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恩说，除去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付过的150万美元，用于本案的开销还有260万。事务所决定，将原先合同上写的40%提成降低为28%，即220万。这样，根据W·R·格拉斯的分期付款方案，每户人家现在可拿到375万美元，五年后再拿8万。

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在开车回沃伯恩的路上，安妮·安德森对冬娜·卡能抱怨说简恩的个人提成太多了。

“我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冬娜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去开开会而已。”

“但他并没有失去孩子！”安妮说。

安妮对简恩的不满越来越多。她说简恩跟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老师在跟孩子们说话。她说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处奔波，根本就不会有沃伯恩案，而简恩却处处排挤她，不让她参与重要的决策。每当他们产生分歧时，简恩总是说：“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还说，她所做的这一切本来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但是既然简恩那么在乎钱，她也应该在乎。安妮越来越相信，简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们，他只是想利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来捞取资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为自己赚得财富和声望。

安妮开始到各家游说。她对简恩的个人提成倒讲不出什么，因为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令她生疑的是那几百万的花费。当安妮和佐纳夫妇——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军——向简恩提出这个问题时，简恩建议他们请一位会计师稽查账目。

会计师核对了上千张发票、收据等等，发现其中的某些复印费、加班费和利息可能会有出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所有银行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来，高达每天上万美元）。会计师最后算出了大约8万美元的差额。简恩马上掏出支票本，说不用复查了，这些账他全认。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其他的六家人都坚决不收简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还清了事务所欠下的所有债务，给律师公益协会寄去了他们的份额，从毕特大叔那儿取回了众人的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办公设备和用品也陆陆续续地讨回来了。圣诞节的时候，凯文·康威给妻子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摄像机。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走回正轨。

简恩·希莱曼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账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万美元，还不够赎回他的保时捷跑车。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大病初愈，浑身上下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长假，去夏威夷玩了一个冬天。

回到波士顿，简恩和凯文联手办过一桩误诊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结果还是输掉了。简恩开始跟人说，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律师。这并不像他父亲想象的那样，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就行。回想当年守着电视机看水门事件的国会听证时，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经是多么神圣庄严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后才发现，那里面也会有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阴谋。

伎俩是有的，凯文好脾气地说，但未必真会有什么阴谋。凯文劝简恩赶紧成个家，他说单身汉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动力。你要是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要养，就不会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简恩说他的女朋友刚刚搬出去。

凯文说那就是了。

简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事务所上班，但他什么案子也不接，只是东游西逛，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发呆。沃伯恩案过去一年后，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从国家环保署波士顿地区办公室办完事回来，把一叠文件扔在简恩的桌子上，问：“你当时见过这份东西吗？”

简恩顿时两眼发光，如同一只饿狼发现了猎物。他一把抓过那份材料，只见扉页上写着《J·J·瑞勒皮革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底下的署名是扬基环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应杰克·瑞勒之聘，扬基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钻了六眼试验井，他们的发现和乔治·平德尔教授一样，流经皮革厂的地下水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进入了G、H二井。文中还提到，在15公顷靠近厂房的地方，有几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那里采集到的Z样品，一种被化学溶剂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简恩向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提交了《要求调查比却斯集团及其辩护律师扣留隐瞒沃伯恩案关键证据的动议》。司肯纳法官似乎很不愿意再见到简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传杰罗·费歇尔到庭。

杰罗说，不错，他确曾看到过这份扬基公司的报告，那是在一次“摸底会”之前，杰克·瑞勒的私人律师玛丽·莱茵给他看的。他当时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两分钟吧，觉得没什么要紧的，就顺手交还给了玛丽。

简恩要求传唤玛丽·莱茵出庭作证，被司肯纳法官拒绝。理由是，这份文件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因为陪审团已经在法庭上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了与该文件相似的内容。而且，简恩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庭审之前，杰罗曾两次提出延期开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是简恩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要求庭审如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