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恩大手一挥，做！他请亚伦·列维博士当即打电话给洛博特·科尔文教授。

科尔文教授知道“哈佛健康报告”，也听说过沃伯恩的白血病案子。他问列维博士想做哪些试验，列维博士答曰，淋巴细胞计数和系列T细胞化验。淋巴细胞计数即检测体液中的白血细胞数量，这种相对简单的试验在一般的实验室里都能做。但系列T细胞化验就比较复杂了。T细胞的学名全称为胸腺产生细胞。所有的T细胞都非常貌似，但生理作用却各不相同。比如T细胞H的功能是鉴别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T细胞K负责向这些有害的群体发起攻击，而T细胞S则在有害群体被消灭之后及时抑制T细胞K的行动，以免破坏其他正常细胞。要将人类免疫系统中的所有这些T细胞逐一分辨开来并非一件易事，而且系列T细胞化验指的是一组实验，并非一个单一实验。科尔文教授使用了在当时极为尖端的激光技术。

其后的一周里，作为原告方的所有28名患者家属全都抽取了血样，科尔文教授将每个人的血液化验了两遍。等结果出来了，列维博士对简恩解释道：“简单地说，科尔文认为，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中有超乎正常数量的T细胞K，也称杀手T细胞（K即Killer，杀手的意思——笔者注）。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体内存在有致癌物，逼迫其肌体分泌合成出大量的T细胞K，以与这些入侵者对抗。而那些死于白血病的孩子们，则是在这场对抗中被致癌物击倒或拖垮了的牺牲品。”

列维博士还查到了三篇医学文献。第一篇是一份关于干洗店的研究报告。干洗店也是经常使用TCE的地方。在对330名干洗店职工的调查中发现，几种不同癌症的发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而白血病的发病率更高出150%。另外两篇为动物试验论文，其作者认为，TCE破坏了骨髓中的血液再生细胞，从而引起病变。

现在，简恩的手里有了“哈佛健康报告”，有了列维博士的理论，有了科尔文教授的血检结果，还有那三篇相关的医学论文。虽然这一切还远不能称作TCE引发白血病的科学依据，但足以对被告方的“即速裁决动议”发起反击。在简恩向法庭提交的辩护状概要中，亚伦·列维博士亲自执笔写下了一段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井水中的TCE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地居民一系列严重病变，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失调和白血病。”

状纸递上去的第四天，司肯纳法官驳回了威廉·契士曼《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

许多年后，简恩·希莱曼回忆说，如果不是威廉·契士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种动议，他恐怕早就听信凯文·康威的忠告，放弃沃伯恩案了。威廉的那些动议一开始总是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案子，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地去走访专家，查找资料，在证据日臻完善的同时，也使自己在这个“无底黑洞”中越陷越深。简恩说，他一直到后来才悟出了杰罗·费歇尔的功夫和修炼。倘若威廉也能像老谋深算的杰罗似的，不急不躁，不动声色，对案子不闻不问，能不碰就不碰，沃伯恩案最后很有可能就和其他几桩环境污染引起的伤病索赔案一样，历经长年累月的无人问津不死不活之后而自生自灭。

1984年8月，司肯纳法官宣布，暂定在第二年的5月份开庭审理沃伯恩案。

接到消息后，凯文·康威提醒简恩·希莱曼说，虽然他们的事务所在本案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用于验血的数万美元，但是从原则上讲，沃伯恩案仍然是律师公益协会和安东尼·罗思曼的案子，因为根据当年签订的协议，律师公益协会将收取全部报酬的三分之二。简恩懂得凯文的言外之意，他还是希望简恩就此罢手。别的不说，据亚伦·列维博士的建议，简恩应当聘请各方面的医学专家——神经病学家、心脏病学家、毒物学家、内科学家等等——对所有的28名原告作全面彻底的体检。凯文·康威说得不错，沃伯恩案确实是一个“无底黑洞”。面对这样一个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时间和金钱的庞然大物，谁不会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那年秋天，简恩应邀列席律师公益协会在威斯康星州缪瓦克市召开的年会，顺便带去了沃伯恩案的初步预算：在开庭之前还需要将近50万美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和简恩坐在一家酒吧的吧台前，安东尼说：“董事会今天开过会了。鉴于沃伯恩案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由你和你的事务所做的，我们决定把整个案子转让给你们。至于律师公益协会已经做过的一些早期工作，在事成之后收取12%的酬金，你觉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简恩还想继续干下去，从今往后他就将是孤军作战。

威廉·契士曼发现他的委托人W·R·格拉斯公司没有跟他讲真话。国家环保署调阅了沃伯恩食品机械厂的进货记录，该厂实际上前后共进过四桶55加仑的TCE，而非原来说的一桶。而且据职工们反映，大约10年前，厂子里的一位经理曾让工人们将六只装过废液、包括TCE的铁桶埋在了厂房后面的地沟里。国家环保署责令W·R·格拉斯挖出那六只铁桶，《沃伯恩每日时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拍得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人们从照片上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吊起一只锈迹斑驳、被挤压得歪扁不成形的大铁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