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简恩抬眼望着陪审席后面的窗户，开始了他的开场发言，“在波士顿的北面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镇一样，有住宅，有学校，有教堂，有工厂。但是沃伯恩，它还有一样，就是发病率高乎寻常的各种疾病。”

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