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神秘的第三者”一说，克立夫检察长提醒陪审员们不要忘了，这个“第三者”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解剖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我怀疑有哪位‘第三者’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断肢在医学院里藏起来，而不为韦斯特教授或利托菲尔德先生所察觉。”

乔恩·克立夫认为，被告方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抨击也是同样可笑的，“试想，如果伊弗任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领取赏金，那他为什么要毁掉受害者最容易辨认的脸和双手？”况且，如果伊弗任杀害了派克曼博士，那他的动机又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出作案动机。但另一个人却不然。”

乔恩·克立夫检察长说，被告方总结性发言中最精彩的章节，便是对派克曼博士与韦斯特教授之间矛盾的描述。他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两个人的关系一路发展到1849年11月，应该是什么状况。“在经济上，韦斯特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除了房子里的家具，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而且，他已经借遍了所有的朋友熟人，没有地方可以再告贷了。”

乔恩·克立夫详尽地回顾了韦斯特教授的经济状况，不时地对照手里的笔记本念出一些数字。他说，当韦斯特教授谈及他与派克曼博士那天的会晤时——第一次是向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第二次是对警方——从来都只提到一张条子，但后来办案人员在他家里查抄到了两张。如果韦斯特教授只还了部分欠款48364美元，为什么总欠款条2432美元也在他手里，而且也被用黑笔注销？常识告诉我们，派克曼博士绝对不可能将没有付账的欠款单据注销并还给债务方，何况在这份单据上，韦斯特教授欠下的不仅是派克曼博士的钱，还有其他人的钱。

结论显而易见：韦斯特教授因债务所迫，杀人赖账。

下午5点，乔恩·克立夫检察长疲惫地回到公诉席。除去2点到3点半的午餐时间，他也讲了将近7小时。

出乎法庭中所有人的意料，时值薄暮，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并没有宣布休庭。他与法官团的成员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开始对陪审团作指示。

列缪尔·肖又讲了两个多小时，晚上8点左右，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不到3个小时，10点50分，12名陪审员回到法庭。

“陪审团的先生们，请问你们是否已经做出了裁决？”法庭文书约基·威尔德问道。那时的陪审团里没有妇女。

“是的。”众陪审员齐声回答。

“谁将代表你们宣读裁决？”

“陪审长。”

“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有罪或无罪？”

“有罪。”

旁听席上顿时一阵骚动。约基·威尔德只得稍稍提高嗓门，用依旧机械而冷漠的声音字正腔圆地“唱”道：“有罪，法官大人，裁决有罪！”

约翰·韦斯特教授以前的学生，曾为公诉方出庭的“职业化学家”查尔斯·杰克逊博士在后来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W教授站立着，举起右手。当宣布裁决有罪时，他仿佛陡然中弹，那只举着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低着头，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大约有5分钟，法庭内一片肃静。我看见许多陪审员都在擦眼泪，法官们亦深为所动。W教授的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先生走近“囚犯厢”与他耳语，大概是说他会给他的家属捎个信。开庭以来第一次，W教授流下了眼泪——我看见他推上眼镜，用手帕捂住眼睛。然后垂头、闭目，做沉思状，或默祷状。5分钟后，法庭的官员们开始重司其职。法官命令将囚犯送回牢房，但没有人动——无论法警或囚犯——静坐数秒后，W教授突然叫道：“把我带走——为什么让我留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揪心的场面，法庭内的不少人都掉下了眼泪。

人们并没有在当天晚上将消息传给W教授的家人，但很多朋友去了他家，和往常一样，暗示她们作最坏的打算。第二天，由普瑞斯科先生出面，告诉了她们裁决的结果。他的孩子们的哭声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其情其景真的是悲惨至极。

我没有去法庭听判决。我不想再听到什么。仅只是裁决就已经足够了。

判决是在两天之后，庭审的最后一天，4月1日，星期一。

这一天，所有五位麻省最高法院法官全部到齐——连生病的理查德·弗莱切法官也到了。陪审团业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在星期六裁决完毕后即被遣散，所以仅由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宣布，依法判处“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死刑。肖法官在他的宣判中特别强调了“依法”二字，他说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决定，而是法律已经作好的规定，因为按照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凡犯有“预谋杀人”罪者，皆应被处以绞刑。

列缪尔·肖法官的宣判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连原来认为韦斯特教授确实有罪的人也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过于严厉。经上诉被驳回后，被告方的律师们将教授的案子递到州赦免法庭。在定于7月初举行的听证会之前，包括助理州长在内的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有数千人签字的请愿书。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若干证人中，有一位来自多彻斯特的医生爱德华·加维思。他说乔治·派克曼博士在失踪前几天曾去过他的诊所，后来博士的弟弟、另一位派克曼博士小沙缪尔向他问起过对其兄精神状态的看法。“派克曼家族担心，博士以前曾犯过的精神失常会复发。”加维思医生在听证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