鞋匠，所以他经常穿着皮围裙，屋子里有好几把尖锐宽刃的刀子。还没有结婚的约翰·派泽常在晚上到街上游荡，也认识好几个拉客的妓女，附近的人一直以“皮围裙”来称呼他，所以只要说到马尔贝利街的“皮围裙”，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

当人们开始追捕“皮围裙”后，他就为了自身的安危深居简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可是，苏格兰场的警探还是找到了他，将他逮捕起来。

“逮捕到皮围裙”的新闻，变成了报纸的头条报导，有人还为这件事做了打油诗，白教堂附近的居民和妓女们都认为自己已经摆脱生命的威胁了。

为了避免歇斯底里的民众作出对嫌犯动私刑的行为，派泽在警方严密的保护下进入法庭。可是他很快就被释放了，因为他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这表示他是无辜的。派泽被当庭释放后，立刻对民事法院提出控告各大报社损害名誉的诉讼。

新闻里虽然因此丢丑。出了洋相，却丝毫不反省，很快就把责任推卸给苏格兰场的警探，攻击苏格兰场的无能。

皮围裙歇斯底里症冷却了，苏格兰场的声誉也一落千丈，嘲笑焦虑的警方及各种追捕凶手的方案，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有人提出把所有的妓女都关起来的方法，因为与其被杀死，还不如关在监狱里比较安全。可是，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暂且不谈人权问题，伦敦当时的妓女有数万人，哪里有可以容纳数万妓女的监狱呢？

还有人提出全体妓女都必须随身携带哨子的方案，日报也想出了妓女穿女警制服等等千奇百怪的点子，可是，那些方法或电子都因为经费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实现。就这样，第二个命案发生后，又过了二十天，到了九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