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摩尔斯·戈立继续道，桑妮名下的财产只是科洛弗家巨额财产的一小部分，7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仍由桑妮的母亲艾特肯夫人执掌着。老夫人已过八旬，老迈年高，据悉在她的遗嘱中，每位孙子孙女将获得3000万美元。“富豪之家一般都会采取这种‘隔代继承’的方式，”银行家解释说，“主要是出于‘遗产税豁免’的考虑……相形之下，克洛斯的那点钱委实算不得什么。”

公诉方最后一名证人安妮·萝琳公主在她的证词中着重谈到，母亲第二次昏迷后，克洛斯曾不顾他们姐弟的反对，多次主张放弃对桑妮的治疗——

他说母亲已不能自己呼吸，完全靠那些仪器和药剂维持生命，他说这实际上是医生们的建议……他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我和亚历山大，每天两三次，说“在英国，他们都是这样做法”……他甚至吓唬我们说，母亲的器官已经开始失去功能，开始逐渐变质、腐坏，如果不赶紧结束这一切，医生们就会将她的内脏一个一个摘除掉……我们还是不同意，他又说，母亲也不过如此，不可能再恢复了，何苦拿着大把大把的钱白往医院里扔？他仔仔细细地计算过，母亲住在医院里，每天的房间费是多少，医药费是多少，人工护理费又是多少。长此以往，我们便不可能维持现时的生活方式，甚至会被彻底拖垮……我和亚历山大去问摩尔斯·戈立，他告诉我们没这回事……后来母亲从波士顿转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基督医院，司铎克大夫在那儿工作，克洛斯特别不乐意，说教会医院会让母亲无限期地活下去，因为他们的教义不允许对患者停止治疗……最后，母亲终于能够自己呼吸了，克洛斯才住了口。

被告方的听证从锁匠马歇尔·萨尔兹曼开始，他说1981年1月23日晚，他和亚历山大，还有私人侦探埃德温·朗勃特一起去克拉伦敦庄园，“他们看上去非常可疑，鬼鬼祟祟的样子。”在庄园一楼的主卧室里，是他马歇尔用钥匙打开了克洛斯的衣橱门不假，可他并没有拿了钱当即走人，亚历山大和埃德温搜查时他也在场，那衣橱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黑皮匣子。“埃德温从衣橱里出来，说：‘这里面没有。’”

纽波特医院化验员罗伯特·休金在证人席上说，1979年12月30日，冯·普罗夫人第一次昏迷住院后，他奉命前往夫人的病房抽血样。“按照规定，我们必须首先问明患者的姓名年龄病症等，以与病历上的记录核对……我问：‘你为什么住院？’她答：‘我企图自杀。’我说：‘真高兴你现在没事了。’”

被告方的听证只用了六天，12名证人中的最后一位是纽波特医院神经科主任乔恩·卡尔博士。

博士说，1979年底，同院的简尼思·盖利迪大夫找到他，说他的一位患者有一些“精神障碍”，想请卡尔博士过去瞧瞧。可是，时间的安排上遇到一点儿麻烦。冯·普罗夫人急于回家，而且她对医院的医生护士也是那种“张口要，闭口到”的脾气，如同对待家里的用人。卡尔博士的“心理咨询”就排在了1980年1月2日，桑妮出院的当天上午。

“她已经换好了衣服，”卡尔博士告诉陪审团，“心思显然已经不在那里了……我说我不会耽误她太多的时间。”卡尔博士照着病历上的记录念道——

我问她是否感觉幸福、快乐？从来没有过。觉得无奈、无聊？经常。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但愿比我的过去好。有无自杀倾向？没有，可我经常希望我死了……你与家人们的关系如何？我和我丈夫已经五年不同房……有无酗酒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