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将向法庭证明，大约在去年的10月或11月，两名被告开始炮制一宗巨大的阴谋，其目的是勒索金钱。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谋杀。”

罗伯特·科罗摘下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报道说，在整个开场发言中，科罗检察长共擦拭眼镜“50次”。现在，检察长走到靠墙摆放的证据台旁，逐件审视着排列其上的物证：纳森在现场丢失的眼镜，从湖底捞起的残破不全的手提式打字机，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被鲜血浸透的脚垫……科罗检察长展开一封信念道：

亲爱的先生：

请马上带着盒子到列车尾部的平台。在你的右边，即铁道的尽东面，你将看到一幢高大的红砖厂房，房顶的水塔上写着“冠军”的字样。等列车完全经过了厂房的南端，你数到五，然后迅速将盒子尽可能远地扔向东面。

切记，这是拯救你儿子的唯一机会。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科罗检察长解释说，警方是在每天下午4点整开往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列车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这封信的。

科罗检察长继续道：“我方将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地区。然后，待公诉方听证结束，被告方听证结束，而且双方的总结性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将以全体伊利诺伊州人民的名义，以母亲们和父亲们的名义，以伊利诺伊州所有孩子们的名义，要求法庭对这两名冷血的、残忍的、邪恶的刽子手处以极刑。”

克拉任·达偌代表被告方的开场发言只有5分钟：“我们将坚持认为，法官大人，这桩惨案，如同所有的杀戮一样，已经非常血腥，非常暴力了。如若再将两名如此年纪的小伙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绞索直至他们咽气，这无疑将只会增添整个事件的血腥与暴力，而不可能让勃比·范克斯死而复生，或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加和平安定。”

那天休庭之前，公诉方传唤了15名证人。公诉方的策略是，尽可能详尽地、生动地向法庭展示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细节，以加深法官对事件恐怖性的印象，达到将两名被告刻画为杀人恶魔的效果。

尽管如一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其报道中所形容的，“绞索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晃悠着”，第二天一早，纳森和理查德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于今天，我们抱有一个巨大的希望，”理查德一本正经地向记者们宣布道，“里奥普先生和我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共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我们衷心期望：今天比他妈昨天凉快。”说罢开怀大笑。

本案庭审期间，共有81位证人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勃比·范克斯的父母和叔叔，发现尸体的托尼·曼考斯基与铁路信号工们，参加办案的警方人员和验尸官们，出售给两名被告那些绳子、凿子和盐酸等等的商店职员，以及来自默尔逊饭店、海德公园州立银行、租车公司、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火车站等处与纳森或理查德打过交道的工作人员们。公诉方不仅想要证明两名被告绑架杀人，还要证明他们在事前曾精心部署，以使自己能逃避惩罚，还要证明他们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而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悔恨之意。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希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促使约翰·加维利法官作出死刑的判决。

被告方显然明白对手的意图，所以在公诉方的整个取证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几乎不作任何交叉提问，以免因重复而加重证词的分量，使人们对具体的案情刻骨铭心。但有一次例外。一位名叫詹姆斯·戈兰的警探作证时，提到他与纳森·里奥普在6月1日晚上的一次谈话：“我问：‘你的律师们将如何为你辩护？’他说：‘这要看我父亲和律师们的意思。如果他们希望我被绞死，我就作无罪抗辩，陪审团自然会判处我死刑。或者呢，我要是想终生监禁，就在一位友好的法官面前承认有罪。”

克拉任闻听此言立即转身紧盯着纳森：“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有！”纳森低声叫道。

次日，待詹姆斯作证完毕，克拉任开始了他在本案中唯一的一次交叉取证。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没有别人，只是我和他。”

…………

“你跟他谈了多久？”

“就一小会儿。”

“有笔录吗？”

“当时没有。”

取证继续进行。詹姆斯·戈兰说，他曾将此次谈话中关于“友好法官”的部分告诉过其他警察、记者、亲友，甚至“大街上的市民们”。

“你还告诉过检察长办公室的其他人吗？”

“是的，我给科罗检察长写过一张条子。”

…………

“就是这张你亲笔写下的条子吗？根据你刚才的证词，这是星期四才写的？”

“是的，先生。”

“也就是说，前天？”即7月24日，被告方撤回“无罪”抗辩之后。克拉任·达偌逼视着警探：“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友好法官’的故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大有恫吓法庭之嫌？”

“我不知道，先生。”詹姆斯·戈兰汗如雨下，但显然不光是因为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