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沙缪尔·P·P·费，密德赛可地区遗嘱检验法官。我在剑桥居住40余年，自从约翰·韦斯特当上教授我就和他相识。在过去的15至20年间，我俩私交甚笃，算得上是密友兼近邻。

韦斯特教授的善良和随和在邻里中是有口皆碑的。他不仅没有过暴力行为，甚至从无情绪冲动。他乐善好施，深得大家的敬重。我从来不曾听到过任何与之相反的评论。

我记得在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天，星期五晚上9点，我去崔德威尔教授家的聚会时，韦斯特教授夫妇也在那儿，还有摩瑞·崴曼博士夫妇。在我的记忆中，教授那天晚上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的不正常。他和平日一样，与众人聊着当天的新闻，以及关于科学的话题。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又曾多次与教授见面。事实上，星期日和星期二晚上我都去过他家。星期日晚上，我是去告诉他一些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另一个晚上，星期一或星期二，我和他的家人们一起玩牌。教授和他的女儿一方，我和教授夫人一方，我们玩了两三个小时。我确信在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三天中，我有两个晚上在教授家中。

我姓基德尔，名约瑟夫，药剂师。我认识韦斯特教授，我也记得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天。那天是星期五，23日。5点左右，或者差一刻5点，教授到我店里买了一些香水。我非常肯定是那天，因为他买了一箱子香水，要我把账单寄到他府上。我有账单为证。

我叫玛莉安·韦斯特，我是韦斯特教授的二女儿。自父亲被捕以后，我一直在试图回忆他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后那一个星期的点点滴滴。

23日，星期五，父亲下午回家时正好赶上吃茶点的时间，应该是在6点以前。然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8点，送我和妹妹们到邻居家里开派对，一直把我们送到邻居家门口，才和母亲一起离开。我们在夜里12点半回家，是父亲替我们开的门。大家聊了约半个小时，他在1点钟回房就寝，我们也跟着一起上楼。

星期六下午1点过，我们在一起吃罢午饭，父亲就进了自己的书房，直到天快黑时才出来。那天是霍金斯小姐来我家吃茶点，我记得父亲从书房出来喝茶。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家里，父亲给我们朗读，又和我们姐妹几个玩牌。他在10点钟就寝。

星期天上午，我们先去了教堂。之后，他和母亲，还有我妹妹散了一会儿步，12点半回家吃饭。通常在星期天我们都是1点钟吃饭，但是那天提前了，因为父亲要在饭后去波士顿的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家，告诉他他在星期五那天见过乔治·派克曼博士。

星期一，父亲是在家里吃的午饭。他2点钟到家，那正是我们家周日或工作日吃饭的钟点儿。父亲午饭后又出去了一趟。4点半吃茶点时我看见了他，但我觉得那天下午他不在家里。晚上，费法官来访，大家一起玩牌。我在10点钟回房睡觉。

星期二，父亲也是在家里吃的午饭，而且饭后呆了一会儿。我想不起那天下午的事，但他吃茶点的时间和晚上都肯定在家里。10点到11点之间我看见过他。那天晚上我们自己玩牌。波特饭店的方向失火。我记得火警铃响时父亲在家里。

星期三，上午11点，父亲从外面进来。我当时正在餐厅里看书，父亲跟我谈论了一阵那本书，然后去花园里剪葡萄藤，一直到两点。午饭后他就呆在家里，6点20分带我们去波士顿坎宁翰先生家里开派对。我们在10点半离开坎宁翰先生家，坐11点的班车回剑桥。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换衣服，坐在那儿看报纸。

星期四是感恩节，父亲一直在家，没去波士顿。据我所能记起的，他整个上午都在花园里，晚上也在家。我10点睡觉时他在家。

我在星期五两点吃午饭时见到父亲。饭后约半个小时他出去了一趟，傍晚时分回来，在家里一直呆到他被捕。

我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住在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我们频繁通信。家里保持了一份通信记录，每次寄出信后，我们都会记下日期等等。正是这份通信记录帮助我回忆起了不少的事。

韦斯特教授的另外两个女儿赫丽叶和凯瑟琳也向陪审团提供了大致相似的证词。17岁的凯瑟琳还记得：“星期三晚上，我们离开坎宁翰先生家后，在马车驿站等候班车时，我看见墙上贴了一张悬赏寻找派克曼博士的启事。我姐姐指给父亲看，父亲随即大声地念给我们听。”

至于在韦斯特教授实验室里发现的人体残肢，那正是被告方准备探讨的下一个问题。

我叫埃宾·N·霍斯福，哈佛大学化学讲师。自韦斯特教授被捕后，我接替了教授在医学院的化学课，以及他的实验室。

在化学实验中使用人血样品是十分常见的。应警方的要求，我将韦斯特教授遗留在实验室里的各种布质物品送回他在剑桥的家中，包括一条毯子——也许不止一条；两条裤子，我记得；一两件外衣；一套连身工作服；一顶浅色夏日帽；我记得是在1月1日那天送去的。当时我非常好奇，也非常仔细地查看了那套连身工作服，但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整个实验室里有大约四五瓶硝酸，总共加起来不过1到15加仑，或重13到16磅。如果想用硝酸化解或腐蚀人体，我估计，硝酸的用量应该多于人体的重量。而且，还需要一个很大的铁质容器。他的实验室里没有铁质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