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