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已做好了打天津的准备，而且准备得相当充分。因为这一仗不仅是一个要解放天津的问题，而且要求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干脆利落，要打个样子给傅作义和北平的李文、石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瞧一瞧。

在对攻打天津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不仅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解放区的支前民工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天津的地下党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说华北军区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主要贡献是用力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进程的话，在华北军区城工部领导下的天津地下党的主要贡献则是为我军顺利打下天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纪念天津解放十周年的时候，刘亚楼这样说过：“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天津市的地下党组织由原来的两个系统（即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由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北系”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南系”）合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天津工作委员会，对外的名称，就叫迎接天津解放委员会，开始了迎接天津解放的各种工作。这里只介绍与攻打天津有关的两件大事。

上面曾经说过，陈长捷所以敢于与我军进行抵抗，主要的就在于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体系。我军既要迅速攻打天津，又要尽可能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对重要工业设施的破坏，就需要让我军指挥员在开战之前能掌握到作为敌人手中最高机密的天津城防详图。这一任务当然只能由地下党去完成，天津地下党组织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天津修建城防工程的总领导机构是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由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担任主任。在这个委员会之下，又有若干个专门委员会。

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是其中的工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工程段有个工程员叫麦璇琨，是1946年才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麦璇琨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八工程段的任务是负责该段工程的监工。地下党组织给麦璇琨的任务是要想法将整个天津的城防工程绘制成详图，要绘制这份图对于他所在的第八工程段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掌握其他工程段的情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麦璇琨利用工程处主任对他的信任，经常找各种机会到其他工程处去查看，利用各种可能收集有关图纸。到工程后期搞竣工测量时，再按比例将每一个工程段的工程绘成全图，特别是将各个碉堡的位置与内部结构以至武器配备，都尽可能详尽地反映出来。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将任务全部完成，将全图交给了所在组织的负责人王文源。王文源再交给开照相馆的地下党员康俊山，翻拍成照片，由地下交通员赵炎送交了华北军区城工部。

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诚，在天津市工务局任建筑科的公务员。这个科有一个工作任务是验收天津的城防公路，在工作中必须要参考整个天津的城防工事图。有一天，与张克诚同一间办公室的工程师未将官方绘制的城防工事图锁进保险柜，还放在书架上就外出了。张克诚立刻冒着危险将工程图偷回家中，用两个通宵描了下来，用蜡丸封好。然后藏在他的棉裤里，让他的妹妹转交给了地下党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再由黎智转交给了我军的八纵。这位事先并未得到上级党组织布置任务的地下党员，为我军提供了另一份完整的城防工事图。

还有一位地下党员是位女青年，名叫曾长宁，她的父亲曾延毅过去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还拜过把兄弟。曾延毅在国民党的西北军中当过副军长，这时已经脱离军界，在天津做寓公，但与国民党军政界的很多人物都有来往。有一天，国民党军塘沽防守司令崔亚雄到她家做客，曾长宁发现崔亚雄的皮包里正好放着塘沽地区的驻军分布和防守工事图。曾长宁立即偷偷复制了一份，通过另一位地下党员沙小泉送交到了上级党组织，再转交给了我军手中。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天津的后勤供应统由国民党的联勤总部在天津设立的华北联合后勤支部负责，这个后勤支部的主管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他的秘书李贻亮是一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进步人士，李贻亮的舅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通过李贻亮舅父对他的教育，李贻亮愿意为我党工作。李贻亮不仅为我军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在天津所有军火库和物资库的详细情况，还利用1948年底搞新年慰问劳军活动时要登记造册发放慰问品的机会，将这时全城驻军分布的最准确资料提供给了地下党组织。

正是由于有这些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攻打天津做了前期准备，使得我军在攻打天津战斗中得到了很大方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地下党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目标。”当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市民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话：“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其实，为解放军的炮弹安上“眼睛”的，正是天津地下党的一批英雄们。