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地域不大，敌军不多，但是在通往和平道路上的困难远比北平还多。

为了执行和平协议，我华北军区和华北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着手做了许多工作。

6月13日，根据中央决定，为了适应绥远新的形势，将原来的蒙绥地区改名为绥远省，原中国共产党蒙绥区党委改名为绥远省委，高克林为省委书记；原绥蒙人民政府改名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即原来的晋绥八纵）和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省军区，姚哲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的办事处设于丰镇。

6月20日，我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建立中国共产党归绥工作委员会，以潘纪文为书记。工委会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党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通过各项具体工作，以达到对董其武的争取、教育、团结的目的。”这个工作委员会，在对外联络上，也就是根据《绥远和平协议》而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是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构。

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驻绥联络处，其下设粮食部、皮毛部、百货部，开展各种贸易业务。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进行有关的金融业务。

设立铁道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局西段办事处，以现驻集宁办事处为基础，接管白塔至包头段的铁路工作人员，开展平绥路的运输业务。

紧接着，中共绥远省委抽调40多名干部组建了驻归绥联络处，主任是潘纪文，副主任是鲁志浩。鲁志浩和潘纪文一样，也是我党过去派到傅作义部的工作人员，曾经任过傅作义部二一一旅（以后编为新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在傅作义方面，也在6月14日派出了以王克俊为首的20多人去归绥与董其武一道执行《绥远和平协议》。临走前，傅作义和王克俊作了详细研究。傅作义要王克俊特别注意两个人，明的是当时在包头的国民党西北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暗的是一一一军的军长刘万春。特别是刘万春，他虽然过去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任三十五军军长时，他任副军长。可是，1945年他任骑四师师长时，因为侵吞军饷、贩卖鸦片，被傅作义撤职查办，从此就与傅作义不和，他的一一一军已经和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无异。他本人又是回族，和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关系较深，他自以为可进可退，相当骄横。对于此人，傅作义给了王克俊两句话：“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于执行协议的干扰。”

果然，当王克俊等人还未到归绥，在归绥东郊就有刘万春等人在“迎候”。刘万春向王克俊索要《绥远和平协议》，并明确告诉王克俊：有“很多人”都不赞成这个协议，“他们”反对投降。所以，他要求王克俊“千万不能公布协议，不然会出乱子”。

虽然董其武对部下做了不少工作，王克俊也和各方面人士做了不少交流，《绥远和平协议》也在6月14日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正式作了宣布，董其武又改组了绥远《奋斗日报》的班子，在报上公开刊载了一些拥护共产党、支持和平协议的文章，但是仍然有很大困难。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我方派出的联络处不能在原来预定的时间即6月下旬进入归绥城。为什么？因为董其武原来害怕境内的部队向西逃走，就将他的战斗力最强的独立七师从归绥调到绥远西部的五原去了，归绥城中的主要兵力就是刘万春的一一一军和另一支也是倾向于国民党的骑兵整编第十二旅。而这时，身为归绥和包头两市警备司令的刘万春公然抵制我方的联络处进入归绥，声称如果董其武要让联络处入城，必须将联络处人员的枪支集中，交给他的人保管，联络处的人员不得出门，否则他的部队对联络处的安全不负任何责任。

为了不让事态进一步恶化，给董其武较多的时间，我方联络处决定推迟到7月14日入城。可是，就在这时归绥城中连续出事：主张走和平之路的绥远《奋斗日报》被暴徒砸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之类谣言满天飞，在归绥出现了很多谩骂共产党和反对和平的标语，包头还出现了少数特务分子组织的反共游行，队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的口号……在我方与董其武多次协商之后，我联络处人员才在7月11日和17日分两批进入了归绥城。

7月18日晚上，董其武为联络处人员入城举行宴会，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到了近30人，而军队代表竟然只有一人参加。

这时，蒋介石集团对绥远和平解放的破坏也日益加强。蒋介石先后三次派人到绥远活动。第一次是派原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人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二人到归绥，劝说董其武到南京面商一切，并说只有如此方能发给粮饷。第二次是派飞机来接董其武到广州出席各省主席会议。第三次是派曾经去北平劝说过傅作义的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陕坝，找董其武和孙兰峰长谈，并当场宣布了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绥远的所有军队均由第九兵团指挥。升官许愿的真实目的，一是要想取消董其武的兵权，制造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之间的矛盾；二是要求董其武和孙兰峰放弃绥远，将所有绥远的部队向西开进，转入宁夏、甘肃，共建西北反共基地（4月24日，我军解放太原；4月29日，解放大同；5月5日，解放安阳和新乡。至此，除绥远之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所以蒋介石决定放弃绥远，固守西北）。董其武表面上与徐永昌敷衍，但对于西撤一事，则坚决不理。孙兰峰虽然接受了九兵团司令的任命，但这完全是一个空架子，他也没敢去夺董其武的兵权。

反动派的疯狂活动在7月24日到达了高潮。这一天，我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和王保堂、光棣、陶俊等4人行经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口时，被3个特务拦住去路，强行搜身，受到我方的严厉斥责。由于大街上围观的群众很多，特务未敢轻举妄动。但这几个特务一直跟随到新城和旧城之间的慈善堂，和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十几个暴徒会合之后，向我方人员开枪并投掷手榴弹，王士鑫因受伤过重而牺牲，陶俊右腿负伤。

当我联络处其他同志赶到并将王士鑫和陶俊送到省立医院时，猖狂的特务分子竟然给医院打电话，不准医院医治。这就是当时震惊绥远的“七二四”事件。事后查明，这次事件的主谋就是刘万春部下的二五八师政工主任赵元德，行凶主犯是二五八师的连长、刘万春原来的马弁李锡庆。

“七二四”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从我党方面来讲，毛泽东就此事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

华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三项决定：（一）联络处多数同志撤回丰镇，留下三个同志在鲁志浩领导下坚持工作，坚决不撤出归绥；（二）对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三）实行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就董其武方面来讲，将我联络处搬到更安全一些的原来蒙古德王府内办公，派他的卫队担任警卫。这以后，我联络处的同志又陆续进入归绥，我绥远省委增派了工作人员到归绥，充分发动群众，用广大群众热爱和平的力量，逐渐将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