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顿和柯勒于1997年最终澄清了U869的身份。在此之前，这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但为什么U869在接到前往直布罗陀的命令后还继续前往纽约？U869最终如何沉没？艇员们是如何死亡的？

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因为潜艇艇员全部阵亡，并且没有一个人目击潜艇的沉没。但根据设想，潜艇很可能发生了如下的状况：

对U869控制室造成致命损伤的很可能就是它自己发射的鱼雷。1945年像U869这种潜艇一般配有两种鱼雷发射管。普通的“定型”鱼雷循着特定的航道通过回转操纵装置打击目标。声学鱼雷相对来说更加先进，根据敌船推进器发出的声音判断目标的位置。但是这两种鱼雷都有可能打到自己的潜艇上。发生这种状况的鱼雷被称为“环行鱼雷”。潜艇记录上记载了多起发生“环行鱼雷”的事件，每次潜艇都侥幸避开了返回的鱼雷，使鱼雷从潜艇底部或上方通过。声学环行鱼雷尤其危险，因为它可以循着潜艇电动机、水泵和发电机的声音追踪潜艇。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潜艇艇长通常在发射了一颗声学鱼雷后命令潜艇立即潜入水中。

艇长通常能够提前得知“环行鱼雷”的到来。鱼雷推进器每分钟几百转的速度会发出明显的高分贝旋转音，潜艇的报务员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如果鱼雷与潜艇的距离继续拉近，潜艇的全体艇员也可以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如果艇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它经常能够命令潜艇潜入水中或改变航道来避免被“环行鱼雷”击中。没有人知道记载上的65艘失踪潜艇有多少是被“环行鱼雷”击沉的。因为大多数“环行鱼雷”都毫无征兆可言，而且通常没有人能目击被“环行鱼雷”击中的场面。

在理想的情况下——海水平静，海底声音传播状况良好，发现时间早，报告及时——纽恩博格可能会有三十秒或更多的时间来对“环行鱼雷”做出反应。如果情况不理想，或报务员稍有迟疑（或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他的反应时间就会相应缩短。

鱼雷击中U869后不会立即爆炸。从鱼雷接触潜艇到引爆之间大概有一秒钟的延迟时间，因为潜艇头部的引信需要在碰撞后才能引爆炸药。这个碰撞声——潜艇艇员可以明确辨别出的声音——即使是发生在远距离的敌船上也清晰可辨。发生碰撞到引爆之前的这段时间足以使潜艇艇员们充分意识到他们被“环行鱼雷”击中这个事实。

大多数德国鱼雷携带的烈性炸药在620到780磅之间。根据潜艇伤痕来判断，“环行鱼雷”很可能击中了指挥塔的底部，这里正是潜艇的中心位置。位于控制室周围的人——包括纽恩博格和布兰特——肯定会立即被炸药炸成碎片。在相邻艇舱中的艇员也很可能被爆炸引发的剧烈震动推到机器设备上碰撞致死。爆炸的余震会在空气中向252英尺长的潜艇两端延伸，很可能将艇员们抛向天花板、墙壁或与其他艇员撞在一起。钢制的舱门可能被炸开了。离爆炸中心最远的艇舱也未能避免波及，剧烈的爆炸将通往柴油发动机舱的舱门以及艇首鱼雷舱内鱼雷装载管上的盖子全部炸飞。爆炸的威力也可能轻而易举地将潜艇顶部的舱门炸开——起先，查特顿和柯勒认为这个舱门是艇员们打开逃生用的。

潜艇内部完全暴露在海水面前，冰冷的海水猛地冲了进来。潜艇内部的空气被海水无情地代替了，这一切来得凶猛剧烈。潜艇内的尸体被冲撞到各种机器设备上。潜艇内的空气像台风一样涌出艇外，将尸体、机器、零件、衣物和工具都带出了潜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无力回天。尸体——有些甚至没有头或胳膊——也可能浮上了海面。

不到三十秒钟，潜艇内可能就会充满海水。一分钟以后，潜艇就沉到了海底。即便有人能在爆炸中存活下来，侥幸逃出潜艇浮上水面，他也不会有机会在冰冷的海水中活过一个小时。他们本来要袭击的敌船虽然就在不远以外，但是引擎的轰鸣声、海风和海浪拍打船舷声使他们根本听不到任何呼救的声音。

对U869和总部之间通讯问题的最好解释就是由于天气的原因，但是也不排除潜艇可能出现的无线电机械故障。虽然纽恩博格可能不想冒险被盟军的监听人员发现，但是潜艇接收总部的信号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既然在总部命令U869改道直布罗陀后，U869仍然继续前往纽约，这就说明纽恩博格从没有收到过总部的命令。

U857的命运——1945年4月在美国东部海岸被阻击的潜艇，查特顿和柯勒曾一度认为就是神秘潜艇——还是一个迷。它的失踪原因仍然没有确定。

“海港酒吧”——又名“恐怖酒吧”——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新泽西布里勒的停车场上、“探索者”号停靠的码头旁边，矗立在酒吧原址之上的是“沉船烧烤店”，专门为衣着整洁的客人提供龙虾浓汤、蜜烤鲑鱼和第戎龙虾酱。年纪稍大的潜水员们偶尔来这里吃饭时会发誓说，如果他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肯定还会听到比尔。莱格要金宾酒的声音。

莱格制造的、曾经发现神秘潜艇的“探索者”号还继续经营承租出海潜水的业务。它现在的船长是丹尼。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很少到U869去，他经常带船到“斯托尔特达加利”号和“阿尔格尔”号等一些受欢迎的沉船去潜水。“如果客户感兴趣的话，我会去的，”他说道，“但是现在很少有这样的潜水员了。”

还有几艘其他的潜水包租船，例如霍华德。克雷恩的“鹰巢”号和乔。特祖奥里的“约翰杰克”号，还在继续带领顾客到U869去潜水。自查特顿于1997年从潜艇上打捞出有潜艇标志的标签后，潜艇上就再也没有发现更有价值的物品。但查特顿和柯勒还是认为可能有机会在淤泥和碎片中找到艇长纽恩博格的日记。如果找到的日记完好无损的话，他们将会得到有关潜艇命运的第一手资料。

自查特顿和柯勒鉴别出U869的身份以来，沉船潜水的技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95％的深海沉船潜水员使用氦氮氧混合气，这种混合气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被认为是巫术。大约一半的沉船潜水员抛弃了以前使用的全开路式潜水装备——有几十年历史的气瓶和调节器的组合装备——而改用再呼吸器——一种小型的、电脑控制的装备，可以使呼出的空气过滤后重复使用。使用再呼吸器的潜水员不用携带多个气瓶来完成减压。但是这比传统的全开路式系统的可靠性低。据称世界上已经有十几个潜水员由于使用再呼吸器而丧命了。查特顿是第一批使用新技术的潜水员之一。而柯勒则始终忠于传统的全开路式装备。

1997年，就在鉴别出U869之后的一个月，查特顿和凯西正式离婚了。一年以后，查特顿作为精英探险队成员到希腊勘查了“泰坦尼克号”的姊妹船“不列颠尼克”号，当时他使用了再呼吸器。2000年他参加了由以色列“亚德瓦史姆大屠杀遇害者纪念馆”和“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组织的探险活动，到黑海勘查了“斯特鲁马”号，这是一艘超载的难民船，船上768名乘客——大部分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于1942年为逃避纳粹迫害在海中丧命。

2000年11月，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播放了“新星”系列节目“希特勒的失踪潜艇”，这是一个有关神秘潜艇的纪录片。这个节目成为“新星”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期节目。同一个月，查特顿被诊断出扁桃腺上癌细胞已经扩散，这很可能是越战时长时间暴露在橙剂危害下的结果。次年5月他又开始了沉船潜水。2001年9月11日，当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冲撞世贸大楼时，查特顿正在国际金融中心底部从事商业潜水工作，那里和双子大楼只有一街之隔。他和其他潜水员有惊无险地逃离了现场。

2002年1月，查特顿和交往了三年的女友卡拉。马德里加尔结了婚。他们选择在泰国举行婚礼并在那里度蜜月，然后搬到新泽西海岸的一所海滨房屋中安家。2002年9月，查特顿放弃了从事了20年的商业潜水员的职业，到新泽西尤宁城肯恩大学攻读历史学位并希望获得教师资格。毕业后，他打算在高中或大学从事历史教学。查特顿和柯勒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在斯科蒂共进晚餐。2003年5月，查特顿的癌细胞被清除了。2003年7月，他开始在历史频道主持沉船节目“深海探险”。柯勒也客串了其中的几期节目。

查特顿在证明了U869的身份之后就基本终结了和这艘潜艇的联系。他与柯勒不同，他并没有感到自己对艇员家人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也关心这些事情，”查特顿说道，“但是这些事一直都深藏在瑞奇心中。世界上除了瑞奇之外没有其他人更适合去完成这些事。”

在和查特顿一起证明了潜艇的身份后，柯勒第一个通知的人就是他的女友蒂娜。马科斯。她信任他，理解他内心对那些艇员和他们的家人所负有的责任，她也支持他对潜水的热爱。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不久她怀孕了。但是蒂娜还饱受前男友的纠缠，他一直请求蒂娜回到他的身边。1998年的一天，蒂娜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她的前男友突然出现在她门前用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击中蒂娜，然后将自己打死。警察到来后，发现屋内躺着两具尸体。就这样，不到片刻的功夫，柯勒的爱情和未来全部破灭了。

几年以来，瑞奇一直靠潜水来使自己忘却痛苦。1999年，他成为英美探险队队长之一，他们要鉴别出以前发现的沉在英吉利海峡的一战和二战的德国潜艇。在十二艘潜艇中，探险队鉴别了四艘沉船的身份。在那年的秋天，柯勒的玻璃公司又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分公司。他的儿子瑞奇和女儿尼基仍然和他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学校的优等生。

柯勒仍然对历史书充满了狂热，但是自从鉴别了U869的身份后，他读书的态度已经大有不同。“我的脑海中对一切事情都存有质疑，”柯勒说道，“对我来说，带着这样的想法研读历史更加有趣。”

自从和查特顿一起鉴别了潜艇的身份后，柯勒与U869的联系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从1997年，他就开始寻访艇员的家人并将他们亲人的消息告知他们。他得到了“孤狼影视公司”（策划“新星”系列特别节目的公司）的科克。沃尔芬格和拉什。得努耶的帮助，同时德国媒体巨头《明镜》周刊制作了一期关于U869和发现他们的沉船潜水员的电视纪录片，他们也对柯勒提供了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柯勒找到了当年U869上17岁的艇员奥托。布里休斯的同父异母妹妹巴巴拉。博霖。他还找到了马丁。霍伦博格的女儿。

博霖已经在马里兰州住了二十年。她和奥托是同一个父亲，从巴巴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她的父亲就经常用无比慈爱的声音对她说起奥托。一直以来，博霖都非常崇拜、非常热爱她从未谋面的哥哥。当柯勒到她家中拜访时，他惊奇地发现，她的儿子马克简直就是奥托的翻版，而奥托的“帝国海军”军装照片就挂在她屋里的墙上。博霖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她同意帮助柯勒联系其他艇员的家人。

但霍伦博格的女儿并不太愿意和柯勒交谈。U869失踪后，她的母亲又再婚了，她的继父对待她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出于对继父的尊重，她不愿与柯勒直接联系。通过一个中间人，她向潜水员们表达了谢意，并为他们提供了几张她父亲的照片。查特顿从书桌中取出那柄刀——这柄刀已经陪伴他七年了——小心翼翼地包好，然后开车来到邮局。一个星期以后，这柄小刀就属于霍伦博格的女儿了。

有一段时间，柯勒对无法联系到其他艇员家人倍感失望。他将精力放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上，他开始和卡莉。巴塞蒂约会。巴塞蒂是新泽西一家药品公司的经理，不久之后，她成了柯勒的妻子。柯勒是在随“探索者”号出海潜水的过程中认识巴塞蒂的。他不仅喜欢她对潜水的热爱，更喜欢她天生的冒险精神和传统的生活态度。2001年在《明镜》周刊的帮助下，他和很多艇员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他准备前往德国，因为他一直认为应该当面见见那些艇员的亲人。

在启程前往欧洲之前，柯勒租了一条船，带着博霖和她的家人来到潜艇沉没的地点。他在那里念了一篇自己写的悼词，然后潜入水中，将花圈和丝带放到U869上。2002年的新年，带着博霖作为翻译，柯勒踏上了汉堡的土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多年来的心愿了。

柯勒第一个拜访的是汉斯乔治。布兰特，大副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的弟弟。汉斯乔治已经71岁，是一名退休的审计员。他在儿子的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柯勒的到来，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很希望能够亲眼见到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西格的潜水员。柯勒敲响了门。汉斯乔治为他开了门，他穿着得体的褐色休闲裤、棕色的羊毛开衫，还打着一条领带。两个人彼此对视了很长时间。然后汉斯乔治走向前来握着柯勒的手，用他蹩脚的英语讲道：

“你能来让我非常感动。我对那些在潜艇上丧生的潜水员深表哀痛。欢迎你。”

一连六个小时，汉斯乔治一直在回忆他的哥哥西格，今天他对他哥哥的爱丝毫不逊于他十三岁时，当年西格带着他参观了潜艇，并指导他通过潜望镜观察外面的世界。每每谈及他的哥哥，汉斯乔治都感到无比的哀痛。到了傍晚，汉斯乔治再次感谢柯勒的来访，并亲自为他取下了外套。

“我给你带来一点东西，”柯勒说道。他打开手提箱。他从里面拿出最近刚从U869的电动机舱中找到的金属构件示意图。

“当年你和你哥哥参观潜艇时，很可能到过这个艇舱中。”柯勒说道。

汉斯乔治拿过示意图，看着上面的字迹和铁锈。好几分钟，他的目光都无法从上面移开。最后，他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示意图的边缘和布满锈迹的表面。

“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说道，“我会永远保存下去的。”

第二天一早，柯勒和博霖开车来到汉堡郊外几英里的地方，他们要拜访一个六十岁的外科医生。这个瘦高、英俊的老人将他们迎进屋中。他说他是朱根。纽恩博格，是U869艇长海尔姆斯。纽恩博格的儿子。

朱根几乎对他的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了，因为U869失踪时他只有三岁。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他母亲给他讲述的故事，她的故事中充满了对父亲的爱。他将这些故事与柯勒一起分享，而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细心地听着。朱根还不时拿出一些照片和日记。

“从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就认为父亲是在直布罗陀海域失踪的，”朱根说道，“当我得知潜水员在新泽西海岸找到那艘潜艇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但是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我很担心这会吓到我母亲。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对官方的记录深信不疑，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转变，我担心她会难以接受。因此，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她。她深爱着我的父亲。她一直没有再婚。”

柯勒问朱根他的父亲有没有兄弟姐妹。朱根说他的父亲有一个哥哥，弗雷德海尔姆。柯勒请他将弗雷德海尔姆的电话号码给他。朱根给了他一个旧号码。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朱根说道，“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

朱根和他的妻子感谢柯勒所做的一切并请柯勒回到新泽西时向查特顿转达谢意。当晚回到旅馆后，柯勒和博霖拨通了弗雷德海尔姆的电话。一个年老的妇人接了电话。博霖说自己是U869上一名艇员的妹妹。那个老妇人说，她想她的丈夫将很高兴接她的电话。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86岁的弗雷德海尔姆讲述了他对弟弟海尔姆斯的回忆。

“每当我闭上眼睛，我弟弟的样子就会浮现在面前，”弗雷德海尔姆说道，“我看着他履行他的职责。我想他一定预感到自己回不来了，但他完成了他的职责。”

第二天早晨，柯勒和博霖开车从汉堡来到柏林。当天晚上，他们和40岁的阿克塞尔。奈斯特勒博士会面。奈斯特勒是一家废品处理工程公司的老板，他拥有一个水资源科学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课题基本上是在北非完成的。业余时间，奈斯特勒出于个人爱好成了失踪潜艇再评定工作方面的权威。1994年，奈斯特勒首先想到要查阅一下截获的U869和总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内容。当时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U869就沉在直布罗陀海域，没有人想起来要查阅潜艇的无线电通讯。奈斯特勒将自己的发现写信告诉了英国国防部的罗伯特。考波克，之后，考波克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查特顿和柯勒。在谈话期间，柯勒吃惊地发现奈斯特勒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他对潜艇充满热情。他问奈斯特勒为什么不在大学当老师。

“潜艇是我的业余爱好，”他说道，“如果我靠它挣钱的话，它可能会变得很枯燥。正是解决这些事情时所需要使用的侦查方法真正吸引了我。一旦你发现历史出现错误，一旦你开始展开调查，你可能有幸更正它，那么你就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天，柯勒和博霖搭乘柏林地铁来到一个老妇人的雅致房屋中。在客厅中间的壁炉架上，放着她孩子的照片和一个英俊男青年的照片，上面的英俊男子像是从二战时期起就一直注视着岁月的流逝。这位妇人说自己是吉瑟拉。恩格曼。而照片上的男人是她的未婚夫，佛朗茨。内戴尔，U869的一名鱼雷手。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恩格曼一直在向柯勒讲述着她如何将希特勒的眼睛从照片中抠除，如何爬上灯柱向全柏林的人展示希特勒的照片，在告别聚会上，佛朗茨和其他艇员如何悲伤流泪，以及她至今仍认为一人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而她的真爱已经给了佛朗茨。

“我的两个丈夫都听说过佛朗茨，”她说道，“当我给我的孩子们讲起佛朗茨的事时，他们会捂起耳朵说道：”妈妈，这个故事你已经讲过一百五十次了‘。“

与布兰特一家一样，一直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恩格曼都对未婚夫的下落心存疑虑。1947年10月她接到了政府的通知，说U869艇员全体阵亡。

“我这一生中每天都在怀念着他，”她告诉柯勒，“自从我与他分别以来，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有了四个孩子，但我一直将这张照片放在我的卧室中，这样我就每天都能看到他了。”

在返回新泽西之前，柯勒还安排了另一次会面。他和博霖飞往慕尼黑，租了一辆汽车，向西开过几英里冰雪覆盖的农地，来到小镇梅宁根的郊外。按照指示，几分钟后，他到了小镇的中心，这里遍布蜿蜒的街道、百年老屋，教堂的塔尖直冲云霄。梅宁根，他想道，就像一幅画，就像当年塞格先生向他父亲描述的德国。

柯勒顺着狭窄的街道向前行驶，他来到一所十分古老的房子前。他按响了门铃。一分钟后，一个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老绅士打开了房门。他穿着蓝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雪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上去好像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他的拜访者。

“我是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老人说道，“我是U869上的报务员。欢迎到我家里来。”

他的家人都围坐在客厅中，古斯奇伍斯基讲述了他从潜艇上幸存下来的经过。

1944年11月一个温暖的早晨，离U869启程巡逻只剩下几天了，古斯奇伍斯基发现自己病了。出门呼吸新鲜空气时，他感到头晕脑胀，最后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旁边的人赶紧将他送到医院，他在医院住了三天仍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当他苏醒过来之后，医生告诉他，他感染了肺炎和胸膜炎。尽管U869出发在即，他不得不留在医院进行医治。这时医生告诉他有人来看他。

病房的门打开了。艇长纽恩博格出现在他面前，手里拿着巧克力、曲奇和鲜花，后面站着大副布兰特和轮机长凯斯勒，再后面是众多潜艇艇员。纽恩博格走近古斯奇伍斯基，他摸了摸古斯奇伍斯基的额头，拍了拍他的胳膊。

“你会好起来的，朋友，”纽恩博格说道。

布兰特向前走了一步，握住古斯奇伍斯基的手。

“快点好起来，朋友，”他说道，脸上的笑容与听完他讲的笑话后的笑容一模一样，“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凯斯勒也走上前来，霍伦博格和其他报务员也走了过来，他们的眼中都噙着泪水。他们都祝福古斯奇伍斯基快点好起来。

“道别的时间到了，”古斯奇伍斯基对柯勒说，“我有一种感觉，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当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像其他人一样，古斯奇伍斯基一直认为U869沉没在直布罗陀海岸。当他听说有潜水员在新泽西海域发现了U869时，他立即与《明镜》周刊取得了联系。正是通过《明镜》周刊，柯勒才知道了古斯奇伍斯基的消息。

柯勒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古斯奇伍斯基不停地讲关于纽恩博格、布兰特、凯斯勒以及其他U869上艇员的情况。他回忆了以前种种情景：在斯德丁发生的爆炸、和着纽恩博格的吉他声一起歌唱、不经意间调到了加莱电台、弗里茨。戴格偷火腿事件、他和霍伦博格之间的友谊。他详细讲述了布兰特的亲切友好和时时挂在脸上的笑容，年仅22岁的他却有勇气分担其他艇员的恐惧与担忧。他告诉柯勒他非常思念他的朋友们。

“看到潜艇躺在海底、身受重创的场面让我感到非常恐惧，”古斯奇伍斯基说道，“五十年来，我记忆中的潜艇一直都是崭新的、强大的，而我就是这个潜艇的一部分。现在看着电视和照片中我的同志们的尸骨……我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我很悲痛。”

“我信仰上帝，我也相信会有来生。如果来生能够再与我的朋友们重聚，能够再次见到他们，能够在和平的世界与他们相遇，再也没有战争，年轻的生命再也不会毫无理由地灭亡，那该多么美好。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与他们相见。”

第二天谈话结束后，柯勒和古斯奇伍斯基站起身来握手道别。柯勒搭乘的返回新泽西的飞机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起飞了，而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镇议会议员，古斯奇伍斯基那晚还要参加一次会议。两人都还有很多问题问对方。两人都答应会再次见面回答彼此一直萦绕心头的各种问题。

柯勒取外套的时候，古斯奇伍斯基提出一个请求。

“你能不能送我一件潜艇上的东西作纪念？”古斯奇伍斯基问道，“什么东西都行。只要是我能摸到的东西。”

“当然可以，”柯勒说道，“我回到家后，马上给你寄来。”他已经知道他要送什么东西了——一个从救生筏上取下来的六英寸长、五英尺宽的牌子，上面有这种设备的使用说明。

“这个东西对我意义非凡，”古斯奇伍斯基说道。他向柯勒挥手道别，然后关上了门。

柯勒走向汽车，他感到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减轻了。海底的艇员们都找回了自己的名字。艇员的家人们也都知道了他们亲人尸骨的所在地。

天气比柯勒刚刚到达这里时更冷了，他拿出车钥匙。古斯奇伍斯基突然打开房门，走了出来，他没有穿外套，他向柯勒走来，用双臂将他紧紧抱住。

“谢谢你对那些阵亡艇员们的关心，”古斯奇伍斯基说道，“谢谢你能来这里。”约翰。查特顿

查特顿从电动机舱中找到的备件箱。注意备件箱标签左上角的编号——这是最终鉴定沉船身份，解开二战历史之谜的编号。

马丁。霍伦博格瑞奇。柯勒瑞奇。柯勒

马丁。霍伦博格

在U869上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U869上的报务员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1944年1月26日，在潜艇正式服役仪式上纽恩博格（远处右侧）向军旗敬礼。

海尔姆斯。纽恩博格U869的艇长朱根。纽恩博格朱根。纽恩博格

纽恩博格利用假期带着两岁的儿子朱根乘帆船出海，并将刚出生的女儿抱在膝上玩耍。在U869的正式服役仪式前，他和哥哥弗雷德海尔姆谈了话。这次他没有提到对纳粹的厌恶，他只是看着弗雷德海尔姆的眼睛说：“我回不来了。”

瑞奇。柯勒

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U869大副瑞奇。柯勒

当布兰特的弟弟汉斯乔治问他们的母亲为什么看到照片要哭，她告诉他，这是西格坐着时的样子——这使她想起了他小的时候，即使现在西格已经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了，她还是能够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他孩提时代的影子。

吉瑟拉。恩格曼

佛朗茨。内戴尔，U869的鱼雷手。吉瑟拉。恩格曼

吉瑟拉。恩格曼，佛朗茨。内戴尔的未婚妻。瑞奇。柯勒

U869在海上进行训练。注意指挥塔上的奥运五环标志。这表示潜艇的艇长是从1936年海军班毕业的，那一年恰逢柏林举办奥运会。瑞奇。柯勒

瑞奇。柯勒和吉瑟拉。恩格曼，2002年1月在柏林。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1944年1月26日U869正式服役仪式之后全体艇员合影。三名军官站在最下面一排右侧，从右至左依次为：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海尔姆斯。纽恩博格、鲁德威格。凯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