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蒙·珂宜公司在瓦芭希北街分店的经理嘉可夫·温司顿逐张查阅了全公司的共计54万份出货记录，发现只有三副眼镜用的是巴博瑙光学公司出品的框架折叶。第一副卖给了一名律师。警方调查的结果，此人正在欧洲出差，离开芝加哥已经四周有余。在1924年，欧洲与美洲之间尚无空中航线，来往皆靠海路。第二位买主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妇人。第三张单子上的名字便是这位纳森·里奥普，日期：1923年11月，价格：1150美元。据给纳森·里奥普验光的眼科大夫阿米尔·杜思齐后来说，纳森当时主诉的症状是视力疲劳诱发的偏头痛，杜思齐大夫遂为他配了这副眼镜，在阅读时使用。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并不知道托马斯·沃尔菲上尉已经在星期天找纳森·里奥普谈过话。两位警探于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达里奥普家时，纳森已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他应该在3点钟带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到野外上鸟类观察课。警探们说，那课恐怕得往后延一延了，仍是非常客气又不容商量地要求纳森马上给学校打电话告假。看得出来纳森很不乐意，但还是照办了。

警探们问纳森是否戴眼镜，纳森说他曾经戴过，但已经好久不戴了。

“是丢了吗？”警探们问。

“不是。”

“那眼镜在你身上吗？”

“不在，但我肯定是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警探们便也不再往下追问了。

考虑到纳森·里奥普的家庭背景——里奥普家族的任何一丁点儿小事都会被炒成社会新闻，更何况是由警方出面向其家族中人调查一桩要案了——科罗检察长决定把谈话的地点改在拉撒尔酒店，以避开无处不在的记者们。

科罗检察长拿出那副在现场发现的玳瑁眼镜，问纳森这是不是他的。“看起来很像我的那副，”小伙子说，“假如我不知道我的眼镜就在家里，很可能会把这一副误当作是我的了。”

“你的眼镜在家里吗？”

“是的。”

科罗检察长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决定，还是让纳森把他的那副眼镜找出来，这样大家就都没话可说了。

科罗检察长派了三名警探跟着纳森回去，应声开门的是里奥普家的大儿子、29岁的迈克。迈克听弟弟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兄弟俩便开始找眼镜。到后来，家里所有的人连同三名警探全都过来帮忙，但那副眼镜还是不知去向。迈克于是说：“他们发现尸体的那一片，不就是你们经常去看鸟的地方吗？也许你不小心把眼镜丢在那里了。”

纳森说完全可能。

迈克建议应该与律师联系，他提到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也住在肯伍德，和里奥普家很熟。他是看着纳森从小长大的。

沙缪尔正在范克斯府上。迈克与他电话联系后，便带着纳森和三名警探一起去了。纳森说他此前从没来过范克斯家，也不认识他们家的勃比，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范克斯先生。

沙缪尔·伊托逊显然不认为纳森·里奥普会和那起绑架谋杀案有关，但“这件事情必须尽快澄清”，他对里奥普兄弟说，然后告诉三位警探，他今后将会以律师的身份过问此事，“请转告科罗先生，如果他要采取任何行动，请事先通知我。”

迈克陪着众警探和弟弟一起回到拉撒尔酒店。办案人员们继续盘问纳森，迈克则始终等在休息室里。

现在，纳森已经不否认铁道信号工长保罗·科尔夫在涵洞旁捡到的就是他的眼镜。他又重复了一遍星期天对托马斯·沃尔菲上尉说过的那些话，他曾在绑架谋杀案发生前三天到过沃夫湖附近，只不过讲得更加详细罢了。

警探们问，既然你有好几个月都不戴眼镜了，为什么还随身带着它？纳森说，我就是懒，眼镜放进衣兜里就随它去了，再不会想到要把它拿出来收好。假如这套西服要送出去干洗，我或许会记得把它取出来。但是像这种在野外粗穿的衣服，有时候一年半载也难得洗一次。

警探们问：“你记不记得是怎样丢掉眼镜的？”纳森说，可能在他绊跤的时候，眼镜便从胸前的衣袋里掉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绊的跤？”警探们追问道，“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一般来讲，我的记忆力是不错的。”纳森答曰，“但是我确实记不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在他们捡到眼镜的那个地方摔的跤，不过算来应该是星期六。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讲过的吗？那天我们看见了三只费拉尔鸟，我想打下一只来做标本，所以换上了橡胶靴子。那双靴子又大又笨重，而且不合脚，故而跌倒的可能性比较大。”

警探们把眼镜递给纳森，请他揣进胸前的衣袋里，示范他是如何跌倒，眼镜又是如何掉出来的。纳森往前一扑，双手撑地，眼镜并没有掉出来。又试了几遍其他的姿势，还是掉不出来。

警探们让纳森将外套脱掉，放在地上，再倒提着捡起来。这一次，眼镜掉在了地毯上。

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纳森·里奥普完全可能是在与绑架谋杀案毫无关系的一次野外活动中丢失了眼镜。也就是说，办案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查的结果，只是否定了他们手里仅有的一件现场物证。

也许是不甘心吧，几位警探并没有就此放纳森走人，而是开始了进一步的盘查，询问他案发当日，即5月21日，星期三，从下午到晚上的全部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