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森和理查德先去了洛易家，在地下室的壁炉里焚烧掉勃比·范克斯的衣物等。他们本来也打算烧掉那条毯子，但是太大了，塞不进壁炉，又担心烧起来味儿太重，遂将它暂时藏进了园子中温室后面的灌木丛里。两名案犯再用肥皂和水粗粗冲洗了一遍车里的血迹，然后开车到里奥普家。纳森从车库里开出史万·英格伦已经拾掇好了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送姑姑和姑父回家。回来后在客厅里加入到里奥普先生和理查德正在进行的谈话中。快到12点时，里奥普先生自去歇息。两位年轻人又玩了一会儿扑克牌，估摸老头子已经睡熟了，才又开车出去，在格林坞路和49街处扔掉了凿子。

第二天，当雅各布·范克斯收到那封特邮专递的赎金索取信时，纳森和理查德正坐在各自的教室里上课。他们在校园里吃过午饭，理查德先回家取来一副眼镜、一件大衣和他父亲的帽子，两个人再一起去里奥普家洗车。司机史万·英格伦看见他们又是肥皂又是刷子地忙活，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昨天晚上喝高了，吐了一车。史万要帮忙，两个人说不用，这就快完了。史万觉得挺奇怪，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些孩子们动手做家务，更不要说洗车了。

纳森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取来早已准备好的各式信件后，案犯们便开车去了那个计划中的垃圾桶。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垃圾桶表面非常油腻，胶布根本就粘不上去。最后，他们只好放弃这一打算，决定跳过垃圾桶，在打到药店的电话中指示范克斯先生直接到火车站待命。

他们要去的下一个地点是市中心的伊利诺伊中心铁路火车站。下车之前，理查德先将自己伪装起来。他戴上眼镜，穿上大衣，将他父亲的帽子低低地扣在头顶上，然后到售票口买了一张“下一趟去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火车票。售票员告诉他开车时间是下午4点整，还有一个多小时，理查德点点头说他知道。他还知道，因为这一班次的起点站是芝加哥，所以列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了。理查德检票进站，登上空无一人的列车，从大衣的衣袋里抽出一只信封，放进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

理查德回到候车大厅，在事先约定的电话亭里见到他的朋友时，纳森刚刚挂掉电话。他说他已经通知了范克斯先生，让他带上赎金，坐出租车到63街的药铺里等候进一步的指示。

现在，按照计划，他们应该到67街的一家商店给药铺打电话。途中经过一处报摊时，他们看见了一则不算小的新闻标题，《沃夫湖畔发现不明身份男孩尸体》。理查德在供词中说，他的第一反应是：Thegamewasover（没戏了）！但纳森不这么认为，他争辩说，打电话到药铺问问总是没关系的。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没有这个范克斯先生。他们又换了一家商店，第二个电话打过去，还是没有。至此，两名案犯方才死了心，承认自己干了一件“badjob”（不地道的活儿），遂将那辆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送回租车行里还掉。

他们懊恼的只是拿不到赎金，但并不担心警方会追踪寻迹查到他们头上。纳森·里奥普照常上课，照常读书，照常复习考试。他在案发后的第五天，即5月26日的那个星期一，很轻松地通过了他的法学考试，并要求校方将此成绩转呈哈佛大学法学院。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纳森现在每天看报，从不放过任何有关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的消息。

理查德·洛易本来就是一只socialanimal（社会动物，或社交专家），如今更是活跃异常。他积极参与周围人们关于案子的讨论，往往主动挑起话题。他对案情的解释、推测和分析之准确，之独到，常常令人们刮目，令人们叹服。他很快便和几位报道本案的记者交上了朋友，热心地为他们出谋献策，提供线索，或只是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东奔西跑。

理查德讲到这里，科罗检察长打断他的话，提出了一个警方一直关心的问题：你们是如何处理那台打字机的？

理查德说，案发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他、纳森和另一位朋友，带着各自的女友集体约会，直到午夜过后方散。他与纳森又相约凌晨2点在一家餐馆碰头，处理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两件物证：浸透鲜血的毯子和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理查德随身带去了一把老虎钳，他们先把打字机上的字母键一个一个地钳下来，胡乱撒进杰克逊公园的小河沟里，再绕到公园南面，从一座连接小河沟和密执安湖港湾的公路桥上将打字机扔进了水里，然后开车到城南的73街，把毯子埋在了一个桥墩下面的瓦砾堆里。

真正让两名案犯感到紧张，感到有危险迫近的，是理查德从他的记者朋友们那儿听说，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正带着那副玳瑁边眼镜走访各商家，包括奥蒙·珂宜光学公司。经过了一番“究竟是谁从地上倒提起外套致使眼镜失落”的激烈争吵之后，他们开始为自己编造不在现场的证明。但由于各自的利益，两位同伙人又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引起了警方对他们的怀疑。

纳森·里奥普认为，关于两个妓女的说法是最能令人信服，最无懈可击的。理查德·洛易却不以为然，他不愿意自己被牵扯进去，因为眼镜是纳森的，警察完全可能永远也不会追查到自己，所以，他更倾向于两个人在晚饭后分手的故事。争论的结果，他们达成了一项内部协议。如果警方在一周或七天内找到他们，就使用两个妓女的版本。如果超过了一周，则以“记不清了”为由，只对警察说他们很快就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