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纳森固执己见，对他人非常苛求。“他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据纳森的父亲说，他经常会在家里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而争论不休。”

最让这位精神病学家感到震惊的，是纳森的如下论述：“我决定是否杀人，在本质上，和我决定是否在晚饭后吃甜点一样，完全取决于此举能否让我获得享受或满足。”

在谈到理查德时，赫利博士的口气就不一样了。尽管小伙子的智商测验得分高达160，但该专家以为其智力程度只能算中等。赫利博士还注意到理查德时有面部抽搐，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等等。在他的印象中，理查德生性懒惰，没有动力，从不想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也很少能够圆满地完成一项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理查德待人接物却颇有风度。比如在狱中接受专家们的面谈时，每到吃午饭的时间，他总是殷勤周到地关照所有的人都点完了菜，最后才点自己的。

赫利博士和被告方的另一位专家伯纳·格鲁克指出，纳森和理查德经常表现出一些有别于常人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笼统地说他们神经有问题，但正是这些异常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导致了本案的发生。

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佐证，被告方传唤了纳森和理查德的几位同学朋友。这些年轻人在证人席上谈到理查德的幼稚和神经质，谈到他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谈到他在学校因酗酒而受到警告处分，谈到他对所有侦探犯罪类读物的着迷，谈到他在一次新年除夕夜的狂欢中因饮酒过量而晕倒，醒来后逮谁揍谁。理查德的女朋友萝兰琳·那珊说，理查德开车非常野蛮，从不为行人让路，他出过好几次车祸。就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前不久，理查德撞坏了他父亲的豪华礼宾车。萝兰琳讲到有一次理查德去她家，正巧她父母的几位朋友也在那里，理查德就跟小孩子发“人来疯”似的，独自一人在屋子中央跳舞，用手指头摁遍盘子中的每一块巧克力，又将客人们挂在门厅里的帽子挨个儿试戴一遍。还有几次，理查德一到萝兰琳家就开始偷东西，临走的时候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为自己的行动能瞒过众人的耳目而兴奋不已。

就是在这些证人中，记者们发现，雅各布·范克斯收到的那封赎金索取信上，左下角的GKR原来是理查德的另一位女朋友婕梅·K·荏哈德的英文缩写。在一般的公务信函中，这应该是执笔或打字秘书的签名。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证实，婕梅与本案没有关系。

纳森的一位教授谈到，这位聪明的学生特别爱钻牛角尖，经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的同学们则作证说，纳森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奉行实用主义，有用的就是好朋友，没用了就一脚踢掉。能与他长期相处的只有理查德，因为纳森对理查德的态度更像是“恋人”。出庭的专家们证实，纳森与理查德之间确实发生过同性恋行为。

被告方也请到了一位本地的专家。在芝加哥西郊挂牌行医的豪洛德·休勃博士指出，两名案犯之所以胆大妄为，犯下如此滔天的大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才华出众，智力超群，警方逮不着他们。

克拉任·达偌的最后两位证人是阿尔伯特·洛易的秘书卡瑟琳·菲茨拉德和纳森的哥哥迈克·里奥普。

卡瑟琳说，她的老板曾授权于她，任何时候只要理查德需要钱，她都可以开给他250美元以内的支票，而无须经得阿尔伯特的同意。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这就是他被惯坏了的原因之一？”卡瑟琳支支吾吾，说以她的身份，不便对此事作出评论。克拉任从被告席上起身道：“我方承认这一点。”

迈克·里奥普在证词中说，纳森每月的零花钱是125美元。此外，如果有其他需要，家里可随时给他更多的钱。事实上，里奥普先生不久前刚刚给了纳森3000美元，让他在今年暑假去欧洲度假。

克拉任·达偌博士在此想要证明的是，以两名被告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为了图谋钱财而杀人，就像公诉方所指控的那样。

被告方听证结束后，公诉方要求重新取证，以利用这次机会和法官8月1日的新决定传唤他们自己的专家证人。受雇于公诉方的三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从总体上讲，纳森和理查德心智健全，精神正常。休·派骓克博士指出：“除非我们认为，所有在作案之前精心部署周密策划的杀人凶犯全都是神经病，否则很难证明，这两名被告确实有什么神经方面的疾病。”

阿契巴德·丘尔其博士告诉法庭，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结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以及当时的日期、时间等等的一切。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表现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丘尔其博士补充说，纳森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位公诉方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他们富有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锦衣玉食，他们住大房子，开好车，特别是，他们在学业上的卓越表现，使他们自我感觉处处高人一等。他们鄙视周围的人、周围的物和周围的事，进而发展到蔑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与众不同也包括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者说，他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而这一点，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