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必这样的。”吴汇看着面前揭开的一溜打包盒，烧鸭双拼晶亮流油，鲫鱼萝卜汤浓香色白，饭菜香气在寒室中袅袅上升，让空气都暖了几分。郑源递过一双筷子去：“难得有机会请你吃一次饭，附近只能买到这个了，别嫌弃。”

“我哪有什么资格嫌弃。”吴汇掂起筷子，径直避过荤腥，挟了一点青菜配着饭嚼了起来，青筋在太阳穴凸出，随着咀嚼缓缓起伏，间或喉结滚动一下，脖颈上的皮肤一阵紧绷。他吃得艰难，郑源看得也难受，他把肉菜往对面推了推：“多吃点，都是你的。”

吴汇抱歉地笑笑：“好久不吃肉了，吃不下去。”

“……”郑源半天说不出话来。当记者这么多年，什么都见怪不怪，爱人相杀，手足相残，大部分时候他是隔着一点距离在观察，悲剧是鱼缸里的弱肉强食，隔着玻璃和水，连手指尖都打不湿。唯有吴汇，他靠得太近，防备太松，那些平常看不见的细节陡然放大，甚至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同样的伤痕。也许他真如汪士奇所说，有点斯德哥尔摩的倾向，但那不仅是同情，吴汇之于他也许更像一面镜子，他们在一些微妙的地方很像，而郑源在查清真相之余，更想通过这些微妙看清一点自己。

“你好久不来了。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吧，定罪了没有？”吴汇扒着饭，漫不经心得仿佛不是在谈论自己的死期。郑源支着腮冲他笑：“你是我见过最急于被定罪的嫌疑人。”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早死早超生。”吴汇仍然满不在乎：“我这样的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就用死亡成全别人？”

郑源说出这句，看到吴汇的眼角微微抽了一下，他心下了然，点了一根烟，等待对方先把面具重新戴好。“对不起，说好了今天不聊案子的。”他弹弹烟灰，把烟盒的开口转向吴汇，“来一根？”

“谢了，我不抽。”

“你这个……年纪，很少有不抽烟的。”郑源没说出口的是——阶级，底层蓝领，前途无望，香烟和劣质白酒是最好的麻醉剂。“讨厌吗？”

“倒也没有。”吴汇吃完了，慢慢收拾着快餐盒子：“有些人吸烟的样子很好看。我不行。”

郑源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

“有。怎么没有。”吴汇反驳的时候微微低了低头，郑源疑心他脸红了：“……总之我是不行的。”

所有的含混其辞里都有故事。郑源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忍心揭穿：“什么不行，你是没有狐朋狗友带坏，我第一支烟是小学六年级抽的。”带坏他的狐朋狗友，毫无疑问，只有姓汪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铁盒‘三个五’香烟，只有一根，划火柴的时候那手抖的，点到第三根才算真的点着。”

废楼墙根，阴天，心跳，硫黄，火，潮湿的过滤嘴，嘴唇和牙齿，拙劣的吮吸，呼出的第一口白雾是来自成人世界的提前预警——烟味发涩，刀一样的剌喉咙，少年郑源头昏脑涨，隐约听到汪士奇在一边吐着口水骂，他不懂这么苦而缥缈的东西怎么能卖得比糖还贵，只有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会明白，成为大人的重压，不是一点糖分就可以抵御得了的。

“你能有这样的朋友真好。”吴汇垂下眼睛，语气里透出羡慕。

“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有时候意识不到罢了。”郑源掐灭烟蒂，摩挲着食指上的茧痕：“你也有。”

吴汇一下子戒备地靠上椅背：“……你又知道了。”

“其实我不知道。”郑源自嘲地笑笑：“就当我给你瞎编个故事吧。我的故事。”

郑源的故事开始于2014年。

马航失踪，岁月号沉没，埃博拉爆发，ISIS扩张，同一年，一个在破旧城区的年轻人，我，也许是去上夜班，也许是完成了繁重的机械劳动准备回家躺倒，不管怎么样，那一天我没有按照自己的轨迹周而复始的运转，因为夜半幽暗的后巷，我撞见了另一个年轻人。

他穿着讲究的外套和鞋，却瘫倒在垃圾堆旁边，脚下是呕吐的痕迹。这一带环境很乱，黄赌毒俱全，我不知道对方是沾了哪一点，又或者已经死了，我知道的是这里的闲事不能乱管，所以我踮着脚，小心翼翼地想要从侧边绕过去。哪知道楼上突然吵吵嚷嚷的，醉汉的呓语伴随着急促的拍门声，紧跟着“哐啷”一响，有什么东西碎了，狗叫声此起彼伏，那人一动，受了惊扰似的转过脸来，我心里扑通一下：居然是他。

我认识他，他是……一个老相识。我们很多年未见了，他甚至不一定记得我。他明显已经神志不清，我踌躇了一下，直到巷口传来夜游的不良少年们大嗓门的笑闹声。我看到他手腕上金表的反光，衣兜里皮夹的一角，太清楚把他留在这里会是什么下场。

于是我带走了他，连同他的汗水，呓语，混沌的意识，沉重的身躯，通通安置到我那间狭窄的卧室的狭窄的单人床上。即使如此狼狈他还是香的，睫毛颤动，像一只飞蛾投下的暗影。我拿到了他的皮夹和金表，摘戒指的时候他的手忽然一动，抬起来划过我的太阳穴，脸颊，耳垂。“你啊……”他含糊地吐出两个字，复又陷入昏迷，我的手却停下了——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让我想到了从前。

我想，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他，哪怕我在他的手臂摸到了细密的针孔，哪怕他刚醒来就狠狠地揍了我。他疯了，他狂躁，呕吐，抽搐，在地上不停打着滚，高大的身躯弯折成一个扭曲的角度。我找到了黑市里的买卖人，他们说这是海洛因戒断反应，熬过最开始的72小时戒断高峰就好了。买卖人说他打进去的剂量足够弄死一匹马，同时意味深长地告诫我少掺和这些有钱人的私事。但那不是别人，那是他，我不能不管。

于是我从他们那里买了美沙酮，黑市价，贵得咋舌。国字头的治疗中心只要十块钱一剂，但我没办法让他冒那个险。我不知道他的来路，尿检，核查，身份证，样样都可能让他翻不了身。安慰剂效力有限，我只能把他锁住，他不闹了，手和脚都像断了似的绵软，忍受不住的时候就用头磕床头的铁栏杆，一下，又一下，血迹伴着空洞的回音。我怕他自杀，只能抱着他的头，一遍一遍叫他，跟他说：是我，是我啊，你看一看我，想起来了吗？他偶尔会有半刻清醒，含含糊糊地叫一声我的名字，那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所有的，最好的时光。

我以为我可以治好他，然而太难了。黑市里的人说过：“走板的还好说，用笔的死路一条。”走板是吸食，笔，就是注射器，海洛因已经汇入他的血脉，沉进他的骨血，蛀空他的灵魂。我问过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的表情变得颓然，他也许跟我说了理由，也许没有，但我知道，他是无辜的，毕竟他曾经是那么好的人，有人将这样的命运强加到了他的身上。

不管那个人是谁，我都要杀了他，或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